八，議裁制。取藝文應載一切文辭，各歸本人本事，俱無可議。惟應載傳志行狀諸體，今俱刪去，仍取其文裁入列傳，則有難處者三焉；一則法所不應立傳，與傳所不應盡載者，當日碑銘傳述，或因文辭為重，不無濫收。二則志中列傳，方幅無多，而原傳或有洋洋大篇；全錄原文，則繁簡不倫；刪去事跡，則召怨取議。三則取用成文，綴入本考本傳，原屬文中援引之體，故可標作者姓名及“其辭曰”三字，以歸徵引之體。今若即取舊傳，裁為新傳，則一體連編，未便更著作者姓名。譬班史作《司馬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云爾”
一句，標清賓主。蓋史公《自序》，原非本傳，故得以此句識別之耳。若考武以前紀傳，全用《史記》成文者，更不識別；則以紀即此紀，傳即此傳，贊即此贊，其體更不容標司馬遷曰字樣也。今若遽同此例，則近來少見此種體裁，必有剿襲雷同之謗。此三端者，決無他法可處，惟有大書分注之例，可以兩全。蓋取彼舊傳，就今志義例，裁為新傳，而於法所應刪之事，未便遽刪者，亦與作為雙行小字，并作者姓氏，及刪潤之故，一體附注本文之下。庶幾舊志徵實之文，不盡刊落，而新志謹嚴之體，又不相妨矣。其原文不甚散漫，尚合謹嚴之例者，一仍其舊，以見本非好為更張也。
九，議標題。近行志乘，去取失倫，蕪陋不足觀采者，不特文無體要，即其標題，先已不得史法也。如采典故而作考，則天文、地理、禮儀、食貨數大端，本足以該一切細目。而今人每好分析，於是天文則分星野占候為兩志，於地理又分疆域山川為數篇，連編累牘，動分幾十門類。夫《史》、《漢》八書十志之例具在，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如訪人物而立傳，則名宦、鄉賢、儒林、卓行數端，本不足以該古今人類。而今人每好合并，於是得一逸才，不問其行業如何超卓，而先擬其有何色目可歸；得一全才，不問其學行如何兼至，而先擬其歸何門類為重；牴牾牽強，以類括之。夫歷史合傳獨傳之文具在，曷嘗必首標其色目哉？所以然者，良由典故證據諸文，不隸本考而隸藝文志，則事無原委，不得不散著焉，以藏其茍簡之羞。行狀碑版諸文，不隸本傳而隸藝文志，則人無全傳，不得不強合焉，以足其款目之數。故志體壞於標題不得史法，標題壞於藝文不合史例；而藝文不合史例之原，則又原於創修郡縣志時，誤仿名山圖志之廣載詩文也。夫志州縣與志名山不同。彼以形勝景物為主，描摩宛肖為工，崖顛之碑，壁陰之記，以及雷電鬼怪之跡，洞天符檢之文，與夫今古名流游覽登眺之作，收無孑遺，即徵奧博，蓋原無所用史法也。若夫州縣志乘，即當時一國之書，民人社稷，政教典故，所用甚廣，豈可與彼一例？而有明以來，相沿不改，故州縣志乘，雖有彼善於此，而卒鮮卓然獨斷，裁定史例，可垂法式者。今日尤當一破夙習，以還正史體裁者也。
十，議外編。廿一史中，紀表志傳四體而外，《晉書》有載記，《五代史》有附錄，《遼史》有《國語解》，至本朝纂修《明史》，亦於年表之外，又有圖式；所用雖各不同，要皆例以義起，期於無遺無濫者也。邑志猥并錯雜，使同稗野小說，固非正體；若遽以國史簡嚴之例處之，又非廣收以備約取之意。凡事屬瑣屑而不可或遺者，如一產三男，人壽百歲，神仙蹤跡，科第盛事，一切新奇可喜之傳，雖非史體所重，亦難遽議刊落；當於正傳之后，用雜著體，零星紀錄，或名外編，或名雜記，另成一體，使纖夥飣饾，先有門類可歸，正以釐清正載之體裁也。謠歌諺語，巷說街談，茍有可觀，皆用此律。
甲申冬杪，天門胡明府議修縣志，因作此篇，以附商榷。其論筆削義例大意，與舊《答甄秀才》前后兩書相出入。而此議前五條，則先事之事宜，有彼書所不及者。若彼書所條，此議亦不盡入，則此乃就事論事，而馀意推廣於纂修之外者，所未遑也。至論俗例拘牽之病，此較前書為暢；而藝文一志，反覆論之特詳。是又歷考俗例受病之原，皆不出此，故欲為是拔本塞源之論，而斷行新定義例，初非好為更張耳。閱者取二書而互考焉，從事編纂之中，庶幾小有裨補云。（自跋）○天門縣志藝文考序（藝文論附）嗚呼！藝文一考，非第志文之盛，且以慨其衰也。有志之士，負其胸中之奇，至於牴牾掎撅，不得已而見之於文，傷已！乃其所謂文者，往往竭數十年螢燈雪案，苦雨凄風，所與刻肝腎，耗心血，而鄭重以出者。曾不數世，而一觚拓落，存沒人間，冷露飄風，同歸於盡，可勝慨哉！幸而輶軒載筆，得以傳示來茲。然漢史所錄，《隋志》闕亡者若而人；《隋志》所錄，《唐書》殘逸者若干家；《崇文總目》，《中興書目》，《文淵閣目》，上下千年，大率稱是。豈造物忌才，精華欲秘歟？抑所撰述，精采不稱，不足傳久遠歟？而兩漢以下，百家叢脞，雅俗雜揉，猥鄙瑣屑之談，亦具有存者，則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景陵舊志》，藝文不載書目，故前人著作，未盡搜羅；而本傳附錄生平著書，今亦不少概見。
然則斯考所采，更閱三數十年，其散逸遺亡，視今又何如耶？此余之所以重為諸家惜也。今采摭諸家，勒為一考，厥類有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別有三：曰傳世，曰藏家，俱分隸四部；曰亡逸，別自為類，附篇末。
論曰：近志藝文，一變古法，類萃詩文，而不載書目，非無意也。文章匯次甲乙成編，其有裨於史事者，事以旁證而易詳，文以兼收而大備。故昭明以后，唐有《文苑》，宋有《文鑒》，元有《文類》，括代總選，雅俗互陳，凡以輔正史，廣見聞，昭文章也。第十五《國風》，十二《國語》，固宜各有成書，理無可雜。近世多仿《國語》而修邑志，不聞仿《國風》而匯輯一邑詩文，以為專集；此其所以愛不忍刪，牽率牴牾，一變藝文成法歟。夫史體尚謹嚴，選事貴博采。
以此詩文攔入志乘，已覺繁多，而以選例推之，則又方嫌其少。然則二者自宜各為成書，交相裨佐明矣。至著作部目，所關至鉅，未宜輕議刊置。故今一用古法，以歸史裁。其文之尤不忍刪者，暫隸附錄。茍踵事增華，更匯成書，以裨志之不逮，嗚呼！庶有聞風而嗣輯者歟？
