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杨惺吾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
②附于台北本《水经注疏》汪辟疆文后。
汪氏在《杨守敬熊会贞传》中最后说：“熊崮翁，余未获奉手，然其乡人李子奎(魁)当为余道其遗事，因次而合传之，不能备详也。”说明汪氏在为熊氏作传时，也有李子魁向他传送的信息，而这种信息，现在看来也有李别有用心的捏造，汪氏不察，写入传中，因而造成明显的错误。现在可以查得出来的，例如，汪氏说：“日人森鹿三，极服熊氏以一生精力成此绝业。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遣松浦嘉三郎走武昌求其稿，不获；又两谒，许以重金，乞写副。会贞以大夫无域外之交，固拒之，卒不为夺。呜呼！若熊翁者，此宁可求诸今世士大夫耶？”汪氏此说，后来广为流传，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及吴天任《杨惺吾先生年谱》等都传播了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此说无疑是李子魁为了提高他带到重庆去的这个本子的身价而通过汪氏散布出来的。对于此事，我在拙作《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②一文中已经说明，森鹿三当年从熊氏处录得抄本一部，为我在日本所亲见。所以松浦嘉三郎求书是确有其事，但“大夫无域外之交”云云，则是李子魁的捏造。李或许不知道，杨守敬在日本数年，有许多“域外之交”。宣统三年(1911)，日人水野疏梅到沪拜杨氏为师，其时熊氏亦在杨寓，熊与水野同寓共餐，朝夕相处，则熊氏也早已有了“域外之交”。所以其说不足信，是十分显然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1986年11月，香港《明报月刊》曾经发表过刘孔伏、潘良炽两位先生的大作《〈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对我以往发表的若干文章中提出的关于今台北本的底本不是熊氏最后认可的定本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水经注疏》定本已经亡佚的结论，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我当时写了与刘、潘两位先生商榷的《关于〈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一文，我在拙文中说：“从感情上说，我很希望将来得到的结论能够证实我的判断错误，这样就算排除了一件郦学史上的不幸事件”。我之所以一直耿耿于怀者，即是汪辟疆的话：“其誊清正本，则仍在李子奎处”。现在通过我这几年的继续调查，并且与熊茂洽作了面谈，汪氏所说的“誊清正本”其真相已经清楚，这个弄虚作假的本子，没有再加以重视的必要。则今台北本的底本，也就是汪氏在《熊会贞遗事》文中所说熊氏最后“手奉郦疏全稿置案上”的这部“郦疏全稿”，乃是熊氏二十二年心血的最后稿本。这部稿本，并不像刘禺生所说，杨氏子孙在熊氏生前就“阴售疏稿”，而是在熊氏死后，才由杨先楙(勉之)卖给前“中央研究院”的。同时也需要说明，这部稿本虽然是熊氏毕生治郦的最后稿本，但并不是他认可的稿本，因为他在稿本中附入了他亲笔所写的具有遗言性质的《十三页》，指出：“此全稿复视，知有大错，旋病，未及修改，请继事君子依本卷末附数纸第四页所说体例修改”。但以后这部稿本并无“继事君子”按熊氏所嘱作过修改，除了被胡适称为“存心盗名”的李子魁在每卷杨熊的名字之旁插入“乡后学枝江李子魁补疏”一行①以外，别无其他修改。
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二辑。
②《中华文史论丛》1988年第三辑。
在郦学研究史上，曾经出现过赵戴《水经注》案的重大事件，这个案子涉及的两人，都是鼎鼎大名的学者。而李子魁不过是个小人物，其所作所为，本来不必动诸笔墨，但因他的所谓“誊清正本”是通过他对汪辟疆这位知名学者的欺骗，从汪氏口中传播出来的，所以也能在郦学界掀起一点风波。现在好在事实已经辨明，这点风波就可以平息了。
原载《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①在今台北影印本中，此一行多已被涂抹，当是洞察其伪的人在原稿中所为。
熊会贞与《水经注疏》
