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釋
或問《周官》府史之史，與內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異義乎？
曰：無異義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書役者，今之所謂書吏是也。五史，則卿、大夫、士為之，所掌圖書、紀載、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謂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別之判，如霄壤矣。然而無異義者，則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擇，猶府守庫藏而不知計也。先王以謂太宰制國用，司會質歲之成，皆有調劑盈虛、均平秩序之義，非有道德賢能之選，不能任也，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庫藏者，出納不敢自專，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討論國計，得其遠大，若問庫藏之纖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於文字，猶太宰司會之於財貨也。典、謨、訓、誥，曾氏以謂“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紀，亦皆圣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選，推論精微；史則守其文誥、圖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專；然而問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曾子之言異於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入太廟，每事問。”則有司賤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師矣。
問禮問官，豈非學於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銓，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后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蓋自官師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門之著述，於是文章學問，乃與官司掌故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離法而言道體矣。《易》曰：“茍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崇奉六經，以謂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時，各守專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為文章也。
《傳》曰：“禮，時為大。”又曰：“書同文”。蓋言貴時王之制度也。學者但誦先圣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為斗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故道隱而難知，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未必足備國家之用也。法顯而易守，書吏所存之掌故，實國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堯、舜以來，因革損益之實跡也。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茍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孟子曰：“力能舉百鈞，而不足舉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難其所易，而易其所難，謂失權度之宜也。學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經術，是能勝《周官》卿士之所難，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於五史之義者也。
以吏為師，三代之舊法也。秦人之悖於古者，禁《詩》、《書》而僅以法律為師耳。三代盛時，天下之學，無不以吏為師。《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學備矣。其守官舉職，而不墜天工者，皆天下之師資也。東周以還，君師政教不合於一，於是人之學術，不盡出於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為師，始復古制。而人乃狃於所習，轉以秦人為非耳。秦之悖於古者多矣，猶有合於古者，以吏為師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后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為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於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於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御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史注
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筆削既具，復以微言大義，口授其徒。三傳之作，因得各據聞見，推闡經蘊，於是《春秋》以明。諸子百家，既著其說，亦有其徒相與守之，然后其說顯於天下。至於史事，則古人以業世其家，學者就其家以傳業。（孔子問禮，必於柱下史。）蓋以域中三大，非取備於一人之手，程功於翰墨之林者也。史遷著百三十篇，（《漢書》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記》。）乃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其后外孫楊惲，始布其書。班固《漢書》，自固卒后，一時學者，未能通曉。馬融乃伏閣下，從其女弟受業，然后其學始顯。
夫馬、班之書，今人見之悉矣，而當日傳之必以其人，受讀必有所自者，古人專門之學，必有法外傳心，筆削之功所不及，則口授其徒，而相與傳習其業，以垂永久也。遷書自裴骃為注，固書自應劭作解，其后為之注者，猶若干家，則皆闡其家學者也。
魏、晉以來，著作紛紛，前無師承，后無從學。且其為文也，體既濫漫，絕無古人筆削謹嚴之義；旨復淺近，亦無古人隱微難喻之故；自可隨其詣力，孤行於世耳。至於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學失傳，史存具體。惟於文誥案牘之類次，月日記注之先后，不勝擾擾，而文亦繁蕪復沓，盡失遷、固之舊也。是豈盡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無注例，其勢不得不日趨於繁富也。古人一書，而傳者數家。后代數人，而共成一書。夫傳者廣，則簡盡微顯之法存。作者多，則牴牾復沓之弊出。復流而日忘其源，古學如何得復，而史策何從得簡乎？是以《唐書》倍漢，《宋史》倍唐，檢閱者不勝其勞，傳習之業，安得不亡？
夫同聞而異述者，見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別者，歷久而失真也。九師之《易》，四氏之《詩》，師儒林立，傳授已不勝其紛紛。士生三古而后，能自得於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兩間，孤立無徒，而欲抱此區區之學，待發揮於子長之外孫，孟堅之女弟，必不得之數也。太史《自敘》之作，其自注之權輿乎？明述作之本旨，見去取之從來，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筆以標之。
所謂不離古文，乃考信六藝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嘗不反復自明也。班《書》年表十篇，與《地理》、《藝文》二志皆自注，則又大綱細目之規矩也。其陳、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懷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記》，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則雜史支流，猶有子注，是六朝史學家法未亡之一驗也。自后史權既散，紀傳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簡略，尚存餼羊於一線。而唐、宋諸家，則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沖修《神宗實錄》，別為《考異》五卷，以發明其義。是知后無可代之人，而自為之解。當與《通鑒舉要》、《考異》之屬，同為近代之良法也。
