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杨熊作为地理学派的郦学家，在他们的疏文中十分重视沿革地理的描述。诸凡郡县城邑，均细叙其沿革变迁，而最后必指出它们的今地所在。在这方面，熊会贞在今台北本上所作的许多修改，较之杨守敬也很有发展。我们在今北京本中所见的杨在这方面的叙述，今地的确定往往借助于《方舆纪要》、《续山东考古录》、《一统志》和“钱坫曰”①等等。但在台北本中，这些文献绝大部分都被熊删去，而是由熊直接考证今地所在。与北京本相比，不少今地的位置，都已修改得更为精确。这当然是因为到了熊的时代，有经纬网格和比例尺的新式地图陆续问世，熊氏可以通过这些地图考订今地，不必再借助于古代地理文献了。
在郦学研究中，重视与地理学的联系和地图的运用，这是《水经注疏》不同于其他版本郦注的特色。读《水经注疏》者必须对此引起注意，否则就会造成错误，1979年出版的《辞海》就是一个例子。《辞海》的“水经注疏”条说：“因未经审校，错别字及脱漏之处甚多，如《涪水》漏抄郦注本文竟达九十多字。”这里，未经审校错漏甚多的话，对于北京影印本来说是完全正确的，我在拙作《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②一文中已述其详。但《涪水》漏抄郦注本文九十多字的话，却完全不是事实。《辞海》作者对照殿本或其他考据学派校勘的版本，发现注文“涪水出广汉属国刚氐道徼外，东南流”之下，少了“迳涪县西，王莽之统睦矣。臧宫进攻涪城，斩公孙恢于涪，自此水上。县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银矿，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银。潺水历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东南迳绵竹县北，臧宫溯涪至平阳，公孙述将王元降，遂拔绵竹。涪水又东南”一段，共九十一字，就不再研究一番，信手拈来，作为北京本脱漏的例子。其实，这条释文的作者，只要再往下阅读几段，不仅可以发现这九十一字在注文中并未少去一个，而且还可以在“遂拔绵竹”句下，读到熊会贞的一段疏文：
①指清钱坫所撰《新斟注地理志》等书。
②《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会贞按：……朱“徼外”句下，接“东南流迳涪”云云，至“遂拔绵竹”，下接“涪水又东南与建始水合”，至“迳江油、广汉者也”。全赵戴(按：此据北京本，台北本删“全”字，“赵”“戴”乙)同。准以地望，建始水在上，江油在下，涪县又在下，何能先迳涪县而后会建始水而迳江油也？明有错简。“东南流”三字下当接“与建始水合”至“迳江油、广汉者也”。又移“与建始水合”上“涪水又东南”五字于其下，乃接“迳涪县西”至“遂拔绵竹”方合，今订。
熊会贞无疑是对照地图研究了这段注文，然后加以校改，并写下了这段疏文的。
前面已经提及，熊会贞在杨去世后继续工作了二十多年，而这一时期，正是西方科学著作大量迻译，而国内科学界也获得较大发展的时代。熊本人无疑会受到这些现代科学的启发，从而认识到，在旧郦学的内容中存在着迷信落后的一面。从他对今台北影印本的底本所作的不少修改中，完全可以反映出他刷新郦学研究的愿望。当然，在这方面，他常常是力不从心的。因为，他虽然是个地理学家，但他所精通的，只是传统的沿革地理，却缺乏为《水经注》作出科学注疏所必备的现代自然地理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等知识。为此，在他修改的不少疏文中，可以看出科学性有了改进，但还远远不能臻于完美。例如，他在卷一《河水》经“又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注“积石宜在蒲昌海下矣”句下，果断地删去了原来的全部疏文计一千九百八十二字，这是他在台北影印本中所删节的最大的一段。这段疏文，大部分从赵氏《水经注释》抄来，无非是引经据典、翻来覆去地阐述黄河重源的谬说。熊氏当然已经认识到黄河重源的违反科学，所以全部删去，而换上了一段二百八十八字的短小疏文。在这段新的疏文中说到：“董祐诚又谓，自此以上为河之东源，下从葱岭出者为河之西源，至蒲昌海伏流而重见为东源。皆非也。”说明对于黄河重源的错误，熊氏已经十分了解。但是由于他没有地质学、地貌学等科学知识，新的疏文虽然远胜旧的，但仍然没有把整个问题解释清楚。
再举一例，卷二七《沔水》经“又东过城固县南，又东过魏兴安阳县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注“有盐井，食之令人瘿疾”句下疏文，北京本作：
