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清从哪一年开始治郦，没有明确记载。王先谦《合校水纪注》卷首《例略》中称赵氏撰《水经注释》“以数十年考订苦心”。说明他治郦历时长久。根据胡适的考证：“我们可以推知赵一清借校孙潜校本《水经注》是在乾隆九年甲子(1744)，那时他三十六岁，已很用功研究《水经注》了。”①至于赵氏《水经注释》何时完成初稿，胡适也做过考证：“我们根据东潜三篇跋的年月日②，同他乙丑除夜的杂诗③，可以推断赵一清在乾隆九年到十一年(1744—1746)之间，写他《水经注》的第一次定稿。”④其实，根据杨希闵《赵一清自序跋》，《水经注释》最后定稿在乾隆十五年(1750)，其时赵氏才过四十岁。
①《鲒埼亭集外编》卷一七。
②《清史稿·赵一清传》(附于《文苑传·沈炳震》后)。
③《记赵一清的〈水经注〉的第一次写定本》，《胡适手稿》第三集下册。
前面提到了赵一清有个藏书丰富的家庭，所以他在郦学研究的版本方面，显然比当时的其他郦学家具有优越的条件。不少郦学家不易获致的版本，他多能得见。而在所有当时的郦注版本中，他选择了朱谋
的《水经注笺》作为他的工作底本。这样选择无疑是正确的。顾炎武称朱笺为“三百年来一部书”⑤。这是有明一代的最好版本。杨守敬在《邻苏老人年谱》光绪三十年(1904)下称誉朱笺：“独辟蚕业，始导先路。”我在拙作《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⑥一文中指出：“朱谋在郦注的研究中，深校细勘，旁征博引，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工作，从而促成了我国郦学研究中第一个学派即考据学派的诞生。”当然，朱笺所代表的只是明代郦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到了清初，著名郦学家如孙潜、何焯等均有校本。前面提到赵一清在乾隆九年(1744)就用孙潜校本进行他的郦学研究工作。清初学者的成果，当然已比朱笺有了很多提高。赵一清借助于这类清初的名家校本，加上他自己的读书心得，对《水经注笺》进行考订，完成了他的《〈水经注笺〉刊误》十二卷。《刊误》的成就，其实就是他的《水经注释》的基础。
《水经注释》按前述完成初稿于1744—1746年间，定稿于1750年，卷首有全祖望序，据王国维考证，全氏“为东潜作此书序殆在(乾隆)十六或十八年秋也”①。此外还有赵一清的自序，署“乾隆十九年(1754)”。《水经注释》有抄本与刊本的不同说法，留待以下再论。但1754这一年，应该被认为是他郦学研究完成的一年。这一年他四十五岁。赵一清死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享年五十五岁。也就是说，在《水经注释》完成以后，他又活了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他仍然不断地从事郦学研究。他最后病故于其妹夫泰安府知府姚立德的官舍中，就在这一年夏历二月，他写成《泰山五汶考》五篇，每篇下都署明写成时间，其中第一篇下署云：“乾隆二十九年二月廿四日病中书”。说明他是抱病力作。泰山五汶在他为郦注卷二四《汶水》作释时已经提及，在经“过博县西”注“汶水又西迳汶阳县故城北而西注”下，赵释云：“《禹贡锥指》、《元和志》，乾封县界五汶源别而流同，五汶者，曰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其一，则经流也”(按：此处当漏“浯汶”二字)。赵一清并且考证“五汶”一名的来源，同条释文下又云：“一清按，五汶之名始于郭缘生《述征记》，曰泰山郡水皆名曰汶，汶凡有五。”说明他对“五汶”早已有所研究。但或许多半是参考他人的文献，而他最后去到泰安，则是为了实地考察，把考察的结果，抱病写成《五汶考》，也说明他对郦学研究直到临终仍然孜孜不倦。在上述同条释文的最后一句：“予有《五汶考》五篇，辞多不载。”这一句话置于这一段释文之后，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于乾隆二十九年临死前，力疾把它插入原来关于“五汶”的释文之后；另一种可能则是梁履绳、梁玉绳兄弟在整理此书抄本时加入的。不管是他自己或是后人把这项资料加入他早年的著作之中，都足以说明赵一清毕生治郦，把他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奉献给郦学。
①《记赵一清的〈水经注〉的第一次写定本》，《胡适手稿》第三集下册。
②前北平图书馆藏别下斋蒋生沐旧藏朱谋《水经注笺》赵一清校记：乾隆甲子仲春述，后三年丙寅中秋录竟，又《渭水篇》乾隆乙丑冬尽日后记。
③赵一清《乙丑除夜杂诗》：“流年磨蝎坐宫中。甲乙丹铅枉费功，一卷《水经》翻覆勘，浊河清济笑冬烘。”
④胡适：《记赵一清的〈水经注〉的第一次写定本》。
⑤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六下。
⑥《历史研究》1983年第六期。
赵一清在郦学研究中的贡献，最重要的约有下列数端：