劉氏《史通》，畫補注之例為三條，其所謂小書人物之《三輔決錄》、《華陽士女》，與所謂史臣自刊之《洛陽伽藍》《關東風俗》者，雖名為二品，實則一例。皆近世議史諸家之不可不亟復者也。惟所謂思廣異聞之松之《三國》、劉昭《后漢》一條，則史家之舊法，與《索隱》、《正義》之流，大同而小異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編刊定，則徵材所取之書，不數十年，嘗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規，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則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書之大概，因以校正藝文著錄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風氣日變，缺文之義不聞，而附會之習，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書，惟冀塞責，私門著述，敬飾浮名，或剽竊成書，或因陋就簡。使其術稍黠，皆可愚一時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誠得自注以標所去取，則聞見之廣狹，功力之疏密，心術之誠偽，灼然可見於開卷之頃，而風氣可以漸復於質古，是又為益之尤大者也。然則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后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於前，而功效多於舊，孰有加於自注也哉？
○傳記
傳記之書，其流已久，蓋與六藝先后雜出。古人文無定體，經史亦無分科。
《春秋》三家之傳，各記所聞，依經起義，雖謂之記可也。經《禮》二戴之記，各傳其說，附經而行，雖謂之傳可也。其后支分派別，至於近代，始以錄人物者，區為之傳；敘事跡者，區為之記。蓋亦以集部繁興，人自生其分別，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此類甚多，學者生於后世，茍無傷於義理，從眾可也。然如虞預《妒記》、《襄陽耆舊記》之類，敘人何嘗不稱記？《龜策》、《西域》諸傳，述事何嘗不稱傳？大抵為典為經，皆是有德有位，綱紀人倫之所制作，今之六藝是也。夫子有德無位，則述而不作，故《論語》、《孝經》，皆為傳而非經，而《易·系》亦止稱為《大傳》。其后悉列為經，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別於后儒之傳記爾。周末儒者，及於漢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經綸，蹈於妄作；又自以立說，當稟圣經以為宗主，遂以所見所聞，各筆於書而為傳記。若二《禮》諸記、《詩》、《書》、《易》、《春秋》諸傳是也。蓋皆依經起義，其實各自為書，與后世箋注自不同也。后世專門學衰，集體日盛，敘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傳記為名，附於古人傳記專家之義爾。明自嘉靖而后，論文各分門戶，其有好為高論者，輒言傳乃史職，身非史官，豈可為人作傳？世之無定識而強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謂於古未之前聞。夫后世文字，於古無有，而相率而為之者，集部紛紛，大率皆是。若傳則本非史家所創，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囿湯、武之事，皆曰：“於傳有之。”彼時并未有紀傳之史，豈史官之文乎！）今必以為不居史職，不宜為傳，試問傳記有何分別？不為經師，又豈宜更為記耶？記無所嫌，而傳為厲禁，則是重史而輕經也。文章宗旨，著述體裁，稱為例義。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獨於此等無可疑者，輒為無理之拘牽。殆如村俚巫嫗，妄說陰陽禁忌，愚民舉措為難矣。明末之人，思而不學，其為瞽說，可勝唾哉！今之論文章者，乃又學而不思，反襲其說，以矜有識，是為古所愚也。
辨職之言，尤為不明事理。如通行傳記，盡人可為，自無論經師與史官矣。
必拘拘於正史列傳，而始可為傳，則雖身居史職，茍非專撰一史，又豈可別自為私傳耶？若但為應人之請，便與撰傳，無以異於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為，己居其官，即可為之，一似官府文書之須印信者然；是將以史官為胥吏，而以應人之傳，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說尤不可通矣。道聽之徒，乃謂此言出大興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矯論，持門戶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嘗言：“見生之人，不當作傳。”自是正理。但觀於古人，則不盡然。
按《三國志》龐淯母趙娥，為父報仇殺人，注引皇甫《烈女傳》云：“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為其作傳。”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嘗不為立傳。李翱撰《楊烈婦傳》，彼時楊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蓋包舉一生而為之傳，《史》、《漢》列傳體也。隨舉一事而為之傳，《左氏》傳經體也。朱先生言，乃專指列傳一體爾。
邵念魯與家太詹，嘗辨古人之撰私傳，曰：“子獨不聞鄧禹之傳，范氏固有本歟？”按此不特范氏，陳壽《三國志》，裴注引東京、魏、晉諸家私傳相證明者，凡數十家。即見於隋、唐《經籍》、《藝文志》者，如《東方朔傳》、《陸先生傳》之類，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挾兔園之冊，但見昭明《文選》、唐宋八家鮮入此體，遂謂天下之書，不復可旁證爾。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別識心裁，勒為三家之學。人物一門，全用正史列傳之例，撰述為篇。而隋、唐以前，史傳昭著，無可參互詳略施筆削者，則但揭姓名，為《人物表》。（說詳本篇《序例》。）其諸史本傳，悉入《文徵》，以備案檢。（所謂三家之學，《文徵》以擬《文選》。）其於撰述義例，精而當矣。時有僉人，窮於宦拙，求余薦入書局，無功冒餐給矣。值督府左遷，小人涎利構讒，群刺蜂起，當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余方恃其由余薦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诪張以罔上也。（別有專篇辨例。）乃曰《文徵》例仿《文選》、《文苑》，《文選》、《文苑》本無傳體。
因舉《何蕃》、《李赤》、《毛穎》、《宋清》諸傳，出於游戲投贈，不可入正傳也。上官乃亟贊其有學識也，而又陰主其說，匿不使余知也。噫！《文苑英華》有傳五卷，蓋七百九十有二，至於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傳之體，公卿則有兵部尚書梁公李峴，節鉞則有東川節度盧坦，（皆李華撰傳。）文學如陳子昂，（盧藏用撰傳。）節操如李紳，（沈亞之撰傳。）貞烈如楊婦、（李翱。）竇女，（杜牧。）合於史家正傳例者，凡十馀篇，而謂《文苑》無正傳體，真喪心矣！
宋人編輯《文苑》，類例固有未盡，然非僉人所能知也。即傳體之所采，蓋有排麗如碑志者，（庾信《邱乃敷敦崇傳》之類。）自述非正體者，（《陸文學自傳》之類。）立言有寄托者，（《王承福傳》之類。）借名存諷刺者，（《宋清傳》之類。）投贈類序引者，（《強居士傳》之類。）俳諧為游戲者，（《毛穎傳》之類。）亦次於諸正傳中；不如李漢集韓氏文，以《何蕃傳》入雜著，以《毛穎傳》入雜文，義例乃皎然矣。
○習固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烏乎極？極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穴蟻。能見泰山，不為明目，能聞雷霆，不為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發端也。
隱微之創見，辨者矜而寶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為貴創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創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
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創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
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創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即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