会贞按：《博物志》，山居多瘿，饮泉水不流者也。郦氏言食此井盐令人瘿疾，盖亦其水之不流耳。
但台北本改作：
会贞按：《博物志》，山居多瘿，饮泉水不流者也。此则井盐，食之致疾为异耳。
在北京本的熊疏中，他附和《博物志》的说法，认为瘿疾的原因是山居饮不流之泉水。井水也是不流之水，故食井盐同样能致瘿疾。但以后，他经过考虑，或许是查阅了其他资料，开始怀疑《博物志》的说法，但却也无法驳倒它的说法，所以只好保留《博物志》的话，而把他自己原来附和《博物志》的话作了修改。这当然不失为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科学态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所谓瘿疾，就是甲状腺肿大，其病源是由于山居缺乏含碘的食物。
我在拙作《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发展》①一文中指出：“考据学派是郦学研究中最古老的学派，可是并没有完成历史任务，再接再厉，还在后学。”熊会贞作为一个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水经注》的考据方面，在杨守敬去世后的二十多年中，也仍然做出了不少贡献。拿台北本与北京本相比，在考据方面的新成果也是不少的。例如卷一九《渭水》经“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注“王莽更之曰水章”句下，熊氏在版框上端增加了一段新的疏文：
会贞按：今本《汉志》作水章，与此同。然莽于汉县名陵者多改陆，章字与秦名霸水之意虽合，而与莽意不合。残宋本郦注作水革，大典本、黄本同。霸字从革，疑莽隐寓革命之意而取以名县。则《汉志》本作革，传抄讹为章也。自吴本改革为章，朱本沿之，至今遂无有知其非者矣。兹反复推求而得之。
①《水经注研究二集》。
如上述，尽管有残宋本、大典本、黄省曾本作依据，熊氏并反复推求而写了这样一段疏文，但郦注正文中的“章”字却不作更改。熊氏因为事涉《汉书·地理志》，所以修改必须慎重，疏文只供学者参考而已。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熊氏在考据上所下的工夫，同时也看到了他的谨慎持重的治学态度。
在我国郦学界，历来杨熊并提，而《水经注疏》一书，尽管熊氏在杨氏身后继续惨淡经营，“稿经六易”，但无论如何，它仍是杨熊二人合作的成果。不过，从上文所述，熊氏在杨氏去世后的二十多年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与杨氏相比，他在郦学思想上显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郦学研究史的郦学家人物的评价中，熊氏就戴震引用大典本的问题将他老师生前的武断言论作了实事求是的更正，而且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撇开历史上纠缠不休的戴赵相袭的旧事，改变杨氏崇全赵而贬戴的立场，事实上把戴震提到郦学家中的最高地位。在郦学研究中，他继承杨氏地理学的衣钵，把主要精力放在充实疏文的地理学内容方面。同时，在新的科学思潮的启发下，正视了旧郦学研究中的落后一面，而力图刷新郦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删节内容上有明显错误的疏文，加入了不少经过他反复推敲的新资料。
前面已经提到，熊会贞是一位性格诚笃而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他在《十三页》上谦逊地修改了他老师“文各一半”的话，而说成是“文，先生三分之二，会贞三分之一”。其实，只要对疏文做过一番研究的人都会看得出来，“会贞按”的疏文和署“守敬按”而其实属熊的疏文，显然占了全部疏文中的多数。假使与《要删》相比，更可以看到疏文的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这些当然都是熊会贞在杨去世后辛苦二十年的卓越贡献。青出于蓝，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水经注疏》当然是杨守敬和熊会贞两人合作的成果，但是，从郦学研究的成果来说，熊会贞显然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
