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難之體，必屈問而申答，故非義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楊、墨，必取楊、墨之說而辟之，則不惟其人而惟其學。故引楊、墨之言，但明楊、墨之家學，而不必專指楊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盡其支裔也。蓋以彼我不兩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異學之視吾儒，何獨不然哉？韓非治刑名之說，則儒墨皆在所擯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則《詩》、《書》六藝，皆為儒者所稱述，故其歷詆堯、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諸《難》之篇，多標儒者，以為習射之的焉。此則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較也。然而其文華而辨，其意刻而深，后世文章之士，多好觀之。
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則亦未始不可參取也。王充《論衡》，則效諸《難》之文而為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學也，乃亦標儒者而詰難之。且其所詰，傳記錯雜，亦不盡出儒者也。強坐儒說，而為志射之的焉，王充與儒何仇乎？且其《問孔》、《刺孟》諸篇之辨難，以為儒說之非也，其文有似韓非矣。韓非絀儒，將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將亦何申乎？觀其深斥韓非鹿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敘，辨別流俗傳訛，欲正人心風俗，此則儒者之宗旨也。然則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韓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雋，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於其文，以為不斥儒，則文不雋乎？凡人相詬，多反其言以詬之，情也。斥名而詬，則反詬者必易其名，勢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詬，而仍用己之名也。
○質性
《洪范》三德，正直協中，剛柔互克，以劑其過與不及；是約天下之心知血氣，聰明才力，無出於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則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鄉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譏狂狷，則非三德所能約也。孔、孟惡之為德之賊，蓋與中行狂狷，亂而為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風下趨，不特偽中行者，亂三為四，抑且偽狂偽狷者流，亦且亂四而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誠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論知言，以為生心發政，害於其事。吾蓋於撰述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為書，本無立言之旨，可弗論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盡無謂；而按以三德之實，則失其本性，而無當於古人之要道，所謂似之而非也。學者將求大義於古人，而不於此致辨焉，則始於亂三而六者，究且因三偽而亡三德矣。嗚呼！質性之論，豈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書》曰：“詩言志。”吾觀立言之君子，歌詠之詩人，何其紛紛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賦詩也。無言而有言，無詩而有詩，即其所謂物與志也。然而自此紛紛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學必本於性天，趣必要於仁義，稱必歸於《詩》、《書》，功必及於民物，是堯、舜而非桀、紂，尊孔、孟而拒楊、墨；其所言者，圣人復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為言者，宗旨茫然也。
譬如《彤弓》、《湛露》，奏於賓筵，聞者以謂肄業及之也。或曰：宜若無罪焉。
然而子莫於焉執中，鄉愿於焉無刺也。惠子曰：“走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情則異。”觀斯人之所言，其為走之東歟？逐之東歟？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紛紛矣。
