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已经提到这场赵戴《水经注》案的论战，在港、台一直没有停止。原因主要就是因为胡适所发表的这些文章而引起的。胡适的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寓居香港的郦学家吴天任和寓居澳门的学者汪宗衍等，都纷纷撰文，对胡适有所指责。就在胡适去世的这一年(1962)，大陆上老一辈学者所熟知的辞书学家杨家骆，也在台北《学粹》四卷五期发表了一篇题为《水经注四本异同举例》的重要文章。杨是反对赵戴案的论战赓续不止的，他撰此文，是因为他主编《中华大辞典》，其中以水名立条者达二万数千目，因此，这是他不得不做的工作。根据他以赵本、殿本、大典本、杨熊注疏本四本，选《水经注》全书篇幅最小的卷十八《渭水》作为对勘对象，其结果是：
①《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三辑。
统计在异文一百十处之中，除杨本异文无与赵戴争端外，大典、戴校，赵释三本有异同者凡九十处，其中戴同于赵者四十三处，戴同于大典十二处，戴异于二本者三十一处，三本互异者四处，倘复就赵氏校释中谓应作某者考之，凡戴异于赵，亦多阴本于赵氏校释之说，则戴之不忠于大典而复袭于赵，固至显然也。①
因此，杨氏评论胡适发表的这些论文说：
读其所发表诸文，假设固至肯定，求证会得其反，于静安先生肯定之论，终不能正面列证予以推翻。②
的确，胡适虽然花了极大的精力，写了大块文章，以反驳前人对戴震的种种指责。但在很大程度上，他都如杨家骆所说的“终不能正面列证予以推翻”。这是他重审赵戴《水经注》案的一个最大弱点。
胡适的《水经注》研究论文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水经注》全祖望校本的研究。论文也很多，其中较重要的有《全氏七校水经注四十卷的作伪证据十项》(第二集上册)、《证明全校水经注的题辞是伪造的》(第二集上册)、《所谓全氏双韭山房三世校本水经注》(第二集中册)、《全谢山水经题辞写成的年月》(第二集中册)、《记全祖望的五校水经本》(第三集上册)、《答洪业函》(第六集上册)、《答洪业、杨联陞函》(第六集上册)等。
①《水经注四本异同举例》，载《学粹》第四卷第五期，台北，1962年。
②《水经注四本异同举例》。
胡适在这部分所论述的，主要是全祖望和他的七校《水经注》问题。在上列这些文章中，没有一篇可以与第一部分的《十组证据》相比的文章。《全氏七校水经注四十卷的作伪证据十项》一文，在方法上与《十组证据》相似，也是一种可以称之为胡适模式的考据方法，但是关于七校本作伪的事，早在胡适七十多年以前，林颐山就已发现了这件事，王先谦也因此而没有在他的合校《水经注》中收入七校本的片言只字，因此，胡的考据绝非首创。而且，他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很大的反复。开始，他极端鄙视在全祖望身后整理七校本的王梓材。论定：“我们就可以明白光绪十四年宁波刻印的《全氏七校水经注》，是一个妄人主编的(按指王梓材)，一个妄人(按指薛福成)出钱赶刻赶印的一部很不可靠的伪书了。”①而且一口咬定，七校本的《序目》和《题辞》，也都是王梓材所伪造的。但是当他于1947年看到了天津图书馆所藏的全谢山《五校水经注》抄本以后，才知五校本中一百二十三水的次序与七校本完全相同，说明他过去的“大胆假设”错了，于是他承认了七校本的《序目》和《题辞》都是真的，并非王梓材所伪造。而且还反过来赞扬王梓材，说“他自己钞写的校语确很谨严”②。这样，他又把七校本的事归罪于后来在付刊前从事整理的董沛。他在《复洪业、杨联陞函》中说：“我对王梓材的信心提高了一点。而对董沛则甚轻视而痛恨。”当然，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承认自己过去判断的错误，这正是胡适的可贵之处，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对他有所非议，这恐怕是不恰当的。