第一，赵一清在分清经注方面有深入的研究和卓越的见解。经注混淆是明代以来《水经注》的大病之一，全赵戴三家均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全祖望在其五校本《题辞》中有“经文与注文颇相似，故能相溷，而不知熟玩之，则固判然不同也”一段，戴震在其殿本的《校上按语》中有“凡水道所经之地，经则云过，注则云迳”一段，所以后世学者往往认为在分清经注的见解中，全戴都有建树而赵却无所发明。其实这是一种误会。全赵两家，由于在郦学研究中彼此切磋，互相引用研究成果，故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孰先孰后尚难判定，但戴氏在《校上按语》所述种种，其晚于赵氏却是无疑的。例如戴氏所云“经则云过，注则云迳”的话，赵氏在其《水经注释·附录》卷上《禹贡锥指例略》后早已指出：“一清按：经仿《禹贡》，总书为‘过’，注以‘迳’字代之，以此为例，河、济、江、淮诸经注混淆，百无一失。”清魏源在其《书赵校〈水经注〉后》①一文中也说：“若谓赵氏序例中未言‘经文不重举某水，注必重举某水’之例，则不知赵本第二卷《河水篇》下首言之矣。江水又东至永安宫下，为注之混经，则《附录》中欧阳玄《水经序》又言之矣，皆戴氏所本，何谓赵氏之言？”魏源认为：“且赵一清与全祖望同时治《水经》……故赵书不复重述凡例。”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全赵关系密切，就认为全氏五校本《题辞》中的分清经注的见解也包括赵一清的研究成果在内。但全氏的郦学研究，据董小钝《全谢山年谱》②，始于乾隆十四年(1749)，而赵氏的《水经注释》到乾隆十五年(1750)就已经定稿。全氏为赵书所撰序言中云：“故予年二十以后，雅有志于是书也。始也，衣食奔走，近者衰病侵夺。双韭山房手校之本，更是迭非，卒未得毕业，眷怀世学，不禁惭赧，而东潜夺纛而登，囊括一切，犹以予为卑耳之马，不弃其鞅绊，岂知羽毛齿革，君之余也……”这里，全氏所说他自己“卒未得毕业”，“而东潜夺纛而登，囊括一切”的话，都不算客气话。因为虽然全氏长赵氏四岁，但他始校郦书之时，赵氏已经校勘完毕。全氏五校郦书于乾隆十五年，这一年正是赵书定稿之年。则五校本《题辞》或许包含赵氏见解，所以魏源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区分经注是郦学考据学派的一项重要贡献，而赵一清对此显然甚有建树。
①《水经注释·跋》，《观堂别集》卷四。
第二，赵一清在《水经注》的体例上推出了新的格局。虽然这种新格局的创始者是全祖望和全氏祖辈，但是在郦注版本的勘定中，赵氏首先采用了这种新的格局。全氏在其五校本《题辞》中提出了《水经注》原为注中有注、双行夹写的先世传闻，这是众所周知的。赵一清在其《水经注释》卷首参校诸本的最后一本“全氏祖望七校本”③下按云：
①《胡适手稿》第五集下册。
②《全校水经注·附录》卷上。
③“七校本”当做“五校本”，赵书定稿时，全氏尚仅五校，此“七校本”，当是梁氏兄弟所改。
四明全谢山翰林，取诸本手校于篁庵，谓道元注中有注，本双行夹写，今混作大字，几不可辨，盖述其先世旧闻。斯言也，予深然之。河、洛、渭、济、沔、江诸篇，经注混淆，卧病中忽悟其义，驰书三千里至京师告予。予初闻之，通夜不寐，竟通其说，悉加改正。今秋下榻春草园之西楼，各出印证，宛然符契，举酒大笑，因制序焉。
这里，赵氏所说“予初闻之，通夜不寐，竟通其说，悉加改正”的话，说明他对全氏的这种见解曾作过十分深刻的思考，然后下决心对他已经完成的《水经注释》作了全盘的修改。由于这种修改是注文与河流水道直接有关的词句用大字，而其他的改用小字，所以其修改必须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细字分别书之，使语不相杂而文仍相属，具有很大的工作量。全氏的见解，在赵氏的著作中第一次实现。现在，《水经注释》虽然已经不易见到，但王先谦编辑的《合校水经注》还不是稀物，合校本的文字虽然以殿本为准，但书写体例却一从赵本，所以《水经注释》注中有注、大细字有别的体例，我们仍可从合校本看到。这种体例在郦学界当然褒贬互见，清陈运溶在其《荆州记序》(《麓山精舍丛书》)中说：“赵一清尤觉妄诞，其引全祖望之说，谓道元注中有注，本双行夹写。于是字分大小，强为勾乙。旧文具在，臆造甚明，斯诚卤莽灭裂矣。”胡适从另外一种角度贬低这种见解，他在《所谓先世遗闻其实都是谢山先生自己的见解》①一文中说：“说大诳是一件很难的事，说诳要人相信，必须要具备一些条件。消极的，必须毁灭种种可以叫人不相信的反证文件；积极的，还得造出种种可以替自己圆谎的证件。”胡适把这件郦注体例上的大事说得轻描淡写，却狠狠地指责全祖望“说大诳”。不过对于这位经过“通夜不寐，竟通其说”，而且首先在自己的著作上付诸实施的赵一清，他却不置一词。这或许是因为赵一清的做法，另一位胡适赞赏的郦学大师戴震，不声不响地也在殿本中学着做了。魏源在《书赵校〈水经注〉后》中说：“及戴氏所校《水经》，则又于第一卷《河水篇》《尔雅》‘河出昆仑墟’下引《物理论》十六字为注中之小注，故杂在所引《尔雅》之间；《山海经》下引《括地图》十三字，亦同此例。”其实，戴震引注中有注之说甚多，如卷二《河水》经“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注“六山名也”下按云：“此四字……亦注内之小注。”卷三《河水》经“至河目县西”注“南屈迳河目县，在北假中，地名也”下按云：“此三字，亦注内之小注”，如此之类，不胜枚举。说明《水经注》书写的这种体例，其实是全赵戴三家都赞同的。而赵氏则首先在其著作中采用这种体例，厥功不容低估。