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及其在《水经注疏》一书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对我们今天的郦学研究是一种有益的启发。它告诉我们在郦学研究中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从郦学学派来说，地理学派是继承了考据学派而发展起来的。没有考据学派为郦学研究奠定基础，地理学派就很难在郦学领域中有所发展。但地理学派既已在郦学领域中扎根壮大，就应该摆脱考据学派留下来的许多无益争论，放眼于开拓地理学在郦学研究中的广阔前途。另外，尽管地理学派是郦学研究中的新学派，但随着科学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地理学派本身也必须不断地去旧更新，使郦学研究随着时代而前进，攀登新的科学高峰。
《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全祖望与《水经注》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人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人，是清初的著名郦学家，他在《水经注》研究中，曾作出重要贡献。
全祖望的潜心于《水经注》研究，与他的家庭有很大关系。他的家庭是个郦学世家。他的祖上全元立，官南京工部侍郎；其孙全天柱，官少詹事兼侍读学士；天柱之从孙全吾骐，三世均校《水经注》，有双韭山房校本。全祖望是全吾骐之孙，他对郦学的爱好，显然与家学有关。他在乾隆十九年(1754)为赵一清《水经注释》所作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
予家自先司空公、先宗伯公、先赠公三世，皆于是书有校本。故予年二十以后，雅有志于是书也。始也，衣食奔走，近者衰病侵寻。双韭山房手校之本，更是迭非，卒未得毕业，眷怀世学，不禁惭赧，而东潜夺纛而登，囊括一切，犹以予为卑耳之马，不弃其鞅绊，岂知羽毛齿革，君之余也，聊举先世遗闻以益君，则庶几也。
全祖望的治郦过程，在董秉纯(字小钝)所编的《全谢山年谱》①中记得最为简明：
乾隆十四年己巳，先生四十五岁，校《水经注》，是岁有诗三集，而《水经注》一书，先生晚年精力所注，用功最勤，实始于是夏。十五年庚午，先生四十六岁，仍校《水经注》，春病甚，一日忽眚。十七年壬申，先生四十八岁，适广东。……而朝夕不倦者则《水经注》，盖已七校矣。十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九岁，自粤中归于家。又云七月乃归家养疴，犹以《水经注》未卒业，时时检阅。十九年甲戌，先生五十岁，居扬州，是年春尽，维扬故人以书抬往养疴，仍治《水经》，十一月乃归。二十年乙亥，先生五十一岁，卒于家。
①《全氏七校水经注·附录》上。
从《年谱》可见，全祖望校《水经注》始于1749年夏，到了1752年，为时三年，已经校了七次，而且仍认为他的校订工作没有完成，所以在1753、1754两年，1755年半年(他死于1755年夏历七月初二)，继续抱病续校。据吴传锴《双韭山房书目》①：“五校《水经》八本，六校《水经》六本，七校《水经》四十本。”可见他每一次校勘，大概都留有校本。由于全氏死后书稿流散，直到他去世一百三十三年以后(光绪十四年，1888)，他的《七校水经注》才刊行问世。说明他生前最后两年半即四十九岁、五十岁和五十一岁(半年)的治郦成果，或许是十分重要的成果，没有留传后世，这当然是十分可惜的。董小钝《题鲒埼亭集外编》一文中有几句话，我们可以窥见全氏在这最后两年半的治郦于一二：“《水经注》用功最勤，经七校，俱有更正。其第七校拟移经文错简，重定点缀，分粘大半，而先生卒。”董小钝所说的还只是全氏在七校中校出的经文错简分粘处理的问题，这当然也是他在七校以后赓续进行的工作，但除了这些工作以外，他在最后两年半中必然还有校订上的收获，甚至是郦学上的一些发明，如同他过去提出的分别经注的原则和注中有注的见解之类，但这些都已经无法查核了。
为此，对于全祖望在郦学上的贡献，我们只能评论到他四十八岁之年为止，也就是《七校水经注》所展示的成就。其中主要的约有下列五项。