熊会贞(1859—1936)，字崮芝，湖北枝江人。对他幼年和家庭的情况缺乏了解。杨守敬自撰的《邻苏老人年谱》①第一次涉及熊是在光绪四年(1878)：“招门人熊崮芝会贞授三儿读。”当时杨守敬四十岁，正在家开纸行之时。熊比杨小二十年，当年是二十岁。据汪辟疆《杨守敬熊会贞合传》②：“会贞初入杨宅为童子师。先是，守敬居武昌，荆南七属赴乡举者，皆馆其家，报罢，则留其谨愿者，俾任胥抄，月致二饼金。会贞尤诚笃，不厌烦碎。守敬既馆以西席，会贞遂师事之。”由此可知，熊会贞按其出身是个乡试不第的秀才。杨守敬当时是个纸行老板兼经理的商人，他招收这些穷秀才任胥抄，一个月只花两块白洋却能换取一个曾经“十年寒窗”的劳动力，说明他的精明之处。在这样一个精明的东家之下，能够被选中为家庭教师，除汪辟疆所说的“会贞尤诚笃，不厌烦碎”以外，显然也是因为他的真才实学。因为杨守敬在当时虽然经商，但毕竟是个会试不第的举人，在科名上要高出熊一个层次。而且已经有五次晋京的经历，交了一批官场和学术界的朋友，眼界开阔，学有根底，被这样一位兼有商人的精明和学者的知识的人选中作为家庭教师，实在是十分不容易的。对于熊会贞这样一位诚笃、忠厚的年轻秀才，确实是非常荣幸和感恩的。他在杨守敬去世后，在《邻苏老人年谱》卷末写了一段：
①杨守敬晚年自撰的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有杨氏自刊本、《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复印自刊本。本文所引据《胡适手稿》复印本。
②《国史馆刊》创刊号，1947年。
会贞亲炙先生四十年，于舆地之学，得窥门径者，莫非先生之赐，先生不弃愚顽，命赞襄著述，以作壤流之资，文字因缘，恩同骨肉，晚年专注重《水经注疏》，屡谓会贞曰：“此书不刊，死不瞑目。”促会贞速为校雠，早蒇厥事。今先生已弃我矣，仍当勉力竟功，率德承、蔚光、先楙等①，缮付梓人，以偿先生之夙愿。因敬谨补述年谱，并书以自励云。
熊在这一段所署的年月是(1915年)一月二十六日，当时他也已经五十七岁。这一段文字，充分表现了熊为人诚笃忠厚。当然，他能四十年如一日，在杨的门下奉令承教，杨去世以后，又能二十年如一日，完成杨的遗志，除了他在性格上的诚笃忠厚以外，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学术上的志同道合。熊会贞也是一位地理学家，他们在郦学研究的方向上和方法上，有以地理学为基础的共同观点。这种共同的观点，成为他们长期合作共事的纽带。
前面已经提及，熊会贞是光绪四年(1878)作为杨守敬第三个儿子蔚光的家庭教师而进入杨家的，这种家庭教师当了几年，不得而知。杨于光绪六年(1880)去日本，到十年(1884)始返国，这一段时期中，熊大概已经离开杨宅，因为杨回国后到黄冈就任教谕，次年(光绪十一年，1885)，承担了《湖北通志》沿革一门的编撰任务，即以熊作为助手(后以《通志》主持人病故而中辍)。光绪十二年(1886)正月，又招熊会贞到黄冈，继续作三儿蔚光的家庭教师。当时蔚光已经十六岁，是杨的宠儿，杨再次招他授读，说明对他的信任。而且，熊这次到黄冈，除了当家庭教师以外，开始作为杨的助手。这一年，杨在《年谱》中说：“乃与崮芝同起草为《〈隋书·地理志〉考证》。”一年后，熊会贞因回家养亲，辞馆返枝江，杨将《〈隋书·地理志〉考证》初稿录出一份，嘱其带回家中继续修订。熊在这部首次与杨合作的地理著作中，肯定是下了极大功夫的。他花了两年多时间，于光绪十六年(1890)，才把修改后的稿子送给杨守敬，而且与初稿有许多不同，杨才在这个基础上，修改成第三稿。三年以后，此书刻成。因此，《〈隋书·地理志〉考证》九卷、补遗一卷，大概是熊会贞生平第一部正式刊行的地理著作，其时他已经三十六岁。
①德承、蔚光，杨守敬子；先楙，杨守敬孙。
杨守敬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从黄州府教授去武昌两湖书院任教习，主讲地理一门。次年，他就招熊会贞到武昌，襄助他校勘和起草各种地理书。从此以后，熊每年都要到武昌参加杨氏主持的各种地理书的编撰工作。在这一时期，杨氏刊行的地理著作，如《〈汉书·地理志〉校补》和《晦明轩稿》等，无疑包括熊会贞的劳动成果在内。在杨守敬晚年的三种篇幅庞大的地理著作《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水经注图》、《水经注疏》之中，熊的功绩更大，杨氏在其《年谱》和各书序言中均有记及。《重订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自序》说：