○天門縣志五行考序
堯水湯旱，圣世不能無災。回星反火，外物豈能為異？然而石鹢必書，螟蝗謹志者，將以修人事，答天變也。自《援神》、《鉤命》，符讖荒唐，遂失謹嚴。
而班、范所錄，一準劉向《洪范》之傳，連類比附，證合人事，雖存警戒，未始無附會矣。夫天人之際，圣人謹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災祥，雜出不一；圣人第謹書之，而不與斤斤規合，若者應何事，若者應何人。非不能也，蓋徵應常變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牽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災變之不足畏，毋乃欲謹而反怠歟？草木變異，蟲獸禍孽，史家悉隸五類，列按五事。余以為祥異固有為而作，亦有不必盡然，難以附合者。故據事直書，不分門類，不注徵應，一以年月為次。人事有相關者，雜見他篇，可自得焉。
○天門縣志學校考序
闕里備家乘矣，成均輯故事矣。膠庠泮水，寰宇同風，曷事連編采摭，更為專考？抑自兩漢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學校有興無廢。披水筑宮，拂虡拭履，有事則於中講明而施行之；無事則父老子弟，於以觀游自淑，而禮法刑政，民彝物則，胥出於是焉。則學校固與吏治相為表里者也。典型具在，墜緒茫然，撫鐘鼓而想音徽，可以蹶然興矣。
○與石首王明府論志例
志為史裁，全書自有體例。志中文字，俱關史法，則全書中之命辭措字，亦必有規矩準繩，不可忽也。體例本無一定，但取全書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意見異同，輕為改易。即原定八門大綱，中分數十子目，略施調劑，亦足自成一家，為目錄以就正矣。惟是記傳敘述之人，皆出史學。史學不講，而記傳敘述之文，全無法度。以至方志家言，習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馴，抑亦有害事理。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則文不雅也，倍則害於事也。文士囿於習氣，各矜所尚，爭強於無形之平奇濃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異，何可爭，亦何必爭哉？惟法度義例，不知斟酌，不惟辭不雅馴，難以行遠；抑且害於事理，失其所以為言。今既隨文改正，附商榷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約舉數端，以為梗概。則不惟志例潔清，即推而及於記傳敘述之文，亦無不可以明白峻潔，切實有用，不致虛文害實事矣。
如《石首縣志》，舉文動稱石邑，害於事也。地名兩字，摘取一字，則同一字者，何所分別？即如石首言石，則古之縣名，漢有石成，齊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巖，今四川有石柱廳，云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樓縣，江南有石埭縣，江西、廣東又俱有石城縣，后之觀者，何由而知為今石首也？至以縣稱邑，亦習而不察其實，不可訓也。邑者城堡之通稱，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稱邑。
《詩》稱京邑，春秋諸國通好，自稱敝邑，豈專為今縣名乎？小而鄉村筑堡，十家之聚，皆可稱邑，亦豈為縣治邪？
至稱今知縣為知某縣事，亦非實也。宋以京朝官知外縣事，體視縣令為尊，結銜猶帶京秩，故曰某官知某縣事耳。今若襲用其稱，后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
若邑侯、邑大夫，則治下尊之之辭；施於辭章則可，用以敘事，鄙且倍矣。邑宰則春秋之官，雖漢人施於碑刻，畢竟不可為訓。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濫用以疑后人也。官稱不用制度而多文語，大有害於事理。曾記有稱人先世為司馬公者，適欲考其先世，為之迷悶數日，不得其解。蓋流俗好用文語，以《周官》司馬，名今之兵部；然尚書侍郎與其屬官，皆可通名司馬，已難分矣。又府同知，俗稱亦為司馬，州同亦有州司馬之稱。自兵部尚書以至州同，其官相懸絕矣。司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為何官，況后世乎？以古成均稱今之國子監生，以古庠序稱今之廩增附生。明經本與進士分科，而今為貢生通號，然恩、拔、副、歲、優、功、廩、增、附、例十等，分別則不可知矣。通顯貴官，則謚率恭文懿敏；文人學子，號多峰巖溪泉。謚則稱公，號則先生處士，或如上壽祝辭，或似薦亡告牒，其體不知從何而來。項籍曰：“書足以記姓名。”今讀其書，見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豈可為史家書事法歟？
又如雙名止稱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臺柳稱卿，則語不完，而荀卿、虞卿，皆可通用。安重榮稱榮，則語不完，而桓榮、寇榮，皆可通用。至去疾稱疾，無忌稱忌，不害稱害，且與命名之意相反，豈尚得謂其人歟？婦女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左》、《史》以來，未有改者。今志家乃去姓而稱氏，甚至稱為該氏，則於義為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為節烈婦女撰文，往往不稱姓氏，而即以節婦烈女稱之，尤害理也。婦人守節，比於男子抒忠；使為逢、比諸公撰傳，不稱逢、比之名，而稱忠臣云云，有是理乎？經生之為時藝，首用二語破題。破題例不書名，先師則稱圣人，弟子則稱賢者，顏、曾、孟子則稱大賢；蓋仿律賦發端，先虛后實，試帖之制度然爾。今用其法以稱節孝，真所謂習焉不察者也。