但是，由于这个五校抄本的出现，胡适又提出了他的一个新的假设，即全氏袭赵的疑案。而且假使情况真的如他所假设的那样，则情况实比戴袭赵严重得多。他说全祖望的治学不忠厚、不老实，有英雄欺人的毛病。他认为今天津图书馆收藏的小山堂抄本全谢山五校《水经注》，原是赵一清校定的本子，全祖望从赵一清手上借去，吞没为己。他在《答洪业函》中说：“这本子，谢山久占不归，绝无可疑。”“经我用东潜笔迹对勘，考定东潜的早年亲笔写的详校本。”因此，全的五校、七校诸本，是在他占有赵书的基础上才撰写成功的。胡适并且还提出全祖望原来并不研治郦学的推论，“他受了东潜写定本《水经注》的引诱，而专力治《水经注》”①。
①《跋合众图书馆藏的林颐山〈论编辑全校郦书〉的函稿》，载《胡适手稿》第二集下册。
②《复洪业、杨联陞函》，载《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
这样的推论在港、台郦学界受到很大的震惊。因为全、赵交谊甚深，他们在治郦过程中，信札往来不断，赵氏受全氏“双行夹写”说的影响，因而在其《水经注释》中用了大、细字区分的体例，而赵书中又多次引及全氏“注中注”的话。赵书的序言，即全氏于乾隆十九年所撰，这些都是郦学界人所共知的事实。郦学家吴天任为此提出了许多证据，驳斥这种推论的荒谬②。中间还引及了我的一篇短文《小山堂钞本全谢山五校水经注》③。我在撰写那篇短文时，还不知道胡适的这种推论，所以吴氏引此文以驳胡适，可能还不是很得要领。但是我的确是在亲自阅读了天津图书馆的这部五校抄本以后才撰写这篇短文的。五校本与七校本无甚大异，这是胡适自己也知道了的，而书旁赵一清的批语，我在那篇短文上说：“要旨悉与注释本合”。现在的事实是，即使全书从五校到七校，确实吸取了赵氏《水经注释》的成果，但今天人们众所共见的，《水经注释》与七校本之间，无论从体例到内容，差距仍然很大，但《水经注释》与殿本之间，却是“十同九九”。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胡适因见到了五校抄本而作出如此大胆的全袭赵的推论，而全、赵二本的差距实在不小；却忘记了另一头他力图推翻的戴袭赵的案子，而戴、赵两本却如此雷同。这或许就是这位聪明的学者的一个失着吧。
胡适《水经注》研究的第三部分是《水经注》版本的研究。尽管他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上目的并不是为了在郦注版本学上下工夫，方法也并不着重于郦学史。但在客观上他毕竟做到了集郦注版本之大成的结果，其成就是值得称道的。由于胡适到底是个特殊人物，他名声大，地位优越，正如费海玑所说：“三十五年(按1946年)胡先生回国，记者传出他研究《水经注》的话，于是上海的朋友，纷纷把见过的《水经注》告诉他，北平的朋友亦然，于是全国的《水经注》，均集中到他寓所，达三大柜之多”④。他于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在北京大学举办《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各种郦注版本达四十一种之多，他无疑是郦学史上迄今为止搜罗版本最多的学者。
①《复洪业函》，载《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
②《胡适手稿论全赵戴案质疑》，载《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
③《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四期。
④《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第32页。
版本多无疑是他在郦学研究中的一种优势。胡适当然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常常在论战中利用他的这种优势。他在《孟森先生审判水经注案的错误》一文中说：“这一百多年争论的赵戴两家《水经注》一案里许多问题，都只有比勘本子一个笨法子可以解答。所见的本子越多，解答的问题越多。”①他在《与钟凤年先生论水经注书的四封信》中的第四函说：“能从搜集版本入手，则知百五十年的《水经注》纷争，都由于一班学者不懂得这是一个校勘学问题，只有比勘本子可以解答。”②