四十年前，余在京师，与归善邓鸿胪承修，同撰《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光绪戊寅，复与东湖饶君敦秩增编而刊之，岁久漫漶，鄂中、沪上、西蜀均有翻本，而讹谬滋多，拟重镌之，未暇也。迩来有日本河田熊者，就余书删并，竟以南北朝合为一图，而图中又只题刘宋、北魏两代，岂知南之宋、齐、梁、陈，北之元魏、齐、周，其疆域州郡，分合不常，乃以一图括之，五代十国亦只一翻，反谓余图为疏略，其诬妄何可言。使初涉亥步者，惊其刻印之观美，不考其事实之有无，贻误后学，匪浅鲜也。乃嘱门人熊君会贞重校之，亦间补缺略，吾愿读此图者，勿徒观其表焉可也。
从这篇《序》可见，这一套六十九幅的浩繁地图，最后是在熊会贞的校订和补缺以后完成的。杨氏在《水经注图·序》中说：“余既同熊君会贞撰《水经注疏》，复为图以经纬之。昕夕商榷，年历三周乃成。”由此可知，《疏》、《图》两者，都是杨熊合作的成果。而且这中间，《水经注疏》直到杨氏去世，还只是一部相当粗糙的草稿，因为在宣统元年(1909)，杨氏自己承认，此书实未编成①。杨氏在辛亥革命爆发之时，仓皇离开武昌，东下上海，熊会贞随行，从此，熊氏一直在上海襄助编撰此书，直到杨去世后才重返武昌。
①《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序》(宣统元年刊行)：“《水经注疏要删》初成，长沙王祭酒(按：指王先谦)见之，致函愿出钱刻全书，而吾书实未编就。”
熊会贞与他的老师杨守敬相比，其经历是十分简单的，自从二十岁之年作为一个乡试落第的秀才进入杨宅以后，在杨去世前的三十七年中，一直襄助杨氏编撰各种地理书。即他自己所说的“亲炙先生四十年”。在这段漫长的时期中，他获得了大量地理知识，成为一位地理学家。他襄助杨氏的工作，从一般的沿革地理研究和沿革地图编绘，逐渐转入到《水经注》研究和整理，而最后则集中全部力量于《水经注疏》一书的编撰。杨去世以后，熊继续这项工作二十一年。因此，《水经注疏》一书是熊毕生学问和事业之所在，此书对于熊的关系，实际上比对杨更为重要，而倾注于此书的时间精力，熊也远过于杨。据汪辟疆所云：
易箦语熊会贞曰：《水经注疏》不刊，死不瞑目。熊氏泣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杨氏既归道山，而熊氏仍馆其家，暝写晨抄，二十余年如一日，盖已难能矣。①
熊氏自己也说：“自杨师下世，会贞继续编纂，无间寒暑，志在必成。”②这中间，“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易”③。工作是十分艰巨的。说明熊氏在二十多年中，一直是兢兢业业地秉承杨的遗志，为此书的完成和刊行而殚精竭虑。
熊会贞倾注其全部精力于《水经注疏》，可从其对赵戴公案的绝不介入中得到证明。杨守敬在世之时，赵戴公案论战正酣，杨自己也介入了这种论战，认为戴书袭赵，千百宿赃，质证昭然，虽百喙不解。杨氏死后，正当熊氏全力编撰此书之时，赵戴公案的论战又一时掀起，著名学者如王国维、孟森、郑德坤及日人森鹿三等，都纷纷撰文，卷入这场论战。但熊氏除了默默地为他老师生前的过激意见和武断言论进行弥补以外，绝不介入这种论战。据杨空骆所云：“民国二十二年谒惺吾先生弟子熊崮芝先生于武昌，欲见《水经注疏》稿，崮芝先生靳不一视；复与论全、赵、戴之争论，亦噤不一言。揖别时则呜咽而言曰：余为先师司誊录，初无真知确见可以益君，先师之稿未出，不欲以争口舌，辜君相过，亦相谅否？骆曰：长者之风，中心悦服，无言之教，益我多矣。”①
①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
②《关于〈水经注疏〉之通讯》，《禹贡半月刊》1935年第三卷第六期。
③刘禺生：《述杨氏〈水经注疏〉》，《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2年版。
《水经注疏要删》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熊氏修改《水经注疏》基本完成于1935年，其间相隔达三十年。这三十年中，特别是杨氏去世以后的二十年中，熊氏晨写暝抄，不间寒暑，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易，必然阅读了大量资料。在这段时期中，郦学界本身发生了许多新的事件，例如《续古逸丛书》(其中包括大典本郦注)的陆续影印，郦注珍稀版本的交流，而熊氏自己也通过努力，获得了黄陂徐氏藏残宋本、南林蒋氏藏大典本前二十卷以及校录明抄本等郦注珍本。从地理学界来说，除了国外新的地理学思想学说在这一时期大量引入外，在国内，传统的舆地之学也正在向科学的地理学过渡，许多地理书籍、新式地图以及著名的地理学期刊如《地学杂志》、《禹贡半月刊》、《地理学报》等相继出版。这些事物的出现，必然要从各方面影响熊会贞的郦学思想，使之不断发展。而这种郦学思想的发展首先就会反映在他所编纂的《水经注疏》之中。因此，《水经注疏》的最后定稿本，与三十年前的《要删》相比，必然会有较大的差距。