豪杰者出，以謂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實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則鳴也。觀其稱名指類，或如詩人之比興，或如說客之諧隱，即小而喻大，吊古而傷時，嬉笑甚於裂眥，悲歌可以當泣，誠有不得已於所言者。以謂賢者不得志於時，發憤著書以自表見也。蓋其旨趣，不出於《騷》也。吾讀騷人之言矣：“紛吾有此內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遷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其志潔，其行廉，皭然泥而不滓，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賈之所以吊屈，而遷之所以傳賈也；斯皆三代之英也。若夫讬於《騷》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騷之故而茫然也。嗟窮嘆老，人富貴而己貧賤也，人高第而己擯落也，投權要而遭按劍也，爭勢利而被傾軋也，為是不得志，而思讬文章於《騷》、《雅》，以謂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謂“齊心同所愿，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舉擢百十高第，必有數千賈誼，痛哭以吊湘江，江不聞矣。吏部敘千百有位，必有盈萬屈原，搔首以賦《天問》，天厭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吾謂牢騷者，有屈賈之志則可，無屈賈之志則鄙也。
然而自命為騷者，且紛紛矣。
有曠觀者，從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適吾意也。人以吾為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為然，吾不慍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見，不欲其過執也。必欲信今，又何為也？有言不如無言之為愈也。是其宗旨蓋欲讬於莊周之齊物也。吾聞莊周之言曰：“內圣外王之學，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術將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稠適上遂，充實而不可以已，則非無所持，而漫為達觀，以略世事也。今附莊而稱達者，其旨果以言為無用歟？雖其無用之說，可不存也。而其無用之說，將以垂教歟？則販夫皂隸，亦未聞其必蘄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嘗欲明古今之是非，而執人我之意見也哉？怯之所以勝勇者，力有馀而不用也。訥之所以勝辨者，智有馀而不競也。蛟龍戰於淵，而螾蟻不知其勝負；虎豹角於山，而狌貍不知其強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讬於不欲，則夫婦之愚，可齊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紛紛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陽變陰合，循環而不窮者，天地之氣化也。人秉中和之氣以生，則為聰明睿智。毗陰毗陽，是宜剛克柔克，所以貴學問也。驕陽沴陰，中於氣質，學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為學問，則不如其不學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莊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潔之狷也。莊周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進取之狂也。昔人謂莊、屈之書，哀樂過人。蓋言性不可見，而情之奇至如莊、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鄉愿者流，讬中行而言性天，剽偽易見，不足道也。於學見其人，而以情著於文，庶幾狂狷可與乎！然而命騷者鄙，命莊者妄。狂狷不可見，而鄙且妄者，紛紛自命也。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消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陶舞慍戚，一身之內，環轉無端，而不自知。茍盡其理，雖夫子憤樂相尋，不過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約樂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轉生悲；而憂患既深，知其無可如何，則反為曠達。屈原憂極，故有輕舉遠游餐霞飲瀣之賦；莊周樂至，故有后人不見天地之純、古人大體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於陰者，妄自期許，感慨橫生，賊夫騷者也。毗於陽者，猖狂無主，動稱自然，賊夫莊者也。然而亦且循環未有已矣。
族子廷楓曰：“論史才史學，而不論史德，論文情文心，而不論文性，前人自有缺義。此與《史德》篇，俱足發前人之覆。”
○黠陋
取蒲於董澤，承考於《長陽》，矜謁者之通，著卜肆之應，人謂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實之賓，徇名而忘實，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質去而文不能獨存也。太上忘名，知有當務而已，不必人之謂我何也。其次顧名而思義。天下未有茍以為我樹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則知當務而可自勉矣。
其次畏名而不妄為。盡其所知所能，而不強所不知不能。黠者視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為功也。最下徇名而忘實。