酤家釀酒而酸，大書酒酸減直於門，以冀速售也。有不知書者，入飲其酒而酸，以謂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遺其物，主家追而納之，又謂主人之厚己也。屏人語曰：“君家之酒酸矣，盍減直而急售？”主人聞之而啞然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乃告主家之酒酸也。
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真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后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
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尊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朱陸
天人性命之理，經傳備矣。經傳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嘗不一者，其理著於事物，而不讬於空言也。師儒釋理以示后學，惟著之於事物，則無門戶之爭矣。
理，譬則水也。事物，譬則器也。器有大小淺深，水如量以注之，無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論水之挹注盈虛，與夫量空測實之理，爭辨窮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無用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治學分而師儒尊知以行聞，自非夫子，其勢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潛之殊致，譬則寒暑晝夜，知其意者，交相為功，不知其意，交相為厲也。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為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為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為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后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為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為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為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即偽陸、王以攻真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后學之嘵嘵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偽陸、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偽陸、王，不得號為偽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偽，朱無偽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黃、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務為實學，則自無暇及於門戶異同之見，亦自不致隨於消長盛衰之風氣也。是則朱子之流別，優於陸、王也。然而偽陸、王之冒於朱學者，猶且引以為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傳言有美疢，亦有藥石焉。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偽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學問、文章，合而為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疏舛，是何傷於大禮哉？且傳其學者，如黃、蔡、真、魏，皆通經服古，躬行實踐之醇儒，其於朱子有所失，亦不曲從而附會，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棄置一切學問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陸譏王，憤若不共戴天，以謂得朱之傳授，是以通貫古今、經緯世宙之朱子，而為村陋無聞、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義不能無得失，考訂不能無疏舛，自獲麟絕筆以來，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陸、王之偽，而自命學朱者，乃曰：墨守朱子，雖知有毒，猶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實兼孔子與顏、曾、孟子之所長。噫！
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憂當何如邪？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動心者，不求義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權輿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義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為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為是非，如傭力佐斗，知爭勝而不知所以爭也。故攻人則不遺馀力，而詰其所奉者之得失為何如，則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為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為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數傳而后起者也。其與朱氏為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后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號為通人達士者，亦幾幾乎褰裳以從矣。有識者觀之，齊人之飲井相捽也。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為勉齋、九峰，再傳而為西山、鶴山、東發、厚齋，三傳而為仁山、白云，四傳而為潛溪、義烏，五傳而為寧人、百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則入於辭章，學則流於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為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歷象之學，后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后，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后歷而貶羲、和也。蓋其所見，能過前人者，慧有馀也。抑亦后起之智慮所應爾也，不知即是前人遺蘊者，識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懾一世之通人達士，而從其井捽者，氣所蕩也。其后亦遂居之不疑者，志為氣所動也。
攻陸、王者，出偽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為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即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宣於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觀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於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徙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為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為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為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幟以巿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后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為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為知者之千變無窮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從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長，遺書具存，強半皆當遵從而不廢者也。天下靡然從之，何足忌哉！