柳子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為潔，選辭欲其純而不雜也。古人讀《易》如無《書》，不雜之謂也。同為經典，同為圣人之言，倘以龍血鬼車之象，而參粵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魚旐之夢，而系春王正月之次；則圣人之業荒，而六經之文且不潔矣。今為節婦著傳，不敘節婦行事，往往稱為矢志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柏舟者，以柏木為舟耳。詩人讬以起興，非柏舟遂為貞節之實事也。《關雎》可以興淑女，而雎鳩不可遂指為淑女；《鹿鳴》可以興嘉賓，而鳴鹿豈可遂指為嘉賓？理甚曉然。奈何紀事之文，雜入詩賦藻飾之綺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則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書有體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荀徇俗而無傷於理，不害於事，雖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隨時變通之義，今亦不盡執矣。
○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與戴東原相遇於寧波道署，馮君弼方官寧紹臺兵備道也。戴君經術淹貫，名久著於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聞余言史事，輒盛氣凌之。
見余《和州志例》，乃曰：“此於體例，則甚古雅，然修志不貴古雅。余撰《汾州》諸志，皆從世俗，絕不異人，亦無一定義例，惟所便爾。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余曰：“余於體例，求其是爾，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云但須從俗，則世俗人皆可為之，又何須擇人而后與哉？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
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為集眾啟館，斂費以數千金，卑辭厚幣，邀君遠赴，曠日持久，成書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測所能為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后人猶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夫圖事之要，莫若取后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則如余所見，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戴他顧而語人曰：“沿革茍誤，是通部之書皆誤矣。名為此府若州之志，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謂沿革誤，而通部之書皆誤者，亦止能誤入載籍可稽之古事爾。古事誤入，亦可憑古書而正之，事與沿革等耳。
至若三數百年之內，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與夫口耳流傳，未能必后人之不湮沒者。以及興舉利弊，切於一方之實用者，則皆覈實可稽，斷無誤於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
馮君曰：“方志統合古今，乃為完書，豈僅為三數百年以內設邪？”余曰：“史部之書，詳近略遠，諸家類然，不獨在方志也。《太史公書》詳於漢制，其述虞、夏、商、周，顯與六藝背者，亦頗有之。然六藝具在，人可憑而正史遷之失，則遷書雖誤，猶無傷也。秦楚之際，下逮天漢，百馀年間，人將一惟遷書是憑；遷於此而不詳，后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志者，必欲統合今古，蓋為前人之修是志，率多猥陋，無所取裁，不得已而發凡起例，如創造爾。如前志無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志有闕，但當補其所無。夫方志之修，遠者不過百年，近者不過三數十年。今遠期於三數百年，以其事雖遞修，而義同創造，特寬為之計爾。若果前志可取，正不必盡方志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馮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徑去。明日示余《汾州府志》曰：“余於沿革之外，非無別裁卓見者也。舊志人物門類，乃首名僧，余欲刪之，而所載實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