而其中某些部分，或许还会离开杨守敬当年的旨趣。这样的现象，在任何一门学术的研究史中，都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要研究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最能说明问题的，当然是他的《水经注疏》的最后定稿本。但不幸的是，这部稿本至今不明下落。这样，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到最后定稿本以前的一些稿本或抄本中去寻求答案。熊氏在杨氏去世后的二十多年中增删此稿，“稿经六易”。在这“六易”的过程中，留下了若干抄本。其中我所过目的，就有今北京影印本、台北影印本以及收藏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由森鹿三转赠的一部抄本。后者，由于我没有逐字逐句地细读，因此现在只能从北京、台北这两种影印本来研究这个问题。
首先，这两种影印本的底本是在什么时候抄出的？对于这一点，我在拙作《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②一文中，曾经引用李子魁所说抄于“九一八事变”以后的说法。现在鉴于李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的许多虚伪之事已经核对出来，因此，我在那篇拙作中所引李的言论自应作废。而且事实上，我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见到的那部抄本，在体例格局方面，与今北京、台北两种影印本可以说完全一致，估计这三部抄本在时间上不会有多大差距。向宜甫说：“日人森鹿三，极服熊氏以一生精力成此绝业，乃于1930年夏四月，遣松浦嘉三郎走武昌求其稿。”①这个年代在“九一八事变”以前，中日没有正式交恶，森鹿三从熊氏处获得此抄本当属可能。这样看来，这三部抄本可能都在二十年代末期抄成。
①《〈水经注〉四本异同举例》，《学粹》第四卷第五期，台北，1962年。
②《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拿北京影印本与台北影印本相比，立刻可以看出，它们的底本前者抄录在后，而后者抄录在前。其抄录的过程，也可大致明了：即台北影印本的底本抄出后，经过熊会贞的初校，然后再从这个初校后的抄本，抄录今北京影印本的底本。因为，今台北影印本中的许多涂乙之处，在北京影印本中已经根据前者的涂乙抄录更正。而台北影印本中还有许多熊会贞初校时所作的技术性注记，如“此处提行”、“此处再校某书”等等，在北京影印本中已经不存。对于“提行”之类的注记，北京本多已照改。
两本抄成以后，经历就完全不同，北京本的底本，收藏在后来向中国科学院出售此底本的徐行可手中，而台北本的底本，则仍为熊会贞所有，并且得到熊的不断增删修改。这中间，徐行可曾因某种机会，借得熊修改过的今台北本底本中的一卷，即卷二一《汝水》，和他所收藏的今北京本底本作过一次校对，使今北京影印本中也存在着这样一卷与台北影印本基本上完全相同的卷篇。就因此事，还引起了一些郦学家的误会②。除此以外，北京影印本的底本在抄录后未曾作过任何校对，所以错漏满帙。北京影印本出版后，钟凤年曾校出了各种错误达两千四百余处③。
假使刘禺生所说的“稿经六易”的话完全无讹，则今台北本影印本的底本，估计可能就是“六易”中的第五稿。这一方面是因为经过熊氏继续增删修改的这部抄本，从其文字体例和内容所反映的熊氏郦学思想，较之今北京影印本的底本有颇大的不同。另一方面，从以下将要提到的熊氏亲笔《十三页》①来看，此本在某些方面已相符合。《十三页》很可能就是熊氏针对这部抄本的修改而在他生前的最后两三年中陆续写成的。则熊不断地修改今台北本的底本，直到他最后放弃这部底本而另立新稿，即他被杨勉之所私卖的最后一部稿本。其间的时间差距不会超过两三年。现在，由于他的最后定稿本下落不明，因此，台北影印本的内容，加上他在《十三页》中提出的修改意见，是目前我们所能获得的熊会贞编撰《水经注疏》及其郦学思想的最后材料。
①《水经注疏》排印本卷首向宜甫《序》，武昌亚新舆地学社1949年版。
②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说明》(北京本卷首)及钟凤年《〈水经注〉疏勘误》(载《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由于贺、钟两人均未见过台北本，两人均误以为北京本《汝水》是徐行可所校改。
③钟凤年：《〈水经注疏〉勘误》。