第一，合理编排了《水经注》所载河流的次序篇目。《水经注》原来当然是有篇目的，全氏也曾研究过宋本篇目，但他认为宋本篇目不可靠。五校抄本卷首有一段话说：“右宋椠跋尾，不知作者，见于钱曾《读书敏求记》中，读之可知今本《水经》篇帙次序之失，皆(按：此字原本模糊，姑作‘皆’字)自宋椠已然。”他在五校本《题辞》中，也说了相似的意见：“今世得一宋椠，则校书者凭之，以为鸿宝。宋椠间有误，然终不至大错也，但独不可以论于《水经》，盖《水经》自初雕时，已不可问矣。”所以他按全国河流的地理位置，把郦注记载的河流分成北渎和南渎两派，再以大水统小水的原则，把一百二十三条干支流，整理得眉清目楚，在五校本编排了一个《序目》。以后的郦学家，如赵一清和戴震的校本，虽然有所改动，但实际上都是参照了他的《序目》。清张穆在其《赵戴〈水经注〉校案》①一文中指出：“戴氏自订《水经注》(按：指孔继涵整理的微波榭本)次序，以河、江分二大纲，即谢山南渎、北渎说而稍变通之。”连一直对全祖望存有成见的胡适，到最后也不得不承认，全氏《序目》中所编排的河流次序，是一个“合理的新次序”。
①《全氏七校水经注·附录》上。
第二，《水经注》其书自《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原来藏于朝廷，宋初以后，开始流入民间，辗转传抄，错漏迭出，而且经注混淆，不堪卒读。明正德年间的郦学家杨慎就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他在其《跋新刻〈水经注〉》②一文中指出：“吴中新刻郦道元《水经注》，规制装潢甚精，但误字苦多矣。”其中特别是经注混淆，成为此书大病，杨慎在其《水经·序》③中，曾经提出旨在清理经注的所谓“八泽”。他说：“汉桑钦《水经》旧录凡三卷，纪天下诸水，首河，终斤江，凡一百十有一，曰出，曰过，曰迳，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此其八泽也。”但杨慎的所谓“八泽”，实际上仍然把经注用语混在一起。所以有明一代的郦注各本，经注混淆的情况并未得到改正。现在大家已经很难看到经注混淆的明本，但不久以前排印出版的《水经注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样本。这是王国维校阅过的朱谋
《水经注笺》，卷首《标点说明》中说：“本书是一部以明朱谋本《水经注笺》为底本，对校了宋本、明《永乐大典》本、清聚珍本和明、清诸名家版本的王国维手校本。”这里，标点者擅加“清聚珍本”四字，实在误人不浅。所以此书出后，不少人写文章批评此书的标点错误。但我在《古旧书讯》①中却说：“标点错误连篇，这是事实，但不足以成为此书的大病。”这是因为读古书的人，一般总有鉴别能力。
①(清)同治《鄞县志》(光绪三年刊本)卷五四《艺文》三。
②《丹铅杂录》卷七。
③《水经注释·附录》下。
我在该文中说：“但有一点却是性质严重的”，指的就是标点者擅加的“清聚珍本”四字。因为聚珍本(即殿本)是经注已经分清的清人校本，王国维在该本版框上端绝未有与殿本对校的话。我把此本的河、济、江、淮、渭、洛、沔七水与殿本对校了一下，此本把注文混作经文的达四百七十六条。仅《江水》一条，《水经注校》以注作经者一百零四条；又两处，注混入经，计十二字；经混作注两条，计三十四字；经脱字一条，计九字。这就是经注混淆的明人校本的情况，此书因为排印出版，大家容易看到，所以我以它作例。
区分经注是从全祖望开始的，他在五校本《题辞》中说：
经文与注文颇相似，故能相溷，而不知熟玩之，则固判然不同也。经文简，注文繁；简者必审择于其地望，繁者必详及于渊源，一为纲，一为目，以此思之盖过半矣。若其所以相溷者，其始抄胥之厉耳，及版本仍之，而世莫之疑矣。犹幸割裂所及，止于河、济、江、淮、渭、洛、沔七篇，若其余则无有焉，盖居然善长之旧本也。故取其余之一百十有七篇，而熟玩之，而是七篇者可校矣。然是七篇者大川也，被溷而莫之正，则其书无可观者，是以不可不急定也。今以予所定《河水》经文，不过五十三条，而旧以注溷之，为二百五十四条；《济水》不过三十三条，而旧为七十条。……然其缠络之所以不相贯通者，皆由于此，一旦更张而合并之，遂觉星罗棋布，经文固无重复支离之失，而注亦益见章法矣。
全氏的上述一段区分经注的原则，在郦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张穆称此为：“此分别经注创始谢山之坚据。”②清魏源也从其所见全氏抄本中称道全氏的这项成就：“全氏《水经》未刊，予尝见其抄本凡例一卷，于经注分析尤详，凡戴所举三例，皆在其中。”①丁山在其《郦学考序目》②文中也说：“全氏于经注分析尤详，凡戴氏所举三例，皆在其中。”魏源和丁山所说的戴震“所举三例”是什么？即是殿本卷首《校上按语》中的几句话：
①1989年第五期。
②《赵戴〈水经注〉校案》。
至于经文注语，诸本率多混淆，今考验旧文，得其端绪：凡水道所经之地，经则云过，注则云迳，经则统举都会，注则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经则首句标明，后不重举，注则文多旁涉，必重举其名以更端；凡书内郡县，经则但举当时之名，注则兼考故城之迹。