当然，版本在《水经注》的校勘上具有重要意义。这其实是每一位郦学家都承认，也都努力这样做的。但是也不能认为版本是重审赵戴《水经注》案的主要办法。因为正如以往的许多学者所论述的，《水经注》的版本和抄本虽然很多，但却找不出赵本和殿本这样“十同九九”的版本。“所见的本子越多，解答的问题越多”，这句话一般说来当然不错，但要解释赵本和殿本的“十同九九”，却是并不奏效的。另外，殿本按语中常以大典本纠“近刻”之谬，近刻虽然泛指许多版本，但是大典本却只有一种，即是现在我们大家都能看到的商务影印的《续古逸丛书》本。要核对戴震在殿本校勘中的成果，是否确实都如他们所说的来自大典本，对于这个问题(在赵戴案中是事关紧要的问题)，也用不着其他许多版本，只要一种大典本就够了，正如王国维、孟森、郑德坤等人所已经做的，而杨家骆在不久以前也已经做的一样。
当然，对于胡适在《水经注》版本的搜罗方面作出的贡献，应该被认为是前无古人的。不管他的动机如何，这总是郦学版本研究上的一件杰出成就。他为了重审赵戴案以及他后来推论的全袭赵案，因此，在他的版本研究中，特别着重于赵本和全本的研究，而所获成果确实相当可观。关于他对全本的研究，上面已经提到，不再赘述。这里说一下他对赵本的研究。他在这方面写过好几篇有分量的论文，例如：《赵一清水经注释的校刻者曾用戴震校本校改赵书吗》(第三集下册)、《记赵一清的水经注的第一次写定本》(第三集下册)、《论赵一清水经注释稿本的最后状态》(第三集下册)、《跋赵一清水经注释钞刻本四种》(第四集下册)、《关于赵一清水经注释小山堂初刻重修本》(第六集下册)等。由于这个版本在赵戴案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胡适对它是作了重点研究的。他甚至连这种版本的刻印、流散、分布和损毁等情况都作了仔细的调查。他说：“赵氏《水经注释》的小山堂雕本，现存天地间者，大概不过十部，至多十二、三部而已。”①但是，我想在这里指出的是，胡适对《水经注释》这一版本的研究，或许还有很大的遗漏，而且我所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赵戴《水经注》案中，可能还是关键性的。
①《孟森先生审判水经注案的错误》，载《胡适手稿》第五集下册。
②《胡适手稿》第四集下册。
对于戴袭赵的问题，直到胡适为止，争论的双方在版本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大家都认为，赵书成于乾隆十九年，而刊行于乾隆五十一年，即胡适所说现存天地间不过十部的这个版本。历来凡是指责戴袭赵书的，都说戴在四库馆看到了浙江巡抚采进的赵书抄本(王国维说得更远一些)；凡是维护戴震的，包括胡适在内，也都说戴没有看到这种赵书抄本。但是，据我的发现，历来至少有两种书目，著录了赵书的乾隆十九年刻本。一种是《郘亭见知传本书目》：“《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附录》一卷，赵一清，乾隆十九年赵氏刻本，赵氏板后归振绮堂汪氏。”②另一种是《书目答问补正》：“《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赵一清，原刻本。〔补〕，乾隆十九年赵氏家刻。”③以上两种书目的刊行都是较晚的，前者我见到的是民国七年(1918)上海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后者则是民国二十年(1931)南京国学图书馆的排印本。在著名的郦学家中，有些人已经来不及看到，但胡适是能够看到的，他在有关赵书版本的许多论述中，绝不言及赵书乾隆十九年的家刻本，或许他根本不相信赵书曾经有过这样的家刻本，但是他假使看到过上面两种书目的话，至少得指出这两种书目的不可靠，我们却也同样绝未看到他在他的许多文章中提到过这两种书目。说明他虽然博学，却也未曾留心过这两种不大出名的书目。前面引及的费海玑所说的上海朋友和北平朋友，也没有人告诉过他关于这两种书目的信息，或许是他的这些朋友们和他一样，也没有留心过这两种书目。