还必须把《十三页》再作一点说明。李子魁为了自己的目的，大量窜改这份材料的内容，并妄加《遗言》的名称。现在看来，《十三页》绝非杨勉之私售稿本以后所写，而在比此要早得多的时候陆续写成的。促使熊写这一份材料，其动机可能是他生了一场大病，自恐体力不济，预写这些，以防万一。所以若非李子魁谣言惑众，《遗言》的名称，或许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十三页》的第三条就说：“此全稿复视，知有大错，旋病，未及修改，请继事君子依本卷末附数纸第四页所说体例修改，多删名子(字)，甚易也。”这里所说的“此全稿复视”的“全稿”，很可能就是今台北影印本的底本。今台北本的板框上端，常有“因病，此处未及修改”之类的眉批，可以为证。不过，在陆续写了这《十三页》以后，熊的身体又得到了恢复，用不着“继事君子”，而是由他自己动手另起新稿。到了1935年，这部新稿除了渭、沔两水尚待增补外，已经“大致就绪”。所以当年他就通过郑德坤在《禹贡半月刊》发表了信心洋溢的《关于〈水经注疏〉之通讯》②。却不料就在此时，他的这部最后定稿竟被杨氏的不肖子孙杨勉之私售，因而造成了熊氏的悲惨结局。今天，我们若把今台北影印本中按《十三页》已作的修改和台北本尚未修改而《十三页》已经提出的两者联系起来，则熊被私售的这部最后定稿本的大致轮廓，或许还可勾画出来。
在《十三页》中，熊会贞除了他在杨守敬临终时所表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绝未少变外，随着二十多年来实际情况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两点，是他和他老师生前的主张大相径庭的。
第一，杨守敬在《水经注疏要删·自序》中说：“其卷页悉依长沙王氏刊本，以便校勘。”指的就是王先谦的合校本。但《十三页》却推翻了杨守敬的这种主张。熊说：“合校本是非并列，不置一词，此疏据以起草。……合校本以戴为主，看甚分明，今变动体例，以朱为主，而据赵、戴订之，或自订。通本朱是者作正文，非者，依赵、戴改作正文。不能如合校本之尽以戴作正文也，此点最关紧要。会贞衰颓，不能再通体修改，全仗鼎力。必如此，全书方有主义。”又说：“顾亭林推朱笺为有明一部书……今以朱为祖本，据赵、戴订之，或自订之，俾更加密焉，全书依此。”熊在这一点上坚决改变他老师的旨趣，据《十三页》所提出的原因，只不过是“全书方有主义”，“顾亭林推朱笺为有明一部书”等几句话，好像并不能自圆其说。在这方面，熊或许还有他的难言之隐。就他和杨守敬的关系而言，杨是他的老师，直到最后，他对杨还是毕恭毕敬的。但是在学术上，经过二十多年如上所述的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他的知识已经比杨丰富得多，眼界也要开阔得多，在郦学的阶梯上，他比杨高了好几个级次，早已青出于蓝了。在杨当年决定以合校本为底本时，理由简单而明确，即是“以便校勘”。虽然合校本尊戴，正文以殿本为准，但杨早已一口咬定戴书袭赵，他的尊全赵而贬戴的立场是众所共知的，因此，杨用合校本纯粹是为了工作方便，决不会因此招来任何褒贬。但到了熊手上，由于他在郦学研究上获得了大量杨所未曾接受的材料，他发现，戴赵相袭的问题，实际上比杨所了解的远为复杂。除了戴生前袭赵、赵身后袭戴以及张穆所谓戴赵袭全等材料，在熊手上更为丰富外，王梓材和董沛用殿本校改七校本的事实在熊已予定案，再加上下文要述及的关于大典本的问题等等，对于前辈郦学家的评价，熊在思想上已经无法再和他的老师保持一致。他意识到，以殿本作底，今后必多是非，不若用朱笺为妥。于是，就以顾亭林的一句冠冕堂皇的话为理由，改变他老师的旨意，把底本从合校本改为朱笺。从郦学史来说，这是一种倒退；从熊氏来说，这是出于不得已。
①原件共十三页，是熊会贞亲笔，影印于台北本卷首。
②《禹贡半月刊》1935年5月第三卷第六期。
第二，杨守敬在《水经注疏要删·自序》中说：“日月易迈，恐一旦填沟壑。熊君寒士，力亦未能传此书。易世之后，稿为何人所得，又增一赵戴之争，则余与熊君之志湮矣。”为此，杨对《水经注疏》日后刊行时的署名问题，生前规定得清楚明白。这就是熊氏在《十三页》上所说的：“先生初说，此书二人同撰，文各一半。”并且定了署名的具体格式。但是，杨去世后的二十多年中，熊又获得了大量杨生前所未睹的资料。其中特别是残宋本、大典本、明抄本，对全书至关紧要。但是文献浩瀚，头绪纷繁，靠熊一人，实在无法应付。因此，他就物色了杨守敬的宠孙先梅(岭香)作为助手，襄助编辑，而其中残宋、大典、明抄三本中的字句异同，全部由杨先梅录出。起初，他把杨先梅从此三本录出的字句异同，统一归入“守敬按”之下，今台北影印本中所见即是如此。但查阅《十三页》，就可知道他曾因此事而发生内心上的极大矛盾。他在《十三页》上说：“先生未见残宋本、大典本、明抄本，此书各卷，凡说残宋、大典、明抄，不得属之先生。