①《胡适手稿》第二集中册。
第三，《水经注》在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编纂《崇文总目》时已亡佚五卷，此书的第一种刊本，即成都府学宫刊本，已经只有三十卷，后来虽经各家增补，但实际上仍是一部残籍。这就是殿本《校上按语》中所说的：“《崇文总目》称其中已佚五卷，故《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所引滹沱水、泾水、洛水，皆不见于今书，然今书仍作四十卷，疑后人分析以足原数也。”为了使这部残籍走向完璧，赵一清做了大量辑佚工作，补撰了亡佚的河流十八条，又考订分析，使《水经注释》所载河流与《唐六典》符合。《四库提要·史部·地理类二·水经注释》下云：“《唐六典》注称桑钦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今本所列仅一百十六水。考《崇文总目》载《水经注》三十五卷，盖宋代已佚其五卷。今本乃后人离析篇帙以合原数。此二十一水，盖即在所佚之中。一清证以本注，杂采他籍，得滏、洺、滹沱、泒、滋、伊、瀍、涧、洛、丰、泾、汭、渠、获、洙、滁、日南、弱、黑十九水，于
水分余水，又考验本经，知清漳水、浊漳水、大辽水、小辽水皆原分为二，共得二十一水，与《六典注》原数相符。”当然，历来郦学家从事补失辑佚的也颇有其人，例如王先谦的合校本中就收入清谢钟英所补的洛、泾二水。但搜罗如此之广、增补如此全面如赵一清的，却未尝有。当然，赵氏所增补的，是花了大力气从各种古籍中辑来，古籍引用郦注，不免有所变通省略，赵氏把这样的佚文加以缀合，鉴别词句，排列前后，使之成篇，虽得原文主旨，却无郦注文采，这当然是无法弥补的缺陷。今天我们能够获睹这亡佚已久的十九水，虽然不过一斑，但可借此揣摩全豹。赵一清的这一功绩，当然可以载入郦学史。
第四，赵一清以他毕生精力校勘郦注，他所校定的《水经注释》，前面已经说明定稿于乾隆十五年(1750)。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赵本是乾隆十五年以前全部郦学史上最佳的郦注版本。毕沅为此书作序，曾列举了此本的许多优异之处，例如：“今考道元云：循水东北迳豫宁县，故西安也，晋太康元年更从今名。则《晋志》仍作豫章县为误；又《沈志》(按：指沈约《宋书·州郡志二六·江州·豫章太守下》)豫宁侯相，汉献帝建安中立，吴曰要安，‘要’字系‘西’字之讹。”毕沅最后说：“总之，道元之注足以证经史之阙遗，而先生是书又足以补道元之讹漏。经不可无注，注又不可无释，断断然也。”毕沅的表彰是公允的。这里当然不可能一一罗列此书的菁萃，但我们从卷首参校诸本的规模中，可以看到赵氏用功的程度。赵氏所参阅，计有：杨氏慎刊本、黄氏省曾刊本、归氏有光本、柳氏佥本、赵氏琦美三校本、吴氏琯刊本、朱氏之臣本、周氏婴本、陈氏仁锡刊本、钟氏惺谭氏元春刊本、全氏双韭山房校本、钱氏曾本、黄氏宗羲删本、孙氏潜再校本、顾氏炎武本、顾氏祖禹本、阎氏若琚本、黄氏仪本、刘氏献廷本、胡氏渭本、姜氏宸英本、何氏焯再校本、沈氏本、沈氏炳巽本、董氏
本、项氏
本、齐氏召南本、全氏祖望七校本。除上述二十九本以外，他最后又指出：“以上各本，予悉取之与明南州朱谋笺相参证，录其长而舍其短。第见闻有限，颇怀生晚之叹，观者幸勿哂其陋也。古老传言，冯祭酒梦祯以经注混淆，间用朱墨分勾乙，其本惜未之见。”
《四库提要·史部·地理类二·水经注释》下认为赵书参校诸本，“不免影附夸多”，并夹注云：“如所称黄宗羲本，原无成书，顾炎武本、顾祖禹本、阎若璩本，皆所著书引用考辨，实无刻本……”《四库提要》的这几句话，显然因为殿本不列参校诸本，并把诸本之长统归于当时只有戴震独见的大典本，对比之下，赵本参见甚多，故以辞令压低赵本。其实，赵本所列参见诸本，每本之下均有双行夹注，说得非常明白。而刊本与抄本也交代清楚，绝不混淆。如杨慎、黄省曾、吴琯、钟惺等均称“刊本”，其余则称“本”。在“黄氏宗羲删本”下注：“梨洲尝尽删郦注之无豫于《水经》者，盖欲复唐李氏《删水经》十卷之旧而未成，有《今水经》行于世。”说明赵氏所参校即是《今水经》。又如顾炎武、顾祖禹、阎若璩各本，赵氏在各本下夹注甚明：“亭林著《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昌平山水记》，辨正《水经注》极多。”“宛溪著《读史方舆纪要》，引《水经注》多所补正。”“太原阎百诗著《古文尚书疏证》、《潜丘劄记》，援引《水经注》精义，多前人所未发。”所以上述各本，赵氏系旁见此三人所著他书，并非实见其本，夹注甚明，不容牵混。赵氏之所以能够在书海中左右逢源，实赖其小山堂之丰藏；而戴震不同于赵氏，须俟其进入四库馆才得以饱览稀籍，所以不可同日而语。