然僧豈可以為人？他志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古跡，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跡，庸史不解此創例也。”余曰：“古跡非志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為專門，古跡而立專門，乃統志類纂名目，陋儒襲之，入於方志，非通裁也。如云僧不可以為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何物邪？筆削之例至嚴，極於《春秋》。其所誅貶，極於亂臣賊子。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不聞不以為人，而書法異於圓首方足之倫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於奸臣叛賊，猶與忠良并列於傳，不聞不以為人，而附於地理志也。削僧事而不載，不過俚儒之見耳。以古跡為名僧之留轍，而不以人物為名，則《會稽志》禹穴，而人物無禹；《偃師志》湯墓，而人物無湯；《曲阜志》孔林，而人物無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與禹、湯、孔子同其尊歟？無其識而強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猶免於怪妄也。”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
承示志稿，體裁簡貴，法律森嚴，而殷殷辱賜下詢，惟恐有辜盛意，則僅就鄙衷所見，約舉一二，以備采菲，然亦未必是也。蓋方志之弊久矣，流俗猥濫之書，固可不論；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則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書，學人之書，辭人之書，說家之書，史家之書；惟史家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與纂輯之史，途徑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還，絕不多見。而纂輯之史，則以博雅為事，以一字必有按據為歸，錯綜排比，整煉而有剪裁，斯為美也。
今來稿大抵仿朱氏《舊聞》，所謂纂輯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畫一其體。
前周書昌與李南澗合修《歷城縣志》，無一字不著來歷。其古書舊志有明文者，固注原書名目，即新收之事，無書可注，如取於案牘，則注某房案卷字樣；如取投送傳狀，則注家傳呈狀字樣；其有得於口述者，則注某人口述字樣；此明全書并無自己一語之徵，乃真仿《舊聞》而畫一矣。志中或注新增二字，或不加注，似非義例。
又世紀遺漏過多，於本地沿革之見於史志者，尚未采備，其馀亦似少頭緒；此門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學校，錄及樂章及先賢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頒於令典，本不須載；今載之，又不注出於《會典》，而注出於舊志，亦似失其本原。又詩文入志，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別為文徵。今仿《舊聞》之例，載於本門之下，則亦宜畫一其例。按《舊聞》無論詩文，概為低格分載。今但於山川門中，全篇錄詩，而諸門有應入傳志記敘之文，多刪節而不列正文，恐簡要雖得，而未能包舉也。
又表之為體，縱橫經緯，所以爽豁眉目，省約篇章，義至善也。今職官選舉，仍散著如花名簿，名雖為表，而實非表。戶籍之表善矣，然注圖甲姓氏可也；今有注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
藝文之例，經史子集，無不當收。其著書之人，不盡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傳而入藝文，謂仿《書錄解題》。其實劉向《七略別錄》，未嘗不表其人，略同傳體。然班氏撰入《漢·藝文志》，則各自為傳，而於《藝文》目下，但注有傳二字，乃為得體。今又不免反客而為主矣。
以上諸條，極知瞽蒙之見，無當采擇。且不自揣，而為出位之謀，是以瑣屑不敢瀆陳；然既承詢及，不敢不舉其大略也。
○覆崔荊州書
前月過從，正在公事旁午之際，荷蒙賜贐贈舟，深切不安。措大眼孔，不達官場緩急情事，屢書冒瀆，抱慚無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志稿，解纜匆忙，未及開視，曾拜書，俟旋省申覆；舟中無事，亦粗一過目，則嘆執事明鑒，非他人可及。前在省相見，送志稿時，執事留日無多，即云：“志頗精當；內有訛錯，亦易改正。”數語即為定評。