取蒲於董澤，何謂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於文，猶六經之刪述也。《左》因百國寶書；《史》因《尚書》、《國語》及《世本》、《國策》、《楚漢春秋》諸記載，己所為者十之一，刪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為非也。彼著書之旨，本以刪述為能事，所以繼《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於是兢兢焉，事辭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辭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憑虛而別構；且其所本者，并懸於天壤，觀其入於刪述之文辭，猶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镕同於造化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傳記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書，不以入集；后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變也。既為集中之傳記，即非刪述專家之書矣；筆所聞見，以備后人之刪述，庶幾得當焉。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窺見當世之學問文章，而不能無動矣，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於是有見史家之因襲，而黠次其文為傳記，將以淵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歷算，家有其書矣。裒錄歷議，書盈二卷，以為傳而入文集，何為乎？退而省其私，未聞其於律算有所解識也。丹溪朱氏之醫理，人傳其學矣。節鈔醫案，文累萬言，以為傳而入文集，何為乎？進而求其說，未聞其於方術有所辨別也。班固因《洪范》之傳而述《五行》，因《七略》之書而敘《藝文》。班氏未嘗深於災祥，精於校讎也，而君子以謂班氏之刪述，其功有補於馬遷；又美班氏之刪述，善於因人而不自用也。蓋以《漢書》為廟堂，諸家學術，比於大鏞鼖鼓之陳也。今為梅、朱作傳者，似羨宗廟百官之美富，而竊取庭燎反坫，以為蓬戶之飾也。雖然，亦可謂拙矣。經師授受，子術專家，古人畢生之業也。茍可獵取菁華，以為吾文之富有，則四庫典籍，猶董澤之蒲也，又何沾沾於是乎？
承考於《長楊》，何謂也？善則稱親，過則歸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體也。《詩》、《書》之所稱述，遠矣。三代而后，史遷、班固俱世為史，而談、彪之業，亦略見於遷、固之敘矣。后人乃謂固盜父書，而遷稱親善。由今觀之，何必然哉？談之緒論，僅見六家宗旨，至於留滯周南，父子執手欷歔，以史相授，僅著空文，無有實跡。至若彪著《后傳》，原委具存，而三紀論贊，明著彪說，見家學之有所授受；何得如后人之所言，致啟鄭樵誣班氏以盜襲之嫌哉？第史遷之敘談，既非有意為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為其詳；孝子甚愛其親，取其親之行業而筆之於書，必肖其親之平日，而身之所際不與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焉。其親無所稱述歟？闕之可也。其親僅有小善歟？如其量而錄之，不可略而為漏，溢而為誣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侈陳己之功績，累牘不能自休，而曲終奏雅，則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張己之榮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賦卒為亂，則曰吾先德之報也。夫自敘之文，過於揚厲，劉知幾猶譏其言志不讓，率爾見哂矣。況稱述其親，乃為自詡地乎？夫張湯有后，史臣為薦賢者勸也；出之安世之口，則悖矣。伯起世德，史臣為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賜之書，則舛矣。
昔人謂《長楊》、《上林》諸賦，侈陳游觀，而末寓箴規，以謂諷一而勸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詡百，而稱親者一歟？
矜謁者之通，何謂也？國史敘《詩》，申明六藝。蓋詩無達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說，則其所賦，不辨何謂也？今之《詩序》，以謂傳授失其義，則可也；謂無待於序，不可也。《書》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當有篇目歟？
今之《書序》，意亦經師授受之言，仿《詩序》而為者歟？讀者終篇，則事理自見；故《書》雖無序，而書義未嘗有妨也。且《書》故有序矣，訓誥之文終篇記言，則必書事首簡，以見訓誥所由作。是記事之《書》無需序，而記言之《書》本有序也。由是觀之，序之有無，本於文之明晦，亦可見矣。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樹義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見也，其人未嘗不知之，而必為之論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讬而諷焉，或有所感而發焉；既不明言其故矣，必當序其著論之時世，與其所見所聞之大略，乃使后人得以參互考質，而見所以著論之旨焉。是亦《書》序訓誥之遺也。乃觀論著之文，論所不必論者，十常居七矣，其中豈無一二出於有為之言乎？然如風《詩》之無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議論而有序，則無實之言類於經生帖括者，亦可稍汰焉，而人多習而不察也。至於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觀后世文集，應人請而為傳志，則多序其請之之人，且詳述其請之之語。偶然為之，固無傷也；相習成風，則是序外之序矣。雖然，猶之可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序人請乞之辭，故為敷張揚厲以諛己也。一則曰：吾子道德高深，言為世楷，不得吾子為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則曰：吾子文章學問，當代宗師，茍得吾子一言，后世所徵信焉。己則多方辭讓，人又搏顙固求。凡斯等類，皆入文辭，於事毫無補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顏之甚邪？且文章不足當此，是誣死也；請者本無是言，是誣生也。若謂事之緣起，不可不詳，則來請者當由門者通謁，刺揭先投，入座寒溫，包苴后饋。亦緣起也，曷亦詳而志之乎？而謂一時請文稱譽之辭，有異於是乎？