当概删残宋本作某句，大典本作某句，明抄本作某句。”但在经过反复思考以后，他又决定不删，所以《十三页》在空了一格以后，他又继续写道：“今拟不删，以先生说改为岭香孙世兄补疏。全书各卷中，先生按残宋本作某，或大典本、明抄本作某，尽改为先梅按残宋本作某，大典本作某，明抄本作某。每卷开首题各加一行，作孙先梅补疏。”这是为什么呢？从《十三页》字面上的理由说，杨既然没有看到这三种版本，把这三本归于杨的名下，自然是不妥当的。但是，对熊来说，这个理由其实是并不重要的。因为，如今我们把北京、台北两本核对一下，北京本上作“会贞按”，在台北本上被改成“守敬按”的，全书不下数百。而北京本上还有大量只作“按”字的疏文，在台北本上也多被加上“守敬”二字。因为尽管杨曾嘱咐此书“文各一半”，但熊还是自谦，在《十三页》中最后说：“文，先生三分之二，会贞三分之一。”在台北本的底本中所以改动许多疏文的署名，很可能是熊为了要替杨凑足三分之二之数。其中必有不是杨的按语而署杨之名的。但是这三本中，其核心问题是大典本，情况却完全不同。假使署名冠以杨，则杨生前在大典本上对戴震的那些武断而过激的言论将何以自解？所以熊曾一度考虑删这三本。但在学术上这不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做法，更绝非真正的尊师以德。这就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难言之隐。经过慎重考虑以后，他决定把这三本保留下来，而且特地要杨先梅来承担此三本的工作。熊为什么把此三本的事专嘱杨先梅？《年谱》“七十五岁”下写道：“先生以三孙先梅颇诚笃，又资禀过人，将来当能世其家学，特钟爱之，每出，必令随侍左右。”①从熊会贞对此三本(主要是大典本)所作的措施，不仅说明了他处事的深思熟虑，而且也说明了他为人的诚笃忠厚。
①按：杨守敬自撰《邻苏老人年谱》至七十三岁，卷末有“辛亥十一月十一日邻苏老人记于上海虹口旅次”语；自七十四岁(民国元年，1912)起至七十七岁(民国四年，1915)，为熊会贞所续写。
以上说的是《十三页》上的事，下面再来看看从熊会贞对今台北本底本的修改中他的郦学思想的发展情况。
这里首先要提出的，仍然是上述大典本的问题。这是在北京影印本中绝不涉及的问题，但在台北影印本中，凡是朱笺字句与前述三本有异之处，他都举三本相核对。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三本修改朱笺。其中最关紧要的是大典本，这也就是我在上文提到的他的一种难言之隐。因为杨氏在世之日，对戴震及其殿本，显然相当鄙视。这中间，除了他确信戴氏袭赵外，另一原因就是他确信戴所云大典本为子虚乌有。杨在致梁节盦札中说①：“叶君浩吾谓世称戴所云《永乐大典》本，皆直无其事。”杨又说：“独怪当时纪文达、陆耳山并为总纂，曾不检大典本对照，遂使东原受其欺。”他在《要删凡例》中也说：“乃知大典本与朱本，实不甚有异同。”其实，这些话出于没有见于大典本的杨氏之口，不仅武断，并且意气用事，在学术论争中是很不可取的。杨去世后，熊获得南林蒋氏所藏大典本前二十卷，以之与殿本核对，始知杨言之孟浪。以后，当全部大典本收入《续古逸丛书》影印出版后，此事就成为举世皆知。郦学界名流如汪辟疆②和日本森鹿三③等，都认为戴震在这一点上蒙受了不白之冤。所以熊在《十三页》上指出：“据《提要》，戴概从大典本，实不尽然，多从大典，或自订。”其实，《提要》(按：指《四库提要》)说“今以《永乐大典》所引，各按水名，逐条参校”，却并无“概从大典本”的话。而殿本按语中指明据别本校勘的也不少，仅归有光本一种，殿本据以校勘的就达七处。所以事实上也并非“概从大典本”。熊的这一个“概从大典本”，仍然包含着为他老师的过激言论留一点余地的意思。当然，熊作为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十三页》中毕竟写出：“人或以戴出大典本为诬，故标出，非复也。”又说：“人多以戴出大典本为诬录，以见戴多本大典，不尽本大典，而戴之冤可大白于天下，戴之伪亦众著于天下矣。”这里泛称的“人”，其中十分重要的角色，正是他自己的老师。熊在末尾特意加上“戴之伪”云云一句，其实，在引大典本的问题上，由于《提要》如上所述本来就没有“概从大典本”的话，因此，戴作伪之处，或许是很有限的。熊加上这一句，其用意也和“概从大典本”一样，还是为他的老师留下一点面子。当然，熊在台北影印本中的反复标出大典本的作法，在郦学研究史上，确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公正措施。而对于他的老师来说，熊对此事的处理方法，实际上做到了真正的尊师以德。
①此札后为陈垣所收藏，《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有原札抄件。