今諸縉紳，磨勘月馀，簽摘如麻，甚至屢加詆詰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抱慚無地！然究竟推敲，不過職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顛倒錯落；文徵碑記一卷，時代不按先后，誠然牴牾。然校書如仇，議禮成訟，辦書之有簽商往復，亦事理之常。否則古人不必立校讎之學；今人修書，亦不必列校訂參閱之銜名矣。況職官、科目二表，實有辦理錯誤之處；亦有開送冊籍，本不完全之處。文徵則因先已成卷，后有續收，以致時代有差。雖曰舛誤，亦不盡無因也。而諸紳指摘之外，嚴加詆訶，如塾師之於孺子，官長之於胥吏，則亦過矣。況文理果系明通，指摘果無差失，鄙人何難以嚴師奉之。今開卷第一條，則凡例原文云“方志為國史要刪”，語本明白。要刪，猶云刪要以備用爾。語出《史記》，初非深僻。而簽改為要典，則是國史反藉方志為重，事理失實，而語亦費解矣。文徵《二圣祠記》，上云“立化像前”，下云“食頃復活”。化即死也，故字書死字從化字之半。其文亦自明白。今簽立化句云“有誤，否則下文復活無根。”由此觀之，其人文理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訶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至職官、科目之表，舛誤自應改正。然職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既以所屬七縣畫分七格，再取每屬之職官科目，逐一分格，則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注於人名之下。此法本於《漢書·百官表》，以三十四官，并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內各注名目，最為執簡馭繁之良法。今簽指云：“混合一表，眉目不清。”又文徵以各體文字分編，通部一例，偶因碑記編次舛誤，自應簽駁改正可也。今簽忽云：“學校之記當前，署廨列后，寺觀再次於后。”則一體之中，又須分類；分類未為不可，然表奏、序論、詩賦諸體，又不分類，亦不簽改，則一書之例，自相矛盾。由此觀之，其人於書之體例，原不諳習，但知信口詈罵，不知交際有禮義也。其馀摘所非摘、駁所非駁之處甚多，姑舉一二以概其馀。則諸紳見教之簽，容有不可盡信者矣。
《荊志》風俗，襲用舊文，以謂士敦廉讓。今觀此書簽議，出於諸紳，則於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虛實，而於體例又不知款目前后編次，一味橫肆斥罵，殆於庸妄之尤，難以語文風士習矣。因思執事數日之間，評定志稿得失，較諸紳匯集多日，紛指如麻，為遠勝之，無任欽佩之至。但此時執事無暇及此，而鄙人又逼歸期，俟明歲如簽聲覆，以聽進止可耳。
○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志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鄉知縣移劇大名。大名自并魏移治府城，號稱畿南沖要；而縣志尚未裒合成書，文獻之徵，闕焉未備。余有志蒐羅，下車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與鄉縉紳討論商榷，采取兩縣舊志，參互考訂，益以后所見聞，匯輯為編；得圖說二篇，表二篇，志七篇，傳五篇，凡一十六篇，而敘例目錄之列於卷首，雜采綴記之附於卷末者，不與焉。五十年春正月，書成。會余遷河間府同知，尋以罣誤免官，羈跡舊治。而繼為政者，休寧吳君，自隆平移治茲縣。吳君故嘗以循良名聲三輔，而大雅擅文，所學具有原本。及余相得，莫逆於心。因以志稿屬君訂定，而付之梓人。爰述所以為志之由，而質之吳君。
曰：往在肥鄉官舍，同年友會稽章君學誠，與余論修志事。章君所言，與今之修志者異。余徵其說，章君曰：“郡縣志乘，即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而近代修志諸家，誤仿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謂若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是一國之史，無所不載，乃可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國寶書，是其義矣。若夫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按天官司會所掌書契版圖，注：版謂戶籍，圖謂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即后世圖經所由仿也。是方志之與圖經，其體截然不同；而后人不辨其類，蓋已久矣。”余曰：“圖經於今，猶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圖經，今不可見。
間有經存圖亡，如《吳郡圖經》《高麗圖經》之類；又約略見於群書之所稱引，如水經地志之類，不能得其全也。今之圖經，則州縣輿圖，與六條憲綱之冊，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統志》書，其總匯也。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書，本無文理，學者所不屑道。統匯之書，則固地理專門，而人物流寓，形勝土產，古跡祠廟諸名目，則因地理而類撮之，取供文學詞章之所采用，而非所以為書之本意也。
故形勝必用駢儷，人物節取要略，古跡流連景物，祠廟亦載游觀，此則地理中之類纂，而不為一方文獻之徵，甚皎然也。”
余曰：“然則統志之例，非與？閻氏若璩以謂統志之書，不當載人物者，其言洵足法與？”章君曰：“統志創於元明，其體本於唐宋，質文損益，具有所受，不可以為非也。《元和郡縣》之志，篇首各冠以圖，圖后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經緯之外，無旁綴焉；此圖經之本質也。《太平寰宇》之記，則入人物藝文，所謂踵事而增華也。《嘉熙方輿勝覽》，侈陳名勝古跡，游覽辭賦，則逐流而靡矣。