以上列举的四项，是赵一清在郦学研究中的丰功硕果。赵氏的《水经注释》定稿以后，即乾隆十五年(1750)以后，首先流行的当然是抄本，数量甚少。四库开馆时，浙江巡抚呈进的抄本见《浙江采集遗书总目》戊集。但是从各种资料和迹象研究，乾隆十九年(1754)赵氏曾将此本付刊，印数当然不多，以致鲜为人知。据《郘亭知见传本书目》①卷五《史部一一·地理类·河渠之属著录》：“《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附录》一卷，赵一清，乾隆十九年赵氏家刻本，赵氏版后归振绮堂汪氏。”又民国二十年南京国学图书馆排印本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卷二《史部·地理类·水道之属著录》：“《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赵一清，原刻本。[补]乾隆十九年赵氏家刻，乾隆五十一年毕沅开封刻本，光绪年间四明张寿荣花雨楼刻本，光绪间会稽章寿康刻本。”从以上两种著录来看，乾隆十九年(1754)的家刻本是实有其事的。此书在乾隆十五年(1750)定稿，十六至十八年(1751—1753)秋全祖望为之作序，而赵氏自序于乾隆十九年，这实在就是此书在这一年付刻的迹象。郑德坤《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②上卷所说：“一清寒士，无力刊书，然学者竞相抄录，后世所传抄本颇多。”“后世所传抄本颇多”的话或许不错，当然也必须看到，《水经注》本文有三十四万余字，赵氏释文估计有二十余万字，一部近六十万字的巨书，传抄委实非易。至于“一清寒士，无力刊书”的话就颇可商榷。赵一清没有当官，可能是“寒士”之说的来由。但是他是小山堂的主人，小山堂购书的气派，据全祖望所说：“凡书贾从苕上至，闻小山堂来取书，相戒无得留书过夕，恐如齐文襄之待祖珽也。”③所以刊行一部四十卷的书，对赵氏来说，或许是并不困难的。另外，从《四库提要》的说法中，也可窥见其中端倪。《提要》说：“然旁征博引，颇为淹贯，订疑辨讹，是正良多，自官校宋本以外，外间诸刻，固不能不以是为首矣。”《提要》的这一段主要说明两点：第一，《四库》官校本(即殿本)的唯我独尊地位不容动摇；第二，赵本是外间诸刻之首。这里特别要注意“诸刻”二字。《提要》用“诸刻”而不用“诸本”，说明其所指即是乾隆十九年的家刻本，而且也说明四库馆显然有这种本子。这种本子现在或许已经绝迹，对于古籍，这是常事。郦注版本中这类例子很多。赵本《附录》卷下李长庚《水经注集序》文末赵一清按语：“近年真州又重镂板，颇称工致，然窃朱笺为己有，中多删节，尤乘旨趣，俗学疑也，故表出之。”这里所说的真州版，赵一清当然亲见，但此书以后绝未见他书著录，其亡佚可以无疑。若以《水经注释》为例，自从乾隆十九年家刻以后，又曾刊印过多次，第一次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由河南巡抚毕沅支持，赵一清之子载元在开封刻版。由于有毕沅这样的大人物支持，赵载元特别重视，特请他的同乡梁玉绳、梁履绳兄弟再做一次整理校订，所以这一次的印数估计不会很小，但胡适对此做了调查考证，发现这种版本“现存天地间者，大概不过十部，至少十二三部而已”①。足见古籍亡佚，乃是常有之事，不足为怪。
①民国七年(1918)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②台北艺文印书馆1984年版。
③《小山堂藏书记》。
如上所述，赵一清在郦学研究中贡献甚巨，而他的主要成果《水经注释》是郦学史上数一数二的著名版本。不幸的是，郦学史上竟因此一版本的出现而发生了持续二百多年的赵戴《水经注》案，令人不胜遗憾。
按：戴震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奉诏入四库馆，次年就校毕《水经注》呈上。他在四库馆校书，因《水经注》一书得到乾隆的赞赏。但当时四库馆内有什么议论，外间无从得悉。他死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死后三年，就传出四库官员对他的非议。上海合众图书馆(后并入上海图书馆)藏有武英殿本《水经注》一部，其上有孙澧鼎校阅后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一段写跋：
澧按：太史所校，与宋本、朱本互有异同，而文字差显异。吾友朱上舍文藻自《四库》总裁王少宰所归，为予言：此书参用同里赵□□(按：此二字不清，当是诚夫或东潜)一清校本，然戴太史无一言及之。
此一写跋涉及孙澧鼎和朱文藻二人(按：朱是杭州人，故称赵一清为“同里”)，但事情却与此二人无关。实质性的话在“为予言”以下一段，这一段却是四库副总裁王杰(按：王是乾隆辛巳状元，时任吏部侍郎，故称少宰)的话。这话说出了四库馆内当时对戴震的议论。议论中关于他参用赵本的话不足怪，著书立说而参用他人著作，学术界历来有之。赵本卷首的参校书目近三十种之多即是其例。关键在于“无一言及之”一句。这就成为后来许多学者所说的剽袭。
①《关于赵一清〈水经注释〉小山堂初刻重修本》，《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