应该承认，戴震总结的区分经注的话，比全氏条理清楚，文字简练。但是他在这方面吸取和继承了全氏的成果，这是没有疑问的。其中“考验旧文，得其端绪”一语，未免有占前辈学者成就为己有之嫌。魏源和丁山为之不平，想必在此。郑德坤在其《〈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③一文中说：“卷五‘又东济水入焉’条曰：全氏曰，按经文言济水自成皋入河，注言济水自温入河，水道有变更也。故于此预书济水注河，至成皋下，则曰今济水自温入河，不于此也，此特济之故渎耳。其文了然，一自钞胥妄作割裂，始以此注为经，历千年而莫之正也。……段茂堂断断于经注之分。归功戴氏，读此条始知全氏实为先导矣。”
第三，全祖望提出《水经注》在体例上的注中有注、双行夹写的见解。他在五校本《题辞》中说：
世但知是书之经与注乱，而不知注之自相乱也。夫注何以自相乱，盖善长之注，原以翼经，故其专言水道者为大注，其兼及于州郡城郭之沿革，而不关于水者乃小注。旁引诸杂书，沿革逸事，又附注之余录也。故大注为大文，小注则皆小字。如《毛诗》之有《郑笺》，不知何时尽抄变为大文，而于是注中之文义遂多中隔，不相连属。盖自宋椠已然，则从而附会之曰善长之文之古也。而求水道者愈目眩神摇，求其纲领而不得。若细观之，则其横亘之痕迹显然，且其中音释之语，亦溷为大文，古今书史无此例也。
①《书赵校〈水经注〉后》，《胡适手稿》第五集下册。
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2年第三卷第三期。
③《燕京学报》1936年第十九期。
对于上述见解，《题辞》接着说明：“是言也，前人从未有见之者，首发之先司空公。”在其五校抄本卷首参校诸本“吾家阿育王山房本”下加注：“先司空于嘉靖中校之，先宗伯于万历中校之，先大父赠公于顺治中又校之，其谓道元注中有注，各本双行夹写小字，而今本皆传写作大字，是前人所未及。”
对于全氏的这种来自他先人的见解，郦学界后来有很不相同的评价。清陈运溶在其《荆州记序》(载《麓山精舍丛书》)中说：“赵一清尤觉妄诞，其引全祖望之说，谓道元注中有注，本双行夹写。于是字分大小，强为勾乙。旧文具在，臆造甚明，斯诚卤莽灭裂矣。”尽管陈运溶把这种体例一笔抹杀，但乾隆年间的两位郦学大师，却接受了全氏的这种见解。赵一清由于和全祖望交谊甚笃，治郦学又相互切磋，因此，他是公开而全盘地接受了全氏的见解。他的《水经注释》中，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细字分别书之，使语不相杂而文仍相属。戴震的情况与赵一清不同，他在殿本校注只字未及全赵，但实际上却不声不响地接受了全氏的这种见解。他在卷一《河水》经“出其东北陬”注“《物理论》曰：河色黄者，众川之流，盖浊之也”下按云：“此十六字，当是注内之小注，故杂在所引《尔雅》之间，书内如此类者甚多。”同卷经“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注“《括地图》曰：冯夷恒乘云车驾二龙”下按云：“此十三字，当是注内之小注，故杂在所引《山海经》之内。”例子甚多，不胜枚举，足见戴震亦以全氏此说为然。所以他不厌其详地在各处加上这类按语。难怪魏源在其《书赵校〈水经注〉后》一文中指责戴震：“及戴氏所校《水经》，则又于第一卷《河水篇》《尔雅》‘河出昆仑墟’引《物理论》十六字为注中之小注，故杂在所引《尔雅》之间……是则注中小注之说，戴氏既窃之而又斥之。盗憎主人，不顾矛盾，一至是乎。”
第四，对于《水经》的成书年代，戴震在其殿本的《校上按语》中说：
又《水经》作者，《唐书》题曰桑钦，然班固尝引钦说，与此经文异，道元注亦引钦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经》。观其《涪水》条中，称广汉已为广魏，则决非汉时；《钟水》条中，称晋宁仍曰魏宁，则未及晋代。推寻文句，大抵三国时人。
由于殿本是官本，出书早而流行广，所以郦学界都认为考证地名，甄别年代，从而解释《水经》成书于何时，这是戴震的贡献。但其实全祖望早已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并且在五校本《题辞》中作了近千言的长篇论证。兹节录其中若干于下：
《水经》在唐世尚未有指其撰人者，以其为桑氏，盖自《唐六典》始也。而杜岐公以为东京和、顺二帝以后人作，乐永言从之。……近世胡东樵则以为东汉人创之，晋魏后人续成之。然经用东汉地名，则陕西、河关、中山、曲阳、京兆、上洛之文可据也，是必不出桑氏之手，则亦明矣。且诸公亦但以地名间求之，而未及乎其大者，遮害口之道，则以王莽河为故渎矣；《淇水》、《洹水》诸篇，则及于曹氏所遏之白沟矣；浊漳水由清漳入河而至是尽改其旧。是岂可尽以为经注之相淆哉？