②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
③[日]船越昭生：《森鹿三先生之〈水经注〉研究》，《地理》第二六卷第三期，东京古今书院1981年版。
当然，熊在台北影印本底本上所采取的这种措施，其目的只是为了对他老师认为戴引大典本“直无其事”做出更正，并不涉及同时否定戴赵相袭的问题。杨在《要删自序》中说：“赵之袭戴在身后，一二小节，臧获隐惹，何得归狱主人；戴之袭赵在当躬，千百宿赃，质证昭然，不得为攘夺者曲护。”在这个问题上，熊的观点看来到最后仍与杨保持一致。不过熊对戴的态度，显然与杨有了较大的变化。即使在这个问题上，熊的做法比杨也要温和得多。例如在卷一五《伊水》经“又东北过新城县南”注“故世有三交之名也”句下的疏文中，熊删去“此亦戴袭赵之一证”八字。这可能是接受其老师在这些问题上言辞过激的教训，但同时也表示了熊显然不愿在这类问题上旧事重提。当然，凡在证据确凿之处，熊仍然并不让步。例如卷五《河水》经“又东北过高唐县东”注“京相璠曰：今平原阳平县”句下疏文：“此犹得谓戴非袭赵耶？”又如卷二九《沔水》经“又东过会稽馀姚县，东入于海”注“江水东迳赭山南”句下疏文：“此犹得谓戴不见赵书乎？”像这样的例子，全书仍然不胜枚举。但熊绝不采取他老师的那种揪住不放的办法，尽管他从不否认戴书袭赵的事实，但是对于前辈郦学家，他在二十多年的独力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评价标准，在这方面也不同于他的老师，以下将再提到。
在台北影印本中所反映的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全祖望及其七校本的问题。杨守敬尊全赵而贬戴，因此，凡有所校正，必提全氏之名；凡列三家姓氏，必称全赵戴。全居首而戴殿后。当然，按三人的年齿而论，这种排列并无不当。但是，林颐山指责七校本作伪的事以及王先谦在合校本中只字不收全书的事，杨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在今北京、台北二影印本中，也存在着这样一类议论，例如卷七《济水》经“又东过封丘县北”注“北济也”句下疏文：“是王梓材据戴本之所为。”又如卷一五《洛水》经“洛水出京兆上洛县
举山”注“是也”句下疏文：“王梓材据戴改全。”诸如此等，都是杨自己的按语。杨去世后，郦学界不少学者提出的证据和熊自己对七校本的继续校核，发现王梓材和董沛据戴改全的事，的确相当普遍。这样，七校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殿本，因此，在许多场合下，疏文中的“全赵戴改”或“全戴同”之中的“全”字就失去了意义。而熊会贞终于步王先谦的后尘，在台北影印本的底本中，涂去了大部分全祖望的名字。所保留的只是关于全氏分清经注方面的和其他可以确认全的学说。可能是由于熊不希望比他的老师走得太远，因此，他的做法比王先谦要缓和得多。除了在上述特殊情况下保留若干“全”字外，北京影印本中还有一些为七校本辩解的话。例如卷一○《浊漳水》经“又东过壶关县北”注“谓之为滥水也”句下疏文：“足见近刻全本不尽伪。”又如卷一八《渭水》经“又东过武功县北”注“左会左阳水”句下疏文“知全氏注中之说非谬”等等，在台北影印本中也保留了下来。
由于发生了上述大典本和七校本等等情事，在熊会贞的郦学思想里，戴震的地位显然和他老师的观点有了差别。现在我们在台北影印本中所看到的，凡是全赵戴并列的疏文，“全”字涂抹以后，赵戴两字在大部分场合都作了勾乙，戴从末位上升到首位。关于这一点，《十三页》中也有解释：“初，全赵戴并举，后多删全，以戴名过于赵，作戴赵改。”不仅如此，在北京影印本中有许多以赵改戴的字句，在台北影印本中常被熊涂改，反过来以戴改赵。例如卷一八《渭水》经“又东过武功县北”北京本注“群臣毕贺”，“臣”字下疏文：“戴臣作官”。而台北本注文已从戴，作“群官毕贺”。“官”字下疏文：“赵官作臣。”又同条经文下北京本注“终如其言矣”句下疏文：“戴删其字，非。”但台北本却改殿本，作“终如言矣”。“如”字下加疏文：“赵有其字。”原来的“戴删其字，非”五字则被删去。此外，杨守敬称“不得为攘夺者曲护”，但熊却在戴的许多错误处，为戴婉言辩解。例如卷一九《渭水》经“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注“秦襄公时有天狗来下”，此处“天狗”，朱笺和殿本均作“大狗”。北京本疏文原作：“守敬按：《类聚》九四、《御览》九○五并引《三秦记》此条，全文本作天狗，赵改天是也，故全从之，何戴犹仍朱之讹耶？”但在台北影印本中，熊把它改作：“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并作天，《类聚》九四、《御览》九○五并引《三秦记》此条，全文本作天狗，戴仍朱之讹，是其偶疏也。”又同卷经“又东过华阴县北”注“操乃多作缣囊以堙水，夜汲作城”句下，北京本疏文云：“按：《魏志注》，堙水作运水，夜汲作夜渡兵。”台北本改作：“守敬按：残宋本、大典本并作