不知其口舌遺厲，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惼衷而害於道也。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謂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
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為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即不得為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實，強半出於《語錄》。《語錄》出於弟子門人雜記，未必無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實與所著之書相表里，則朱子之著於竹帛，即其宣於口耳之言。是表里如一者，古人之學也。即以是義責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遠矣，又何爭於文字語言之末也哉。
【附錄】 書朱陸篇后（據劉刻《遺書》卷二）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鉅儒，而心術未醇，頗為近日學者之患，故余作《朱陸》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馀年，同時有橫肆罵詈者，固不足為戴君累。而尊奉太過，至有稱謂孟子后之一人，則亦不免為戴所愚。身后恩怨俱平，理宜公論出矣，而至今無人能定戴氏品者，則知德者鮮也。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謂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
戴見時人之識如此，遂離奇其說曰：“余於訓詁、聲韻、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輿之隸也。余所明道，則乘輿之大人也。當世號為通人，僅堪與余輿隸通寒溫耳。”
言雖不為無因，畢竟有傷雅道，然猶激於世無真知己者，因不免於已甚耳，尚未害於義也。其自尊所業，以謂學者不究於此，無由聞道。不知訓詁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於文辭，求於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然此猶自道所見，欲人惟己是從，於說尚未有欺也。
其於史學義例、古文法度，實無所解，而久游江湖，恥其有所不知，往往強為解事，應人之求，又不安於習故，妄矜獨斷。如修《汾州府志》，乃謂僧僚不可列之人類，因取舊志名僧入於古跡。又謂修志貴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則識解漸入庸妄，然不過自欺，尚未有心於欺人也。余嘗遇戴君於寧波道署，居停代州馮君廷丞，馮既名家子，夙重戴名，一時馮氏諸昆從，又皆循謹敬學，欽戴君言，若奉神明。戴君則故為高論，出入天淵，使人不可測識。人詢班、馬二史優劣，則全襲鄭樵譏班之言，以謂己之創見。又有請學古文辭者，則曰：“古文可以無學而能。余生平不解古文辭，后忽欲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寢食者數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為文者，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遠出《左》、《國》、《史》、《漢》之上。”雖諸馮敬信有素，聞此亦頗疑之。蓋其意初不過聞大興朱先生輩論為文辭不可有意求工，而實未嘗其甘苦。又覺朱先生言平淡無奇，遂恢怪出之，冀聳人聽，而不知妄誕至此，見由自欺而至於欺人，心已忍矣。然未得罪於名教也。
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顧以訓詁名義，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儌幸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此則謬妄甚矣！戴君筆於書者，其於朱子有所異同，措辭與顧氏寧人、閻氏百詩相似，未敢有所譏刺，固承朱學之家法也。其異於顧、閻諸君，則於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而口談之謬，乃至此極，害義傷教，豈淺鮮哉！
或謂言出於口而無蹤，其身既歿，書又無大牴牾，何為必欲摘之以傷厚道？不知誦戴遺書而興起者尚未有人，聽戴口說而加厲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為通人。而誹圣排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向在維揚，曾進其說於沈既堂先生曰：“戴君立身行己，何如朱子，至於學問文章，互爭不釋，姑緩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實精，似淺而實深也。
戴東原云：“凡人口談傾倒一席，身后書傳，或反不如期期不能自達之人。”
此說雖不盡然，要亦情理所必有者。然戴氏既知此理，而生平口舌求勝，或致憤爭傷雅，則知及而仁不能守之為累歟？大約戴氏生平口談，約有三種：與中朝顯官負重望者，則多依違其說，間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見鋒穎，不肯竟其辭也。與及門之士，則授業解惑，實有資益；與欽風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則多為慌惚無據，玄之又玄，使人無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終莫能定。故其身后，縉紳達者咸曰：“戴君與我同道，我嘗定其某書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質成於我，我贊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當日特以依違其言，而其所以自立，不在此也。及門之士，其英絕者，往往或過乎戴。戴君於其逼近己也，轉不甚許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后學向慕，而聞其恍惚玄渺之言，則疑不敢決，至今未能定戴為何如人，而信之過者，遂有超漢、唐、宋儒為孟子后一人之說，則皆不為知戴者也。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疏而后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於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源”，皆言德也。今云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為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
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為《漢晉春秋》，正其統矣。
司馬《通鑒》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其后，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鑒》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茍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
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為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后乎？圣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為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為文德之恕而已爾。