但孙澧鼎的写跋不易为他人所见，四库官员估计也鲜有把馆内议论向外传扬的。另外，赵书抄本和家刻本流传极少，而戴校本则由武英殿大量印行，各省又纷纷翻刻，所以学术界除了知道戴校本得自《永乐大典》以外，其他鲜有所知。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赵书开封刻本行世以后，学者骤睹赵书竟与十二年前刊行的殿本“十同九九”①，于是舆论哗然。而首先发难的是戴震的学生、训诂学家段玉裁。他第一个指出赵书袭戴。不过戴校郦注，称其所校均得自大典本。因大典本深藏馆内，人不能见。但张穆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因缘得入翰林院，用他本将大典本尽行校出，才发现戴所云据大典本者，其实多据其只字不提、讳莫如深的赵本，于是舆论大哗，论战骤起，学者撰文讨伐戴氏，竟成四面楚歌之势。多数学者如魏源、张穆、杨守敬、孟森、王国维、郑德坤等，均为赵抱不平；但也有少数学者如胡适和日本的森鹿三，却站在戴震一边。其中特别是胡适，竟花了他晚年的最后二十年主要精力，力争重审此案，为戴震昭雪。他做了大量考证，写了许多文章，用以证明戴书并未袭赵。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戴震未见赵一清书的十组证据》②，这是他花了多年工夫的力作。因为假使确能证明戴氏未见赵书，则袭赵当然没有可能。但问题是，戴震不仅在四库馆看到赵书，而且如王国维所说，早在乾隆三十五年修《直隶河渠书》时就见到了赵书③。因为赵氏修《直隶河渠书》在前，戴氏在后。段玉裁在其《经韵楼集》卷七《赵戴〈直隶河渠书〉辨》一文中不得不指出，戴氏在该稿《唐河》卷一中有一段写跋：“杭人赵一清，补注《水经》，于地学甚核，尝游定州，为定州牧姚立德撰《卢奴水考》。”戴震怎能知道赵“补注《水经》”？又怎能知道他“于地学甚核”？按：直隶总督方观承邀赵一清纂辑《直隶河渠书》约在赵家刻《水经注释》后不久。赵必随带此家刻本前去纂辑《河渠书》。而戴受邀则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时当他入四库馆前三年。所以戴氏实在见到了赵书家刻本。当然，当时他或许仅作浏览而并未细读，他对赵书的细读，无疑在他进入四库馆以后。
①杨希闵：《水经注汇校》卷首周懋琦《序》。
②《胡适手稿》第一集中册。
③《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观堂集林》卷一二。
所以总的说来，戴震当然见过赵书，而戴震袭赵，也是无可置疑的。于此，郑德坤的《〈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①一文中已述其详，而我在拙作《〈水经注〉赵戴相袭案概述》②、《论戴震校武英殿本〈水经注〉的功过》③、《胡适与〈水经注〉》④等文中，也都从各方面作了论证，这里不必赘述。从整个事件来看，毕竟只是郦学史上的一次偶发事件，不过是郦学史的枝节而绝非主流，为此枝节而展开如此一场牵涉广泛、时旷日久的论战，竟至影响了正常的郦学研究，实在是很不幸的。
现在，戴震《水经注》案已经完全判明，殿本肯定是以赵本作为底本，再参校了大典本、归有光本、朱谋本和其他名本而成的。因此从殿本本身来说，已经超过了赵本，这是事实；但殿本的主要成果得自赵本，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我在拙校武英殿本《水经注》⑤卷首《前言》中指出：“既然戴赵之书十同九九，则《四库》戴书何尝不就是《四库》赵书。能作如是想，当年的争论，或许不至于时旷日久，愈演愈烈。”今天，赵一清在郦学研究中的卓越贡献已经论定，《水经注释》在郦注版本中的丰硕成就也已经周知。我们应该完全摆脱两个多世纪来的论战影响，在前辈郦学家辛勤耕耘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使郦学研究获得更大的发展。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93年第五十一辑
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①《燕京学报》1936年第十九期。
②《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一期。
③《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二、三合期。
④《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二期。
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王国维与《水经注》
王国维(1877—1927)是学识渊博，著述丰富的近代著名学者。他考证古代的制度文物，功力深湛，论证精辟；他校勘古籍，多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毕生校勘古籍近二百种，其中对《水经注》一书，用功尤深，他对此书的校勘和论证，在郦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发展我国的郦学研究甚有贡献。