著卜肆之應，何謂也？著作降而為文集，有天運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學問無以自立，根本蹶而枝葉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質變，人世酬酢，禮法制度，古無今有者，皆見於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則已矣，茍涉乎人世，則應求取給，文章之用多而文體分，分則不能不出於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學問精粹者，即以文集為著作，所謂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雜酬酢之事，與給求之用也，若不得為子史專家，語無泛涉也。其誤以酬酢給求之文為自立而紛紛稱集者，蓋又不知其幾矣。此則運會有然，不盡關於人事也。吾觀近日之文集，而不能無惑也。史學衰，而傳記多雜出，若東京以降，《先賢》、《耆舊》諸傳，《拾遺》、《搜神》諸記，皆是也。史學廢，而文集入傳記，若唐、宋以還，韓、柳志銘，歐、曾序述，皆是也。負史才者不得身當史任，以盡其能事，亦當搜羅聞見，覈其是非，自著一書，以附傳記之專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請，撰為碑、銘、序、述諸體，即不得不為酬酢應給之辭，以雜其文指，韓、柳、歐、曾之所謂無如何也。黠於好名而陋於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動人，學問不足以自立，於是思有所讬以附不朽之業也，則見當世之人物事功，群相夸詡，遂謂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傳記專門之撰述，其所識解又不越於韓、歐文集也，以謂是非碑志不可也。碑志必出子孫之所求，而人之子孫未嘗求之也，則虛為碑志以入集，似乎子孫之求之，自謂庶幾韓、歐也。夫韓、歐應人之求而為之，出於不得已，故歐陽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韓氏欲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經，尚恨讬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窺有馀羨，乃至優孟以摩之，則是詞科之擬誥，非出於絲綸，七林之答問，不必有是言也；將何以徵金石，昭來許乎？夫舍傳記之直達，而效碑志之旁通，取其似韓、歐耶？則是矉里也。取其應人之求為文望邪？則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矉，里之丑婦，美而效之；富者閉門不出，貧者挈妻子而去之。賤工賣卜於都市，無有過而問者，則曰：某王孫厚我，某貴卿神我術矣。
○俗嫌
文字涉世之難，俗諱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毀，（《平淮西碑》本未略李愬功。）歐陽辨師魯之志，從古解人鮮矣。往學古文於朱先生。先生為《呂舉人志》。呂久困不第，每夜讀甚苦。鄰婦語其失曰：“呂生讀書聲高，而音節凄悲，豈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呂。呂哭失聲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聰，我豈久不第乎？”由是每讀則向鄰墻三揖。其文深表呂君不遇傷心；而當時以謂佻薄，無男女嫌，則聚而議之。又為某夫人志。其夫教甥讀書不率，撻之流血。
太夫人護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勸進食。太夫人怒，批其頰。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歡。其文於慈孝友睦，初無所間；而當時以謂婦遭姑撻，恥辱須諱，又笞甥撻婦，俱乖慈愛，則削而去之。余嘗為《遷安縣修城碑文》，中敘城久頹廢，當時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勘入緩工；今則為日更久，圮壞益甚，不容更緩。此乃據實而書，宜若無嫌。而當時閱者，以謂碑敘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勘緩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過慮，其后質之當世號知文者，則皆為是說，不約而同。又嘗為人撰《節婦傳》，則敘其生際窮困，親族無系援者，乃能力作自給，撫孤成立。
而其子則云：“彼時親族不盡窮困，特不我母子憐耳。今若云云，恐彼負慚，且成嫌隙。請但述母氏之苦，毋及親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仆數矣。
亦間有情形太逼，實難據法書者，不盡出拘泥也。）又為朱先生撰《壽幛題辭》云：“自癸巳罷學政歸，門下從游，始為極盛。”而同人中，有從游於癸巳前者，或憤作色曰：“必於是后為盛，是我輩不足重乎？”又為梁文定校注《年譜》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終身禮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歡。”而或乃曰：“嫂自應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則是防嫂不終其節，非真敬也。”其他瑣瑣，為人所摘議者，不可具論，姑撮大略於此；亦可見文章涉世，誠難言矣。夫文章之用，內不本於學問，外不關於世教，已失為文之質；而或懷挾惼心，詆毀人物，甚而攻發隱私，誣涅清白；此則名教中之罪人，縱幸免刑誅，天譴所必及也。