故吾曰：东京初人为之，曹魏初年人续成之，是不易之论也。
杨守敬在其《水经注疏·凡例》中说：“自阎百诗谓郭璞注《山海经》引《水经》者七，而后郭璞撰《水经》之说废。自《水经注·序》出，不言经作于桑钦，而后来附益之说为不足凭。前人定为三国魏人作，其说是矣。”戴震《校上按语》中所证《水经》作者只及三国，魏人之说，实始于全氏。杨守敬所指实即全氏，由于杨氏见此说于《七校水经注》之中，而七校本被林颐山斥为伪造，以致王先谦编纂《合校水经注》未予采入，所以杨氏只能含混地说“前人定为三国魏人作”云云。张穆在其《赵戴水经注校案》中就说得十分清楚，他说：“戴氏谓《水经》为三国时人作，此语亦本谢山。”张氏由于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就获得了五校本中的《序目》和《题辞》抄本，当时林颐山的说法还远未出笼，所以他不受任何干扰，持论是公正的。
第五，全祖望在其对郦注的七次校勘之中，引用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他列于五校本卷首的参校诸本，计有：柳大中佥本、杨用修慎本、黄五岳省曾本、归熙甫有光本、吴中珩琯本、朱郁仪谋本、清常道人赵琦美本、朱无易之臣本、卧园孙潜潜夫本、钟伯敬惺本、周方叔婴本、陈明卿仁锡本、吾家阿育王山房本、黄南雷宗羲本、顾亭林炎武本、顾宛溪祖禹本、黄子鸿仪本、胡东樵渭本、阎潜丘若琚本、刘继庄献廷本、姜湛园宸英本、何义门焯本、沈绎旃炳巽本、赵东潜一清本、施慎甫廷枢本。
全氏列举上述二十五种本子，若干处有夹注解释。除了前已述及的吾家阿育王山房本以下的夹注外，在朱郁仪谋本下夹注说：“内采孙汝澄、李克家二人语，而得之谢耳伯者尤多。近有项
，取其书略加芟节，以为己有。”在刘继庄献廷本本夹注说：“以上六本(按：指顾炎武、顾祖禹、黄仪、胡渭、阎若璩、刘献廷)皆未得见，但旁见于其所著之书甚多。”此外，在列举各本以后，另书一行云：“丁敬云：杭有汪师韩所藏一本，甚旧，多校正，但不见出谁人之手，他日须访求之。”
从上述参校书目及其夹注，可见全氏做学问的态度是认真严肃的。例如项本，这是清初流行甚广的本子，由于它印刷精美，印制数大，后来又经黄晟翻刻，成为清代许多郦学家的工作底本，但全氏指出其占朱笺“以为己有”。从这一点可以推知，设若全氏生于戴氏之后，则其对于戴氏之讨伐，必将十分严厉。又所谓顾炎武等六本，全氏虽列举其名，但声明不见其书，仅从六人的其他著作中“旁见”。因为此六人治郦的声名甚著，对全氏来说，均属前辈，全氏不能不列其名，但他们的治郦成果其实都在其他著作如《肇域志》、《方舆纪要》、《禹贡锥指》、《古文尚书疏证》、《广阳杂记》等之中。全氏声明“旁见”，这是他既尊重前辈而又谨慎处事的态度。我在拙作《小山堂抄本全谢山五校〈水经注〉》①一文中曾经指出：“抄本之篇目内容与坊刻七校本大略相同，而双行夹写，则全氏所独创，正文以外，批注甚多。”从大量批注中可以发现，全氏确实从所列参校诸本中作了许多对勘工作，绝非虚列书名以壮声势。例如所列施廷枢本，在当时并非著名本子，但全氏亦一一对勘，据以参校。卷四○《渐江水》经“北过馀杭，东入于海”注下，注文在叙述华信故事后云：“故改名钱塘也。”此外，五校本引施廷枢云：“钱唐之得名以钱水也。《国语》，陂唐污庳，以成其美。盖唐即后世之塘字，《说文》无塘字，可按也。则钱唐者，钱水之唐，非如所传华信千钱诳众之陋也。”
①《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四期。
以上所举是全祖望在郦学研究中的五项重要贡献。在乾隆年间郦学考据学派全盛时期，全、赵、戴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从年齿长幼、从事郦学研究的时间早晚、对郦学贡献的大小等方面进行评价，全、赵、戴的排列次序，也是公允而合理的。但不幸的是，全祖望在郦学研究中的声名，却曾因一件莫须有的指责而受到损害，成为郦学史上一个轰动一时的风波。
光绪中叶，王先谦在长沙编纂《合校水经注》，书成，于十八年(1892)刊本，流行甚广。合校本收录了不少郦学名家和名本的校勘成果，唯独不见全祖望及其七校本。王先谦在此书卷首《例略》中云：“全氏《七校水经注》晚出，浙中慈溪林颐山晋霞斥其伪造抉摘罅漏至数十事，顷岁刊行兹编，一字不敢阑入。”王先谦声名大，合校本又确实是历来郦注中的佳本，随着此本的流行，大家都看到了王先谦否定七校本的话。尽管不少郦学家对此深抱不平①，但毕竟对七校本甚至全氏本人发生了不良影响。