王国维毕生阅读和校勘过不同版本的《水经注》多部，但是由于他身后藏书和著述流散，虽然先后由罗振玉和赵万里收集他的遗书①，却仍然无法包罗他生前的全部著述。所以他到底阅读和校勘了若干部不同版本的《水经注》，现在已无法查明确实的数字。不过，从已知的材料来看，他完全可以称得上近代学者中阅读和校勘《水经注》版本最多的学者之一。他读书认真，校勘细致，因此，从他已经校勘过的版本的校语中，可以推知他所阅读的其他郦注版本的情况。例如在他所校勘的明朱谋《水经注笺》的校语中，就涉及许多其他郦注版本，除了以大典本和明抄本为主外，还有宋本(即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残宋本)、黄省曾刊本、吴琯刊本、孙潜校本、袁寿阶校本、全谢山校本(当是薛福成所刊的全氏七校本)、赵一清刊本(校语只说赵诚夫，当指《水经注释》)、赵一清《水经注笺刊误》等。至于校语中所说的柳本(指柳佥钞宋本)、赵本(指赵琦美三校本)、谢耳伯本，当然不是王氏所实见，而是从孙潜校本中所见的孙氏过录的这些本子。但卷十《浊漳水》经“又东北过曲周县东，又东北过钜鹿县东”注：“盖商冀州人，在县市补履数年，人奇其不老，求其术而不能得也”句版框上端校语：“全校引孙潜曰：是《列仙传》啸父事。案原校无，维谓此是义门校语，非潜夫校语也。”据此，则王氏也必然阅读或校勘过何焯(义门)校本，这也是郦学史上的一种著名校本。
①即罗振玉编印《海宁王忠慤公遗书》及赵万里、王国华编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我在前面所说的王国维对《水经注》不同版本的阅读和校勘的话，还需要作一点说明。因为“阅读”和“校勘”两者之间，有时很难加以区别。详细的阅读，读者在本子中写下许多案语，或另外写作笔记，这实在就是校勘。而粗略的校勘，如明崇祯严忍公刊行的钟惺、谭元春评点本《水经注》，其中特别是钟惺，无非是在版框上端随意发挥几句，又如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明朱子臣《水经注删》，也是由朱氏信手随写几句。这种书，号称校勘，其实是既不校，也不勘，甚至连阅读过程也是算不上认真的。但王国维对于《水经注》的不同版本，哪些是他阅读过的，哪些是经过他校勘的，却是可以分辨得出来的。因为经过他校勘的郦注版本，他往往在校勘以后撰写一篇跋尾，说明他校勘此书的经过，此书的损益得失以及其他与此书或此书作者有关的问题。当然，由于如上所说的王氏的著述藏书在他身后的散失，他究竟写作过几篇《水经注》跋尾，现在也很难论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水经注校》，卷首有吴泽教授所写的《前言》，举出了王氏的六篇《水经注》跋尾：即《宋刊水经注残本跋》、《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明钞本水经注跋》、《朱谋水经注笺跋》、《孙潜夫校水经注残本跋》、《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这六篇跋尾，就是他校勘过六种郦注版本的证明。这六篇跋尾发表在民国十四年(1925)六月出版的《清华学报》第一期(第三三九至三五二页)，在他身后的两种《遗书》的《观堂集林》中，都收录在第十二卷。因此，不管是查索《清华学报》或《观堂集林》，这六篇跋尾都是集中在一起的。所以凡是论述王氏的郦学研究，往往举此六篇跋尾。如吴天任《杨惺吾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84年版)在中华民国十四年乙丑下云：“王静安《水经注》诸本跋刊于《清华学报》二卷一期，此为静安历年校勘《水经注》之总成绩。”但王氏校勘《水经注》的总成绩，其实还不止这六篇跋尾。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一文中，王氏曾写道：“嘉兴沈乙庵先生以明黄省曾刊本属余录大典本异同，则又知大典本与黄本相近。”可见王氏又曾以大典本校勘过黄省曾本。此本今藏台湾“中央图书馆”，胡适在《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八篇水经注跋尾——重审赵戴水经注案之一次审判》(《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一文中提到：“中央图书馆藏有一部黄省曾刻本《水经注》，是沈曾植先生藏本。沈先生曾请王国维先生把他校出《永乐大典》本的异同过录在黄刻本上，所以此本有王先生的一篇跋。”胡适把此跋题作：《黄省曾刻本水经注跋》。往年在日本讲学，我曾从《胡适手稿》把这篇跋文复制携归。但因行囊紊乱，这次撰写此文前竟遍索不得，只好请香港郦学家吴天任教授为我抄回这篇跋文。跋文末尾题“壬戌上巳”，则是民国十一年(1922)三月三十日。前面提到的《清华学报》所发表的六篇跋尾中，《明抄本水经注跋》和《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二文末尾均署有“甲子二月”的撰写时间(案即民国十三年三月)。虽然在这篇跋尾中明确写出：“校聚珍本毕，乙庵先生复出此黄勉之刊本属校大典，复以大典及聚珍本检校一过。”说明从校勘时间说，聚珍本在前而黄省曾本在后，但王氏校勘的时间与撰写跋尾的时间并不一致，所以这篇《黄省曾刻本水经注跋》，可能是王氏最早撰写的《水经注》跋尾。除了这一篇以外，在赵万里所收录的石印本《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观堂别集》四卷中，其中第三卷还收有一篇《水经注笺跋》，这篇跋文不同于前面的六篇跋尾中的《朱谋水经注笺跋》，它是题在赵万里临校王氏的《水经注笺》校本之上的。胡适在上述同文中，把这一篇作为王氏“八篇《水经注》跋尾”中的第八篇，并冠以一个《赵万里临校本水经注跋》的题目。这篇跋文文末署“丁卯二月”，案即民国十六年(1927)三月，王氏死于是年六月二日，故此文无疑是他所撰《水经注》跋尾中的最后一篇。