至於是非所在，文有抑揚；比擬之馀，例有賓主；厚者必云不薄，醇者必曰無疵；殆如賦詩必諧平仄，然后音調；措語必用助辭，然后辭達。今為醇厚著說，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詩句須用全仄全平，雖周、孔復生，不能一語稱完善矣。嗟乎！經世之業，不可以為涉世之文。不虞之譽，求全之毀，從古然矣。讀古樂府，形容蜀道艱難，太行詰屈，以謂所向狹隘，喻道之窮；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嶇如是。是以深識之士黯然無言。自勒名山之業，將俟知者發之，豈與容悅之流較甘苦哉！
○針名
名者，實之賓。實至而名歸，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順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學，知有當務而已矣；未知所謂名，安有見其為實哉？
好名者流，徇名而忘實，於是見不忘者之為實爾。識者病之，乃欲使人后名而先實也。雖然，猶未忘夫名實之見者也。君子無是也。君子出處，當由名義。先王所以覺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來，未有舍名而可為治者也。何為好名乃致忘實哉？曰：義本無名，因欲不知義者由於義，故曰名義。教本無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為名，求實之謂也。譬猶人不知食，而揭樹藝之名以勸農；人不知衣，而揭盆繰之名以勸蠶；暖衣飽食者，不求農蠶之名也。今不問農蠶，而但以飲暖相矜耀，必有輟耕織而忍饑寒，假借糠秕以充飽，隱裹敗絮以偽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義之為名，農蠶也。好名者之名，飽暖也。必欲騖飽暖之名，未有不強忍饑寒者也。
然謂好名者喪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實至而名歸，名亦未必遽歸也。天下之名，定於真知者，而羽翼於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夫真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真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實未深知者則多矣。似有知，故可相與為聲名。實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況智干術馭，竭盡生平之思力，而謂此中未得一當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時之名，猶好利者未必無一時之利也。
且好名者，固有所利而為之者也。如賈之利市焉，賈必出其居積，而后能獲利；好名者，亦必澆漓其實，而后能徇一時之名也。蓋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務實者，不能盡人而稱善焉。好名之人，則務揣人情之所同，不必出於中之所謂誠然也。且好名者，必趨一時之風尚也。風尚循環，如春蘭秋鞠之互相變易，而不相襲也。人生其間，才質所優，不必適與之合也。好名者，則必屈曲以徇之，故於心術多不可問也。唇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此言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也。
學問之道，與人無忮忌，而名之所關，忮忌有所必至也。學問之道，與世無矯揉；而名之所在，矯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賊也。
若夫真知者，自知之確，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於似有知實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吊其落落無與儔也，未始不待我為后起之援也。
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悵其遙遙未接跡也，未始不與我為比鄰之洽也。以是而問當世之知，則寥寥矣，而君子不以為患焉。浮氣息，風尚平，天下之大，豈無真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窮矣。故曰：實至而名歸，好名者喪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於理矣。
○砭異
古人於學求其是，未嘗求異於人也。學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覺其異耳，非其自有所異也。夫子曰：“儉，吾從眾。泰也，雖違眾，吾從下。”圣人方且求同於人也。有時而異於眾，圣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於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圣人莫能異也。賢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嘗有知，而亦安於然。而負其才者，恥與庸愚同其然也，則故矯其說以謂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嘗不以謂甘也。今恥與不知味者同嗜好，則必啜糟棄醴，去膾炙而尋藜藿，乃可異於庸俗矣。