《統志》之例，補《寰宇》之剩義，刪名勝之支辭，折衷前人，有所依據，閻氏從而議之過矣。然而其體自有輕重，不可守其類纂名目，以備一方文獻之全，甚曉然也。”余曰：“古之方志，義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與后代割據之雄，大抵國自為制，其體固不侔矣。郡縣之世，則漢人所為《汝南先賢》、《襄陽耆舊》、《關東風俗》諸傳說，固已偏而不備，且流傳亦非其本書矣。今可見者，宋志十有馀家，雖不能無得失，而當時圖經纂類名目未盛，則史氏家法猶存。未若今之直以纂類子目，取為全志，儼如天經地義之不可易也。”余曰：“宋志十有馀家，得失安在？”章君曰：“范氏之《吳郡志》，羅氏之《新安志》，其尤善也。《羅志》蕪而不精，《范志》短而不詳，其所蔽也。《羅志》意存著述，《范志》筆具翦裁，其所長也。后人得著述之意者鮮矣。知翦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郁而不暢，其所識解，不出文人習氣，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氏《武功》之志，韓氏《朝邑》之志，其顯者也。何為文人習氣？蓋仿韓退之《畫記》而敘山川物產，不知八書十志之體，不可廢也。仿柳子厚《先友記》而志人物，不知七十列傳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猶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無論矣。”
余曰：“如君所言，修志如何而后可？”章君曰：“志者，志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讬於著作，則不能以傳世而行遠也。文案簿籍，非不詳明，特難乎其久也。是以貴專家焉。
專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傳也。其可以言傳者，則規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當奈何？”曰：“知方志非地理專書，則山川都里坊表名勝，皆當匯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賓主之義也。知方志為國史取裁，則人物當詳於史傳，而不可節錄大略；藝文當詳載書目，而不可類選詩文也。知方志為史部要刪，則胥吏案牘，文士綺言，皆無所用，而體裁當規史法也。此則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譜，州縣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然家譜有徵，則縣志取焉。縣志有徵，則國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蓋有取於家譜者矣。未聞取於縣志。則荒略無稽，薦紳先生所難言也。然其故，實始於誤仿圖經纂類之名目，此則不可不明辨也。”
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盡也。然於志事，實不敢掉以輕心焉。二圖包括地理，不敢流連名勝，侈景物也。七志分別綱目，不敢以附麗失倫，致散渙也。二表辨析經緯，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蕪穢也。五傳詳具事實，不敢節略文飾，失徵信也。鄉薦紳不余河漢，勤勤討論，勒為斯志，庶幾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謂誤於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志，而欲附於著作專家，則余謝不敏矣。
○為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常德為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戰國楚黔中地，秦楚爭衡，必得黔中以為橐鑰；所謂旁攝溪蠻，南通嶺嶠，從此利盡南海者也。后漢嘗移荊州治此，蓋外控諸蠻，則州部之內，千里晏然。隋唐以來，益為全楚關鍵。五季馬氏既并朗州，而后屹然雄視，諸鎮莫敢與抗矣。蓋北屏荊渚，南臨長沙，遠作滇、黔門戶，實為控要之區，不其然歟？我朝奕世承平，蠻夷率服，大湖南北，皆為腹地。
康熙二十二年，滿州將軍駐防荊州，遂移提督軍門，彈壓常德。后雖分湖南北為兩部院，而營制聯絡兩部，呼吸相通，故節制之任，仍統於一。
余承乏兩湖，嘗按部常德，覽其山川形勢，慨想秦漢通道以來，治亂機緘，割制利弊，與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爰進守土長吏，講求而切磋究之。知府三原李君大{雨隆}，悃愊吏也。六條之察，次第既略具矣。府志輯於康熙九年，故冊荒陋，不可究詰；百馀年之文獻，又邈焉無徵；於是請事重修。余謂此能知其大也。雖然，方志遍寰宇矣，賢長吏知政事有恒，而載筆之士，不知辭尚體要，猥蕪雜濫，無譏焉耳。即有矯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於辭采，學士侈其蒐羅，而於事之關於經濟，文之出於史裁，則未之議也。
會稽章典籍學誠，游於余門。數為余言史事，黎然有當於余心。余嘉李君之意，因屬典籍，為之撰次，閱一載而告成。凡書二十四篇；為紀者二，編年以綜一郡之大事；為考者十，分類以識今古之典章；為表者四，年經事緯，以著封建、職官、選舉、人物之名姓；為略者一，為傳者七，采輯傳記，參合見聞，以識名宦、鄉賢、忠孝、節義之行事。綱舉而目斯張，體立而用可達。俗志附會古跡，題詠八景，無實靡文，概從刪略。其有記序文字，歌詠篇什，足以考證事實，潤色風雅，志家例錄為藝文者；今以藝文專載書目，詩文不可混於史裁，別撰《文徵》七卷，自為一書，與志相輔而行。其搜剔之馀，畸言脞說，無當經綸，而有資談助者，更為《叢談》一卷。皆不入於志篇。凡此區分類別，所以辨明識職，歸於體要。於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