以上是王氏的八篇《水经注》跋尾，胡适专门对此八文写了上述评论性的文章。读了胡适的文章，一般人容易认为，王氏毕生撰写的《水经注》跋尾，就是上述八篇。但其实，在赵万里收录的《观堂别集》第三卷中，另外还有一篇《水经注释跋》，说明王氏也校勘过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因此，王氏的《水经注》跋尾，现在可以核实的一共是九篇。九篇之中，《水经注笺》是一书二跋，所以从现存的这九篇跋尾之中，可知王氏一生中至少校勘过八种不同版本的《水经注》。在明清以来的科学家中，有的虽然也毕生劬劳，勤于校勘，但是由于他们能够获致的版本不多，所以成果有限。有的虽然获致的版本甚多(如胡适，他获致的版本达四十一种之多)，但只是匆匆过目，不能进行细致的校勘。因此，在郦学史上，从校勘的版本数量来说，王国维已算是数一数二的了。
如上所述，王国维校勘的《水经注》版本至少有八种，经他阅读的此书当然更多，所以他对《水经注》一书是有很大贡献的。王氏在郦学研究上的贡献，首先当然是通过校勘，发现和改正了郦注中的不少错误。在上述九篇跋尾中，王氏举例校改郦注最多的一篇是《明钞本水经注跋》。在这篇跋尾中，王氏举例校改的共有《颍水》、《沔水》、《温水》、《叶榆山》等十四篇共二十一条。如《颍水篇》云：
颍水又东迳项城中，楚襄王所郭以为别都。都内西南小城，项县故城也，旧预州治。案“预”者，“豫”之别字，诸本并讹作“颍”。考项县在汉魏时本属豫州汝南郡，至后魏孝昌四年始置颍州，不得为项县地，而天平二年，置东扬州，乃治项城，是项县故城，当是旧豫州治，不得为后魏颍州治也。且下文云：又东迳刺史贾逵祠。刺史上不著州名，乃承上文旧豫州治言之(魏志本传，逵为豫州刺史)。则此本作预州是，诸本作颍者误也。
这里，王氏的校勘是精细并信而有征的。他从历史沿革证明诸本“颍”字之讹，而明抄本的“预”字是正确的。又引《魏志·贾逵传》作为旁证。使论证具有更大的说服力，从而勘正了诸本皆讹的“颍”字。王氏的这一校勘成果，其价值还不仅是校出了一处诸本皆讹的错误，尤其重要的是他所指出的“‘预’者，‘豫’之别字”。这是一种重要的校勘方法，特别是对于抄本的校勘。不少古籍校勘者，由于不注意王氏指出的这种校勘方法，而把古人随意书写的一个别字或异体字，看得高不可攀，于是遍索各种典籍和小学书，从此误入歧途，不能自拔，浪费了许多时间精力，而结果只好张冠李戴，用一种自欺欺人的解释聊以解嘲。在郦注校勘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今本郦注有一种称“坈”的地名，如卷四《河水注》的“曹阳坈”，卷五《河水注》的“马常坈”、“落里坈”，卷八《济水注》的“平州坈”、“深坈”，卷二十三《汳水注》的“神坈坞”，卷二十六《淄水注》的“皮丘坈”，卷二十六《潍水注》的“盐坈”，卷三十七《泿水注》的“水坈”等，全书共有八、九处①，对于这种称“坈”的地名的自然地理属性，卷五《河水》经“又东北过高唐县东”注中说得十分明白：“漯水又东北迳千乘二城间……又东北为马常坈，坈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乱河枝流而入于海，河海之饶，兹焉为最。《地理风俗记》曰：漯水东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则通津委海，水耗则微涓绝流。”
①全书共九处，但其中卷八《济水注》中的一处，聚珍本作“平州”，无“坈”字，大典本作“平州沉”，微波榭本及注疏本作“平州坈”。
从上述注文可知，这种称“坈”的地名，其实就是季节性的积水坑，而大典本和黄省曾本也多作“坑”，但以后各本却一概作“坈”，而且从朱谋的《水经注笺》开始，包括朱之臣的《水经注删》和张匡学的《水经注释地》等，都从小学书《玉篇》上去找寻这个“坈”字的答案，小题大做，不得要领。假使他们也能如王国维那样从别字或异体字的线索去考虑这个“坈”字，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今各本《水经注》中，卷五《河水》经“又东北过高唐县东”注中有“秦坑儒士，伏生隐焉”一语，这个“坑”字，在北京图书馆所藏残宋本《水经注》中，恰恰就作“坈”字。另外，今各本卷二《河水》经“又东过陇西河关县北，洮水从东南来流注之”注中，有“投河坠坑而死者八百余人”一语，这个“坑”字，在北京图书馆所藏何焯校明抄本中，恰恰也作“坈”字。由此可知，上述这八、九处称“坈”的地名，其实就是“坑”，“坈”字不过是坑字的别字而已。光绪《山东通志》卷三二在引《水经注》“平州坈”后云：“坈当作坑”，《太平御览》地部四十引《述征记》曰：“齐人谓湖曰坑”。上述八、九处称“坈”的地名中，除了《泿水注》的“水坈”外，其余均在齐地，所以“坈当作坑”，可以无疑。