語云：“后世茍不公，至今無圣賢。”萬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從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違也。夫子論列古之神圣賢人，眾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讓，非夫子闡幽表微，人則無由知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無夫子之稱述，人豈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圣，而稱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聞去取有異於眾也，則天下真無可以求異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於聲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然天下歧趨，皆由爭理義，而是非之心，亦從而易焉。豈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聲色臭味有據而理義無形。有據則庸愚皆知率循，無形則賢智不免於自用也。故求異於人，未有不出於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據之學，實其無形之理義，而后趨不入於歧途也。夫內重則外輕，實至則名忘。凡求異於人者，由於內不足也。
自知不足，而又不勝其好名之心，斯欲求異以加人，而人亦卒莫為所加也。內不足，不得不矜於外，實不至，不得不騖於名，又人情之大抵類然也。以人情之大抵類然，而求異者固亦不免於出此，則求異者何嘗異人哉？特異於坦蕩之君子爾。
夫馬，毛鬛相同也，龁草飲水，秣芻飼粟，且加之鞍韉而施以箝勒，無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從同之中而有獨異者，圣賢豪杰，所以異於常人也。不從眾之所同，而先求其異，是必詭銜竊轡，踶趹噬龁，不可備馳驅之用者也。
○砭俗
文章家言及於壽屏祭幛，幾等市井間架，不可入學士之堂矣。其實時為之也。
涉世不得廢應酬故事，而祝嘏陳言，哀挽習語，亦無從出其性靈，而猶於此中斤斤焉，計工論拙，何以異於夢中之占夢歟？夫文所以將其意也，意無所以自申，而概與從同，則古人不別為辭，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舉成文故牘而已矣。
文勝之習，必欲為辭，為之而豈無所善？則遂相與矜心作意，相與企慕仿效，濫觴流為江河，不復可堙閼矣。夫文生於質也，始作之者，未通乎變，故其數易盡。
沿而襲之者之所以無善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則當相度宣防，資其灌溉，通其舟楫，乃見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為古無而今有者，皆當然也。稱壽不見於古，而敘次生平，一用記述之法；以為其人之不朽，則史傳竹帛之文也。
挽祭本出辭章，而歷溯行實，一用誄謚之意，以為其人之終紿，則金石刻畫之文也。文生於質，視其質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於世教未為無補，又何市井間架之足疑，而學士之不屑道哉？
夫生有壽言，而死有祭挽，近代亡於禮者之禮也。禮從宜，使從俗，茍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廢也。文章之家，卑視壽挽，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挽而恥錄壽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愛而間存者，亦必別為卷軸，一似雅鄭之不可同日語也。（汪鈍翁以古文自命，動輒呵責他人，其實有才無識，好為無謂之避忌，反自矜為有識，大抵如此。）此則可謂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見前人文集有哀誄而無壽言，以謂哀誄可通於古，而祝嘏之辭，為古所無也。不知墓志始於六朝，碑文盛於東漢，於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志銘，學士盛稱之矣。今觀蔡、韓二氏之文集，其間無德而稱，但存詞致，所與周旋而俯仰者，有以異於近代之壽言歟？寬於取古，而刻以繩今，君子以為有耳而無目也。必以銘志之倫，實始乎古，則祝嘏之文，未嘗不始於《周官》，六祝之辭，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為之之晚出，因而區別其類例，豈所語於知時之變者乎？
夫文生於質，壽祝哀誄，因其人之質而施以文，則變化無方，后人所辟，可以過於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萬變而文亦萬變也。因乎事者，事不變而文亦不變也。醮女之辭，冠男之頌，一用成文故典，古人不別為辭，載在傳記，蓋亦多矣。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禮樂之所不廢也。然而其質不存焉，雖有神圣制作，無取儀文節奏，以為特著之奇也。后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則概為之辭，所為辭費也。進士題名之碑，必有記焉；（明人之弊，今則無矣。）科舉拜獻之錄，必有序焉；（此則今尚有之。似可請改用一定格式，如賀表例。）自唐、宋以來，秋解春集，進士登科，等於轉漕上計，非有特出別裁之事也。題名進錄，故事行焉，雖使李斯刻石，（指題名碑。）劉向奏書，（指進呈錄。）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啟焉；同此堂構，同此男女，雖使魯般發號，高禖紹賓，豈能於尋常行墨之外，別著一辭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謂惑也。而當世文人，方且劣彼而優此，何哉？國家令典，郊廟祝版，歲舉常事，則有定式，無更張也。推恩循例，群臣誥敕，官秩相同，則有定式，無更張也。萬壽慶典，嘉辰令節，群臣賀表，咸有定式，無更張也。