王先谦是根据林颐山的指责而在合校本中排斥七校本的。林是何许人？这个曾被胡适称为“有学问的秀才”②，曾经当过南菁书院的山长。上海合众图书馆(今已并入上海图书馆)藏有他不记年月和无受者姓名的《上夫子大人函》一通。据胡适考证，此函是他于光绪十二年(1886)致黄以周的。信中说：“盖王录(按：指七校本编辑者王梓材)序跋，大非可信之书。……至于王录伪造之迹，尤难备述。”③这里的所谓“王录序跋”，当然是王梓材录出的五校本《序目》和《题辞》。所以林颐山实是这个风波的发难人。他为什么要一口咬定《序目》、《题辞》和七校本的作伪，现在只有两种解释：第一，假使林颐山确实是个做学问的正人君子，那么他当时一定有一种自己认为可以肯定王梓材作伪的证据(尽管后来事实证明王梓材没有作伪)；第二，假使他别有用心，那就是因为黄以周曾经向王先谦介绍，林可以担任编辑《全校郦书》的工作，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编辑《全校郦书》的计划①。他是光绪十八年(1892)才中进士的，在这以前，他不过是个“有学问的秀才”。没有体面的人物首肯，是担不起编辑《全校郦书》的大任的。却不料刚刚喜得有力者的推荐，而光绪三年(1877)就中了进士的董沛，却于光绪十四年(1888)据王梓材的本子完成了七校本的编辑工作，并由宁绍台兵备薛福成出资刊行。这就是说，他已被比他体面得多的人捷足先登。董沛在七校本卷首曾礼貌地指出：“林颐山别为校本。”想必林编辑《全校郦书》的打算已为董沛所闻悉。但是林显然拿不出他的校本来。对于这件事，原来是我早年的一种设想，但后来读《胡适手稿》，知道胡适倒是做过一番考证的，《手稿》第二集下册第四百五十五页说：“林颐山是当时一个有学问的秀才，他自己搜罗了一些关于全祖望《水经注》的资料，他的研究还没有完成，宁波进士董沛粗制滥造的《全氏七校水经注》已被宁绍台道薛福成出钱刻印出来了，林颐山当时就提出许多证据来，指出这个刻本是伪造的。”
①杨守敬《水经注疏·凡例》认为七校本“自非沉酣此书者不能，谓尽属子虚亦太过，王氏合校本一概不录，殊为可惜”。又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王氏合校本只字不录，殊为可惜。”
②《胡适手稿》第二集下册。
③《跋合众图书馆藏的林颐山论编辑全校郦书的函稿》，《胡适手稿》第二集下册。
由于林颐山的这一番后来被证明莫须有(特别是对于《序目》和《题辞》)的指责，由于王先谦轻信了林的话而刊入《合校水经注》，于是就出现了不少流言，到了胡适而至于极点。当然，林颐山掀起的不过是小小风浪，后来成为轩然大波，也有一部分是七校本本身的原因。全氏去世以后，藏书遗稿随即流散。七校本是王梓材从抱经堂卢氏之后卢杰家中所得的稿本，在道光中整理出来的。王不仅整理了七校本，并且还录出五校本的《序目》和《题辞》。这个本子没有刊行，光绪年间董沛再加以整理，董氏在整理之中，确有以殿本校核原稿之举，情况犹如乾隆后期梁履绳、梁玉绳兄弟整理赵一清《水经注释》时所作的一样②。这就是七校本授人以柄的地方。
为了证明《序目》、《题辞》和七校本的作伪，兼及全氏本人的治学态度，胡适作了大量考证，写了许多文章。他在《证明全校〈水经注〉是伪造的》③一文中说：“这篇《题辞》是王梓材颇用心作的文章，全篇摆出一个《水经注》学者的大架子，装出眼空一切的神气和调子，洋洋洒洒地讨论几个重要的《水经注》问题。初读这篇文字的人，往往被这一派大架子吓倒了，都不敢怀疑他的诈欺性质了。”“有不少的错误，不少的漏洞，不少的笑话。这时候我才敢断定这篇《题辞》是王梓材伪造的，决不是全谢山的手笔。”这里，胡适没有引用林颐山比他早半个多世纪就发现的“王录序跋，大非可信之书”的话，说明林颐山的确是个小人物。胡适对王梓材的口诛笔伐还不止于此。在《〈全氏七校水经注〉四十卷作伪证据十项》①一文中，实在已经到了破口大骂的程度：“证明王梓材的荒谬诈欺，绝无可疑，也绝无可恕。……这真是王梓材白日见鬼了。”
①《胡适手稿》第二集下册。
②赵一清子赵载元，曾委托乡人梁履绳、梁玉绳兄弟整理赵书，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在开封刊行。杨守敬《水经注疏·凡例》：“赵氏之袭戴者甚少，然亦间有一二……当是梁氏伯仲所为。”
③《胡适手稿》第二集上册。
对于光绪十四年(1888)刊行的《全氏七校水经注》，前面已经指出了该书在整理过程中有攫取殿本成果的缺陷。情况其实与乾隆五十一年(1786)在开封刊行的、经过梁氏兄弟整理的赵一清《水经注释》一样。但胡适唯独厚责于七校本：“一个妄人主编的，一个妄人出钱赶刻赶印的一部很不可靠的伪书。”②