韓氏論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氣於水，言為浮物。柳氏之論文也，“不敢輕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氣作之”，“昏氣出之”。夫諸賢論心論氣，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殺，語變而各有當。要其大旨則臨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則心平，而氣有所攝，自能變化從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長，才、學、識也。古文辭而不由史出，是飲食不本於稼穡也。夫識生於心也，才出於氣也。學也者，凝心以養氣，煉識而成其才者也。
心虛難恃，氣浮易弛。主敬者，隨時檢攝於心氣之間，而謹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緝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其為義也廣矣。今為臨文，檢其心氣，以是為文德之敬而已爾。
○文理
偶於良宇案間，見《史記》錄本，取觀之，乃用五色圈點，各為段落，反覆審之，不解所謂。詢之良宇，啞然失笑，以謂己亦厭觀之矣。其書云出前明歸震川氏，五色標識，各為義例，不相混亂。若者為全篇結構，若者為逐段精彩，若者為意度波瀾，若者為精神氣魄，以例分類，便於拳服揣摩，號為古文秘傳。前輩言古文者，所為珍重授受，而不輕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傳燈，靈素受箓，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縱有非常著作，釋子所譏為野狐禪也。
余幼學於是，及游京師，聞見稍廣，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棄，非珍之也。”
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遺，粗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以為庸妄。謂其創為秦、漢偽體，至并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
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故余嘗書識其后，以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汩沒於流俗；而於古人所謂閎中肆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爾。然亦不得不稱為彼時之豪杰矣。但歸氏之於制藝，則猶漢之子長，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於《五經》四子所由來矣。惟歸、唐之集，其論說文字皆以《史記》為宗；而其所以得力於《史記》者，乃頗怪其不類。蓋《史記》體本蒼質，而司馬才大，故運之以輕靈。今歸、唐之所謂疏宕頓挫，其中無物，遂不免於浮滑，而開后人以描摩淺陋之習。故疑歸、唐諸子，得力於《史記》者，特其皮毛，而於古人深際，未之有見。今觀諸君所傳五色訂本，然后知歸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於有物。古人著為文章，皆本於中之所見，初非好為炳炳烺烺，如錦工繡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疾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此聲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婦，亦學其悲號；屈子自沈汨羅，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傎乎？至於文字，古人未嘗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學問為立言之主，猶之志也；文章為明道之具，猶之氣也。求自得於學問，固為文之根本；求無病於文章，亦為學之發揮。
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辭，伊川先生謂工文則害道，明道先生謂記誦為玩物喪志，雖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則持其志者，不必無暴其氣。而出辭氣之遠於鄙倍，辭之欲求其達，孔、曾皆為不聞道矣。但文字之佳勝，正貴讀者之自得；如飲食甘旨，衣服輕暖，衣且食者之領受，各自知之，而難以告人。
如欲告人衣食之道，當指膾炙而令其自嘗，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輕暖，則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嘗而哺人以授之甘，摟人之身而置懷以授之暖，則無是理也。
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其所謂鉤玄提要之書，不特后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為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即書之。今觀其賦，并無奇思妙想，動心駴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即書者，亦必標書志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后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為書，標識為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為秘密，或欲嘉惠后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為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與子，師不得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為《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為趙氏解矣。然為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啟悟；特不當舉為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渡。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為歸氏解也，然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為傳授之秘爾。據為傳授之秘，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志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范我之心手焉，后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里，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馀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茍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后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為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后，而敘錄總云，《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為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匯次諸體，裒焉而為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后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自摯虞創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云，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云。）而后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擾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為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偽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茍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況滔滔之靡有底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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