圣人制作，為之禮經，宜質宜文，必當其可。文因乎事，事萬變而文亦萬變，事不變而文亦不變，雖周、孔制作，豈有異哉？揖讓之儀文，鼓吹之節奏，常人之所不能損者，神圣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積習相尋，必欲夸多而斗靡，宜乎文集之紛紛矣。
《禮》曰：“君子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喪禮遠近有別，而文質以分，所以本於至情也。近世文人，則有喪親成服之祭文矣，葬親堂祭之祭文矣，分贈吊客之行述矣。傳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焭焭苫塊之中，杖而后能起，朝夕哭無時。”尚有人焉，能載筆而摛文，以著於竹帛，何以異於蒼梧人之讓妻，華大夫之稱祖歟？或曰：未必其文之自為，相喪者之代辭也。夫文生於質也，代為之辭，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鴟鸮既處飄搖，不為睍睆之好音，鮒魚故在涸轍，不無憤然之作色，雖代禽魚立言，亦必稱其情也。豈曰代為之辭，即忘孝子之所自處歟？
或謂代人屬草，有父母者，不當為人述考妣也。顏氏著訓，蓋謂孝子遠嫌，聽無聲而視無形，至諄諄也。雖然，是未明乎代言之體也。嫌之大者，莫過君臣；周公為成王詔臣庶，則不以南面為嫌。嫌之甚者，莫過於男女；谷永為元帝報許后，即不以內親為忌。伊古名臣，擬為冊祝制誥，則追謚先朝，冊后建儲，以至訓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言，豈有嫌哉？必謂涉世遠嫌，不同官守，樂府孤兒之篇，豈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婦之嘆，何非須眉之男子？文人為子述其親，必須孤子而后可，然則為夫述其妻，必將閹寺而后可乎？夫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君子弗為，蓋以此哉。
卷五 內篇五
書名:文史通義 作者:章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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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鄭
子長、孟堅氏不作，而專門之史學衰。陳、范而下，或得或失，粗足名家。
至唐人開局設監，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於是古人著書之旨，晦而不明。至於辭章家舒其文辭，記誦家精其考核，其於史學，似乎小有所補；而循流忘源，不知大體，用功愈勤，而識解所至，亦去古愈遠而愈無所當。鄭樵生千載而后，慨然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詞采為文，考據為學也。於是遂欲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學者少見多怪，不究其發凡起例，絕識曠論，所以斟酌群言，為史學要刪；而徒摘其援據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紛紛攻擊，勢若不共戴天。古人復起，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若夫二十略中，《六書》、《七音》與《昆蟲草木》三略，所謂以史翼經，本非斷代為書，可以遞續不窮者比，誠所謂專門絕業，漢、唐諸儒，不可得聞者也。創條發例，鉅制鴻編，即以義類明其家學。其事不能不因一時成書，粗就隱括，原未嘗與小學專家，特為一書者，絜長較短；亦未嘗欲后之人，守其成說，不稍變通。夫鄭氏所振在鴻綱，而末學吹求，則在小節。是何異譏韓、彭名將，不能鄒、魯趨蹌；繩伏、孔鉅儒，不善作雕蟲篆刻耶？
夫史遷絕學，《春秋》之后，一人而已。其范圍千古、牢寵百家者，惟創例發凡，卓見絕識，有以追古作者之原，自具《春秋》家學耳。若其事實之失據，去取之未當，議論之未醇，使其生唐、宋而后，未經古人論定；或當日所據石室金匱之藏，及《世本》、《諜記》、《楚漢春秋》之屬，不盡亡佚；后之溺文辭而泥考據者，相與錙銖而校，尺寸以繩，不知更作如何掊擊也。今之議鄭樵者，何以異是？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后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自遷、固而后，史家既無別識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惟鄭樵稍有志乎求義，而綴學之徒，囂然起而爭之。然則充其所論，即一切科舉之文詞，胥吏之簿籍，其明白無疵，確實有據，轉覺賢於遷、固遠矣。
雖然，鄭君亦不能無過焉。馬、班父子傳業，終身史官，固無論矣。司馬溫公《資治通鑒》，前后一十九年，書局自隨，自辟僚屬；所與討論，又皆一時名流；故能裁成絕業，為世宗師。鄭君區區一身，僻處寒陋，獨犯馬、班以來所不敢為者而為之，立論高遠，實不副名，又不幸而與馬端臨之《文獻通考》，并稱於時，而《通考》之疏陋，轉不如是之甚。末學膚受，本無定識，從而抑揚其間，妄相擬議，遂與比類纂輯之業，同年而語，而衡短論長，岑樓寸木且有不敵之勢焉，豈不誣哉？
○答客問上
癸巳在杭州，聞戴徵君震與吳處士穎芳談次，痛詆鄭君《通志》，其言絕可怪笑，以謂不足深辨，置弗論也。其后學者，頗有訾謷。因假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自謂習俗浮議，頗有摧陷廓清之功。然其文上溯馬、班，下辨《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為《通志》發也。而不知者又更端以相詰難，因作《答客問》三篇。