胡适同时也贬低全祖望的治学态度和郦学成就。对于全氏所说的他的先世治郦的事，特别是关于体例中的注中有注、双行夹写的见解，胡适说：“文人往往捏造来源，谢山尤多此病。”③甚至说：“我在十年中积下了几百条无可疑的证据，使我对谢山不能不怀疑他的为人与为学”，“不忠厚，不老实”④，又说全氏“对于郦书毫无心得”⑤，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当然，胡适毕竟是个大学者，当他后来读到了天津图书馆的全氏五校抄本和上海合众图书馆的另外几种全氏校本以后，他立刻改正了他的错误。他说：“我研究的结果，使我不能不承认我从前的判断错误。我不能不承认：一、五校本里一百廿三水的次序，经全谢山亲笔改排成一个合理的新次序，而这个新次序和王梓材传抄出来的五校本《水经序目》完全相同，可见那一卷《水经序目》是真的。二、王梓材编定《全氏七校水经注》，而《水经题辞》与《水经序目》都明说只是五校，可见这两卷都还是谢山原文，没有经过王梓材的改动。王梓材说和他弟子陈劢用《题辞》与《序目》来整理谢山的《水经注》校本残稿，我相信是真话。”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也不得不替王梓材平反，肯定王梓材“抄写谢山的校语确很严谨”②。凡此种种，拙作《胡适与水经注》③已详，这里不再赘述。
①《胡适手稿》第二集上册。
②《跋合众图书馆藏的林颐山论编辑全校郦书的函稿》，《胡适手稿》第二集下册。
③《与钟凤年先生论〈水经注〉的四封信》，《胡适手稿》第四集下册。
④《复洪业、杨联陞函》，《胡适手稿》第六集上册。
⑤《复洪业函》，《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
因此，全祖望在郦学研究中的卓越贡献和他在郦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对七校本，特别是《序目》和《题辞》首先发难的林颐山，可以不必置评，“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如此而已。至于胡适，他开始说了许多过火的话，丝毫不留余地，以致他的朋友洪业(煨莲)于1954年10月20日从美国给他写了长达五千言的信，用大量证据否定了胡适对全氏的指责。洪氏信中最后说：“昔人往矣，骨朽而舌不存，不能起九原与吾辈之挦扯纠绳者争曲直，是以凡事涉嫌疑，文无确证，则考古论人，与其失入，宁失出，想公亦当以为然也。”④洪业的话说得很恳切，宽厚待人，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风度，在学术争论中尤应如此。
由于许多确切的证据没有湮没，而且解铃还需系铃人，有些证据是胡适自己找到的。这场由林颐山掀起的风波总算平息。当然，胡适的勇于探索，勇于承认错误，也是值得称道的。不过，在全部《胡适手稿》中，由于指责全氏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胡适的承认错误，还只能说是在主要的问题上做到了。其他还有不少细节，胡适其实是错误的，但他恐怕到死也没有想到。举个例子，在《手稿》第六集中册的《先赠公与柳浦》一文中，胡适在引全祖望“《南史》所载浦阳征战之事”一语后，指责全氏：“我曾遍检南朝在浙东一带的战争，从晋末孙恩的战乱，直到隋末，我没有发现一次战争提到浦阳江或浦阳的名字。”这里，我可以随手检出涉及浦阳江的南朝战争。《南齐书·沈文季传》：“时会稽太守王敬则朝正，故
之谓乘虚可袭。泓至浦阳江，郡丞张思祖遣浃口戍主汤休武拒战，大破之。”又《资治通鉴·齐纪二·永明四年》：“又遣其将孙泓寇山阴，至浦阳江，浃口戍主汤休武击破之。”胡适在引用古书的问题上不相信全祖望，本来已属不智，自己声称“遍检”，却竟连正史和《资治通鉴》都不曾翻阅。这或许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然，我们不会在这些枝节上对胡适求全责备。“考古论人，与其失入，宁失出”。这虽然是洪业对他说的话，但其实对每个做学问的人都有意义。
①《上海合众图书馆有叶揆初先生收藏的全谢山〈水经注〉校本三种》，《胡适手稿》第三集上册。
②《复洪业、杨联陞函》，《胡适手稿》第六集上册。
③《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二辑。
④洪业：《答胡适函》，《胡适手稿》第六集上册。
原载《历史地理》1993年第十一辑
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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