古籍校勘的工作确实是应该谨慎从事的，如上述“坈”字，因为字形冷僻，它诱使校勘者唯小学书是从，结果是钻入牛角尖而不克自拔。但另外有一些却因字形熟悉，它诱使校勘者全然不顾小学书，而自以为是，轻率臆改，同样得到错误的结果。在王国维的校勘成果中，《宋刊水经注残本跋》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王文云：
卷四十《渐江水注》，“入山采旅”，诸本皆作“薪”。案《后汉书·光武纪》，野谷旅生。注：旅，寄也，不因播种而生，故曰旅。今字书作穞，音吕。又《献帝纪》，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注引《埤苍》曰，穞自生也，稆与穞同。郦云采旅，正与范书语合，诸本改作薪，盖缘不知采旅为何语耳。
案王氏所举此例出于今各本《渐江水》经“北过余杭，东入于海”注中，原文云：“县东北上，亦有孝子杨威母墓，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与母入山采薪”。这个“薪”字，显然是某一个自以为是的校勘者所轻率臆改的。因为“旅”字字形熟悉，他一见之下，全然不想到小学书上对此还有其他训诂，而肯定它是个错字，一笔就改成“薪”字。从此以讹传讹，流传至今。其实这一臆改，显然失去了郦书原意。因为采旅和采薪大不相同，“旅”是野生食物，“薪”是燃料。前者需要识别何者可食，何者不可食，但采集的劳动量不大，后者无需识别，但采集的劳动量甚大。因此，孝子携母上山，当然是采旅而不是采薪。王国维校勘郦书的细致谨慎，于此可见。
王国维在《水经注》研究中的另一贡献，是他的校勘郦注，往往从大处着眼，从郦学发展史的观点，去探索各种郦注版本的渊源来历，而并不专门就事论事，推敲字句。他在《宋刊水经注残本跋》一文中云：“然宋刊价值，尚不在字句之末，明以来抄刻诸本之源流，得此始可了然，盖三百年来，人间从未见此秘籍矣。”他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一文中又说：“于是明以前旧本沿褫，得窥崖略。”说明他校勘郦书版本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在理清郦注版本发展史，这是郦学史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他每校勘一种版本，首先就要调查这种版本的来龙去脉。对于宋刊残本《水经注》，他开头就说：“盖宋南渡初刊本也，本内阁大库物。案明《文渊阁书目》，《水经》十二册，至万历《内阁藏书目录》，仅存一册，而光绪中叶大库书档册数字中，乃有《水经》二十一本，其册数反增于《文渊阁书目》，疑《内阁书目》之一册，乃十一册之讹夺，而光绪中编档册，当时因未必检原书册数，必照旧档册誊之，其二十一本，当是十一本之讹，误衍二字也。”他在《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一文中，开头也追索此书渊源，他说：“凡四册，全录《水经注》河水至丹水二十卷，今藏归安蒋氏传书堂，壬戌二月，余假以校聚珍本一过；甲子春，复移录于校宋本之书眉。始知大典所据原本，与傅氏所藏残宋本大同，盖傅本本明文渊阁物，《永乐大典》编时，或即从阁本移录也。”他在《明钞本水经注跋》一文中考证此本源流说：“与宋刊残本、明柳大中抄本，吴门顾氏所藏明影宋抄本，行欸并同。取宋刊残本校此本，凡佳处、误处与字之别构，一一相同；取《永乐大典》本、孙潜夫本、袁寿阶所校明影宋抄本校之，亦十同八九，盖即从宋刊本抄出也。”他在《朱谋水经注笺跋》一文中考证朱本来源说：“朱书底本，实用吴琯《古今逸史》本，而以宋本、黄本校注于下，国朝全、赵、戴三家，始并朱氏所引之宋本而疑之，余以宋刊残本校朱本，始知朱氏实见宋本。”他在《孙潜夫校水经注残本跋》一文中考证孙本源流说：“潜夫本即以柳、赵二本校于朱王孙本(驿案，指朱谋《水经注笺》)上，实兼有二本之胜。其书当嘉庆初，顾千里得之扬州，以归袁氏五砚楼，袁寿阶复以顾氏小读书堆所藏景宋本校之。”他在《黄省曾刻本水经注跋》一文中考证黄本渊源说：“此本原出宋刊，观其绪叶，实与宋刊行欸全同，盖与大典所据之本同出一源，而文字颇以大典本为胜，盖大典从宋刊录出，而此或据影抄本也。”赵一清《水经注释》一书，流传广泛，其渊源人所共知，但赵书自序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赵书全祖望序却不著年月，考证全序写作时间，对于赵书的实际成书年代甚为重要。为此，王氏在其《水经注释跋》一文中，就着重在这方面作了考索。王氏云：“谢山先生于乾隆十四年始校《水经注》，至十七年，凡七校。其中十六年秋，曾在杭州，十七年，在广东，十八年七月归，十九年秋，则在扬州，以春往，十一月始归。然则为东潜作此书序，殆在十六年或十八年秋也。至二十年六月而谢山病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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