客有見章子《續通志敘書后》者，問於章子曰：《通志》之不可輕議，則既聞命矣。先生之辨也，文繁而不可殺，其推論所及，進退古人，多不與世之尚論者同科，豈故為抑揚，以佐其辨歟？抑先生別有說歟？夫學者皆稱二十二史，著錄之家，皆取馬、班而下，至於元、明而上，區為正史一門矣。今先生獨謂唐人整齊晉、隋故事，亦名其書為一史，而學者誤承流別，不復辨正其體焉。豈晉、隋而下，不得名為一史歟？觀其表志成規，紀傳定體，與馬、班諸史，未始有殊。
開局設監，集眾修書，亦時勢使然耳。求於其實，則一例也。今云學者誤承流別，敢問晉、隋而下，其所以與陳、范而上，截然分部者安在？
章子曰：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下，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陳、范以來，律以《春秋》之旨，則不敢謂無失矣。然其心裁別識，家學具存，縱使反唇相議，至謂遷書退處士而進奸雄，固書排忠節而飾主闕，要其離合變化，義無旁出，自足名家學而符經旨；初不盡如后代纂類之業，相與效子莫之執中，求鄉愿之無刺，侈然自謂超遷軼固也。若夫君臣事跡，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之業也。開局設監，集眾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后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
《易》曰：“敬非其人，道不虛行。”史才不世出，而時世變易不可常，及時纂輯所聞見，而不用標別家學、決斷去取為急務，豈特晉、隋二史為然哉？班氏以前，則有劉向、劉歆、揚雄、賈逵之《史記》，范氏以前，則有劉珍、李尤、蔡邕、盧植、楊彪之《漢記》，其書何嘗不遵表志之成規，不用紀傳之定體？然而守先待后之故事，與筆削獨斷之專家，其功用足以相資，而流別不能相混，則斷如也。溯而上之，百國寶書之於《春秋》，《世本》、《國策》之於《史記》，其義猶是耳。
唐后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后人不知《春秋》之家學，而猥以集眾官修之故事，乃與馬、班、陳、范諸書，并列正史焉。於是史文等於科舉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變通矣。間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標一法外之義例，著一獨具之心裁，而世之群怪聚罵，指目牽引為言詞，譬若猵狙見冠服，不與龁決毀裂，至於盡絕不止也。鄭氏《通志》之被謗，凡以此也。
嗟乎！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為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於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辯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當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而與論作述之旨哉？
○答客問中
客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好古敏以求之。”夏殷之禮，夫子能言，然而無徵不信，慨於文獻之不足也。今先生謂作者有義旨，而籩豆器數，不為瑣瑣焉。毋乃悖於夫子之教歟？馬氏《通考》之詳備，鄭氏《通志》之疏舛，三尺童子所知也。先生獨取其義旨，而不責其實用，遂欲申鄭而屈馬，其說不近於偏耶？
章子曰：天下之言，各有攸當；經傳之言，亦若是而已矣。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六經》之於典籍也，猶天之有日月也。讀《書》如無《詩》，讀《易》如無《春秋》，雖圣人之籍，不能於一書之中，備數家之攻索也。《易》曰“不可為典要”，而《書》則偏言“辭尚體要”焉。讀《詩》不以辭害志，而《春秋》則正以一言定是非焉。向令執龍血鬼車之象，而徵粵若稽古之文，讬熊蛇魚旐之夢，以紀春王正月之令，則圣人之業荒，而治經之旨悖矣。若云好古敏求，文獻徵信，吾不謂往行前言可以滅裂也。多聞而有所擇，博學而要於約，其所取者有以自命，而不可概以成說相拘也。大道既隱，諸子爭鳴，皆得先王之一端，莊生所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者也。目察秋毫，而不能見雷霆。耳辨五音，而不能窺泰山。謂耳目之有能有不能，則可矣；謂耳聞目見之不足為雷霆山岳，其可乎？
由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讬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故馬、班史祖，而伏、鄭經師，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亦并行其道而不相為背者也。使伏、鄭共注一經，必有牴牾之病。使馬、班同修一史，必有矛盾之嫌。以此知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此史遷之所以必欲傳之其人，而班固之所以必待馬融受業於其女弟，然后其學始顯也。遷書有徐廣、裴骃諸家傳其業，固書有服虔、應劭諸家傳其業，專門之學，口授心傳，不啻經師之有章句矣。然則春秋經世之意，必有文字之所不可得而詳，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準。而今之學者，凡遇古人獨斷之著述，於意有不愜，囂然紛起而攻之，亦見其好議論而不求成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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