夫志不特表章文獻，亦以輔政教也。披覽輿圖，則善德、桃源之為山鎮，漸、潛、滄浪之為川澤，悠然想見古人清風，可以興起末俗。爰求前跡，有若馬伏波、應司隸之流，制苗蠻於漢世；李習之、溫簡輿其人，興水利於唐時；因地制宜，隨時應變，皆文武長吏前事之師。考古即以徵今，而平日討論，不可以不豫也。
蓋政之有恒與辭之體要，本非兩事，昧於治者不察也。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務也，而推明大旨，以為求治理者法焉。
○為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志序
荊州富於《禹貢》、《職方》，雄據於三國六朝五季，而沖要巖劇於前明。
蓋至今所領僅七城，而於湖北部內十一府州，猶為重望云。三代畫州，荊域袤延且數千里，無可言也。漢分南郡，荊州所部。蒯越說劉表曰：“荊州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諸葛忠武說昭烈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六朝爭劇於蕭梁，五季稱雄於高氏，一時獻奇借箸，騰說雖多，大約不出蒯、葛數語。然是時荊州，實兼武陵、桂陽諸郡，幅員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興路為荊州府，則今荊州境矣。彼時王國所封，蔚為都會。我朝因明舊治，初以總兵官鎮守其地，旋改滿營，設將軍都統以下如制。
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縣與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兩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遠安隸荊門州。於是荊州所部，止於七縣。然而形勢猶最諸府，則江陵固兼南北之沖，而東延西控，聯絡故自若也。至於時事異宜，則滿漢分城，民兵不擾；漕兌互抵，轉餉無勞，亦既因時而立制矣。惟大江東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筑，視昔為重。乾隆戊甲大水灌城，軍民被淹，城治傾圮。天子南顧疇咨，特命重臣，持節臨蒞，發帑二百萬金，鉅工大役，次第興舉。余於是時，奉命來督兩湖，夙夜惴惕，惟恐思慮有所未周，無以仰答詔旨。咨於群公，詢於寮寀，群策材力，幸無隕越。而億兆生靈，皆蒙愷澤，而出於昏墊，則荊州雖故而若新也。
逾年，民氣漸蘇，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陰張君方理，始欲整齊掌故，為后持循；旋以事去。繼其任者，永濟崔君龍見，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志。崔君以名進士起家，學優而仕，其於斯志，蓋斤斤乎不茍作也。且《荊志》著於古者，倍他州郡，盛弘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懔有《荊楚歲時記》，梁元帝有《荊南志》，又有《丹陽尹傳》，書雖不存，部目可考，遺文逸句，猶時見於群書所稱引也。前明所修《荊州府志》，僅見著錄而無其籍。康熙年間，胡在恪所修，號稱佳本，而世亦鮮見。今存葉仰高志，自云多仍胡氏舊文，體例謹嚴，纂輯必注所出，則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於斯志，則一秉史裁，詳贍博雅之中，運以獨斷別裁之義。首紀以具編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諸考，人物詳於列傳，亦既綱舉而目張矣。又以史志之書，記事為主。藝文仍著錄之篇，而近代志家，猥選詩文雜體；其有矯而正者，則又裁節詩文，分類隸於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別。今師史例以輯府志，更仿選例以輯文徵。自云：志師八家《國語》，文徵師十五《國風》，各自為書，乃得相輔而不相亂。又采輯之馀，瑣事畸言，取則失裁，棄則可惜；近人編為志馀，亦非史法。今乃別為《叢談》一書，鉅細兼收，而有條不紊，蓋近日志家所罕見也。昔羅愿撰《新安志》，自謂儒者之書，不同鈔撮簿記。今崔君所輯，本源深遠，視羅氏雅裁，有過之而無不及已。會湖北有《通志》之役，聘會稽章典籍學誠，論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識，與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屢質於典籍，往復商榷，時亦取衷於余。余故備悉其始末，而敘於卷端。
○為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志序
石首為荊州望縣，兩漢本華容地，晉平吳，分華容置縣，因山以石首名。趙宋改治調弘，易名建寧。尋遷繡林山左，復名石首。元大德中，又遷楚望山下。
歷明至今，文物聲名，為荊部稱盛。縣志不修，近六十年。舊志疏脫，詮次無法，又闕數十年之事實。知縣玉田王君維屏，因余撰輯通志，檄徵州縣之書，乃論次其縣事，犁剔八門，合首尾為書十篇，以副所徵，且請余為之序。