水，是也。《南史·何运传》，为武昌太守，以钱买井水，不受钱者，水还之，是其证。赵本沿朱本，戴亦舍大典而从之，是其偶疏也。”
如上所述的熊在这方面有所更改，都并不是偶然的。对此，他在《十三页》中有五个字的概括解释：“惟戴之功大”。这也是熊会贞晚年经过他的长期分析研究而形成的郦学思想。在郦学界，具有这种思想的学者是不少的，若要举出最权威的人物来，那么，中国的胡适和日本的森鹿三都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
以上论述的熊氏郦学思想的发展，主要是关于郦学研究史和郦学界重要人物的评价方面。下面再来看看熊氏在郦学研究的内容方面的发展。熊会贞和他的老师一样，是一位地理学家。在杨去世后的二十多年中，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由于地理学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因此，熊氏在地理学素养和方法的运用上，也有了较大的进步。以台北影印本和北京影印本作对比，他对北京本的许多改易，都是有关地理学方面的。例如卷三〇《淮水》经“又东过庐江安丰县东北，决水从北来注之”句下，他改北京本的“安丰”为“安风”，并加疏文云：
朱安风作安丰，下同，各本皆同。会贞按，《决水篇》，安丰在决水西。安丰之东北为阳泉县，阳泉之东为安风县。郦氏准以地望，知经之决水当为穷水。穷水出安风(见后)，必是谓安风东北注淮者穷水。由此知所见必作安风。自校此书者习见安丰，少见安风，改经，并作安丰，而传刻者亦皆沿之，不知其地望不合也。今订。
在这条疏文中，熊从安丰与安风两县的地理位置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最后获得正确的结论，把各本均错的“安丰”改成“安风”。这样的例子，在台北影印本是不胜枚举的。另外，熊氏在疏文的修改中，常常用比较新的地理学说代替陈旧的地理学说，例如卷一《河水》经“昆仑墟在西北”句下，杨守敬原来有一段疏文说：
守敬按：此本《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山海经》作墟，而《说文》虚字下称昆仑虚，毕本、郝本《山海经》改作虚。然考《类聚》七、《初学记》六、《通典》、《白帖》五引《水经》并作墟。又各书亦多作昆仑墟，则墟字承用已久。郭璞《海外南经》注：墟，山下基也。按言河源者，当以《汉书·西域传》为不刊之典，以今日舆图证之，若重规迭矩。作《水经》者，不能知葱岭即昆仑山，又见《史记·大宛传赞》云：恶睹所谓昆仑？《汉书·张骞传赞》亦云尔。遂以昆仑置于葱岭之西。郦氏似知昆仑即葱岭而不敢质言，又博采传记以敷合之，遂与经文同为悠谬。
熊会贞对于这一段疏文是很不满意的。上半段是从“此本《山海经·海内西经》说”到“墟，山下基也”，引经据典，无非解释这个在地理上无关紧要的“墟”字和“虚”的来历。因而他就全部予以删节。下半段虽然指出了经文的错误，但仍然没有说明这一带的山川形势和昆仑墟的地理位置。他虽然碍于他老师的作品而勉强保留了下半段，以致像“按：言河源者，当以《汉书·西域传》为不刊之典”这种在熊看来已属荒谬的议论仍然见诸疏文，但为了抵消这类疏文的错误，紧接杨的这段疏文以后，熊又加上了他自己的一段疏文：
会贞按：《一统志》，西藏有冈底斯山，在阿里之达克喇城东北三百一里。此处为天下之脊，众山脉皆由此起，乃释氏《西域记》所谓阿耨达山即昆仑也。又齐召南《水道提纲》：巴颜喀喇山即古昆仑山，其脉西自金沙江源犁石山，蜿蜒东来，结为此山。山石黑色。蒙古谓富贵为巴颜，黑为喀喇，即唐刘光鼎谓之紫山者，亦名枯尔坤，即昆仑之转音。戴震《水地记》，自山东北至西宁府界千四百余里。《尔雅》：河出昆仑虚，不曰山。察其地势，山脉自紫山西连犁石山，又南迤西连，接恒水所出山。今番语冈底斯者，亦言群山水根也。置西宁府边外五千五百余里，绵亘二千里，皆古昆仑墟也。
这一段描述青藏高原的山川地理的疏文，按今日地理学发展的水平来看，当然存在不少错误和缺点，但根据二十年代末期的情况，特别是出自一位没有受到现代地理科学训练的学者之手，已经可算差强人意了。若与前面一段杨守敬的疏文相比，则青出于蓝更是一望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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