余披覽其書，而知王君之可與論治也。夫為政必先綱紀，治書必明體要。近日為州縣志者，或胥吏案牘，蕪穢失裁；或景物題詠，浮華無實；而求其名義所歸，政教所重，則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志者，言也。天下蓋有言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聞言之尚無條貫，而其事轉能秩然得敘者也。今王君是志，凡目數十，括以八門，若網在綱，有條不紊。首曰編年，存史法也。
志者史所取裁，史以記事，非編年弗為綱也。次曰方輿，考地理也。縣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跡，以類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次曰建置，人功修也。城池廨署，以至壇廟，依次附焉。次曰民政，法度立也。戶田賦役之隸於司徒，郵驛兵防之隸於司馬，皆《洪范》八政之經也。次曰秩官，昭典守也。長佐師儒，政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爰斯傳矣。次曰選舉，辟才俊也。論秀書升，《王制》之大，興賢與能，《周官》是詳；勒邦乘者，所不容略也。次曰人物，次曰藝文，一以徵文，一以考獻，皆搜羅放失，謹備遺忘，尤為乘時之要務也。人物必徵實事，而不以標榜為虛名；藝文謹著部目，而不以詩文充篇幅。蓋人物為馬《史》列傳之遺，藝文為班劉著錄之例，事必師古，而后可以法當世也。部分為八，亦既綱舉而目張矣。至於序例圖考，冠於篇首，馀文剩說，綴於簡末，別為篇次，不入八門。殆如九夫畫井，八陣行軍，經緯燦然，體用具備。乃知方志為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風流文采，為長吏飾儒雅之名也。
且石首置縣以來，凡三徙矣。今縣治形勢，實為不易，四顧平衍之中，至縣群山涌出，東有龍蓋，南有馬鞍，西有繡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為治。夫撫馭必因形勢，為政必恃綱紀，治書必貴體要，一也。王君以儒術入仕，知所先務。其於治書，洵有得於體要，后人相仍，如縣治矣。抑古人云：“坐而言者期起而行。”今之具於書者，果能實見諸政治，則必不以簿書案牘為足稱職業，文采絢飾為足表聲譽；是則雖為一縣之志，即王君一人之治書也。古之良史，莫能尚已，余於王君有厚望焉。
○書武功志后
康海《武功志》三卷，又分七篇，各為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賦》，五曰《宮師》，六曰《人物》，七曰《選舉》。
首仿古人著述，別為篇敘，高自位置，幾於不讓，而世多稱之。王氏士正，亦謂“文簡事核，訓辭爾雅”；后人至欲奉為修志楷模，可為幸矣。夫康氏以二萬許言，成書三卷，作一縣志，自以謂高簡矣。今觀其書，蕪穢特甚。蓋緣不知史家法度，文章體裁，而惟以約省卷篇，謂之高簡，則誰不能為高簡邪？
志乃史裁，茍於事理無關，例不濫收詩賦，康氏於名勝古跡，猥登無用詩文；其與俗下修志，以文選之例為藝文者，相去有幾？夫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嚴名分也。歷代帝王后妃，史尊紀傳，不藉方志。修方志者，遇帝王后妃故里，表明其說可也。列帝王於人物，載后妃於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為家，於一縣乎何有？康氏於人物，則首列后稷以至文王，節錄太史《周紀》；次則列唐高祖、太宗，又節錄《唐本紀》，乖刺不可勝詰矣。方志不當僣列帝王，姑且勿倫。就如其例，則武王以下，何為刪之？以謂后有天下，非邠之故邑耶？
則太王嘗遷於岐，文王又遷於豐，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實有天下，文王以上，不過追王，故錄之耶？則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義？以謂高祖、太宗生長其地，故錄之耶？則顯懿二祖，何為刪之？后妃上自姜嫄，下及太姜，何為中間獨無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謂婦從夫耶？則唐高祖之太穆竇后，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后，皆有賢名，何為又不載乎？夫載所不當載，為蕪為僣，以言識不足也。就其自為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詰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稱高簡者哉？
尤可異者，志為七篇，輿圖何以不入篇次？蓋亦從俗例也。篇首冠圖，圖止有二，而蘇氏《璇璣》之圖，乃與輿圖并列，可謂胸中全無倫類者矣。夫輿圖冠首，或仿古人圖經之例，所以揭一縣之全勢，猶可言也。《璇璣》之圖，不過一人文字，或仿范氏錄蔡琰《悲憤詩》例，收於列女之傳可也。如謂圖不可以入傳，附見傳后可也。驀然取以冠首，將武功為縣，特以蘇氏女而顯耶？然則充其義例，既列文王於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既列唐太宗於人物矣，曷取六陣之圖冠首？雖曰迂謬無理，猶愈《璇璣圖》之僅以一女子名也。惟《官師志》褒貶并施，尚為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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