①《关于赵一清水经注释小山堂初刻重修本》，载《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
②卷五，史部十一，地理类，河渠之属。
③卷二，史部，地理水道之属。
要说这两种书目的著录必定可靠，说实话，我也不是这样的想法。但是要想否定它们的著录，或许比肯定它们更为困难。对于这样的事，总之以谨慎为好。据王国维的考证，赵书成于乾隆十六年或十八年①，但此书赵一清自序和全祖望序都撰于乾隆十九年，这就是十九年家刻的一种迹象。赵一清寒士，刊印当然不多，不久即告亡佚，对于古书来说，这是常事。以郦注刊本而言，刊而即佚者并不乏其例。赵书《附录》卷下李长庚《水经注集序》文末赵一清按语：“近年真州重又镂板，颇称工致，然窃朱笺为己有，中多删节，尤乘旨趣，俗学疑也，故表出之。”这里所说的真州版，当然也是乾隆年代刊印的郦注版本，赵一清必然亲见无疑。但此书以后绝未见它书著录，说明不久就告亡佚。事实已经说明，即使有像毕沅这样有力人物支持的赵书乾隆五十一年开封刻本，经过胡适的仔细调查，天地间现存的也不过十部了吗？
假使这种乾隆十九年的家刻本确实曾经存在，则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了，即前述王国维怀疑戴震在《直隶河渠书》修纂时所见的赵书，也就是戴震自己在《河渠书》卷一作过按语的：“杭人赵一清，补注《水经》，于地学甚核”。这个本子，大概就是乾隆十九年的家刻本了。赵一清参与《直隶河渠书》在戴震之前，正值十九年家刻本刻印不久，赵手头必然存有此书，因而随带此书去直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另外，四库开馆前浙江巡抚采进的此书之中，除了抄本以外，或许也包括此书乾隆十九年家刻本在内。因为《四库提要》赞扬此书说：“然旁征博引，颇为淹贯，订疑辨讹，是正良多，自官校宋本以外，外间诸刻，固不能不以是为首矣。”这段评语中应该注意的是“外间诸刻”四字，既然此书是外间诸刻之首，则此书当然也是一部刻本，即乾隆十九年赵氏家刻本。
要是再进一步推论下去，假使此书确实存在过乾隆十九年的赵氏家刻本，尽管刻印数量很少，流行时间很短，但对于胡适的重审此案，都是十分不利的。因为一部二十年后出版的书，其体例内容，竟和一部二十年前出版的书“十同九九”，那么，不管你引证多少其他版本来解释这种现象，不管你说上多少遍诸如“英雄所见略同”、“闭门造车，出而合辙”等等的话，社会舆论是不会谅解这种情况的。
①《赵一清水经注释跋》，载《观堂集林·别集》。
以上说的是胡适《水经注》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上所述，他正式投入这项工作已在1943年，十几年之中，他所完成的工作量确实是十分巨大的。当他正式开始他的所谓重审工作以后，他必须把近两个世纪中的所有指责戴书袭赵的学者，从嘉、道年间的张穆、魏源直到与他同时的王国维、孟森、钟凤年等的文章逐一研究，逐一反驳。另外，由于他公开声称他研究《水经注》的动机目的，因此，许多人就写信给他，向他表示不同的或相同的意见，他就得答复这些信件。这就是他在十几年中的论文、信札可以多达他《手稿》中的六集计十八册的原因。胡适正式投入这种研究的时候值他五十二岁之年，作为一个学者来说，还是精力旺盛的时候，最后活到七十一岁，他的后半生的宝贵精力，主要就放在这种研究之中。他在他六十一岁之年，到台湾大学文学院讲学，说到：“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戴震(东原)申冤”。不管他的抱不平打出了什么成绩，对于他的同乡戴震，他应该称得上仁至义尽，尽了他的最大力量了。
胡适的《水经注》研究，贡献最大的当然是版本的搜集。前面提到的他于1948年在北大举办的《水经注》版本展览，是郦学史上的一件空前盛事。这次展览提供郦学界以郦注现存版本的最全面的信息，这对郦学研究显然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对于他从事《水经注》研究的主题，即重审赵戴《水经注》案，却没有达到他的目的。这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也不是因为他的考证方法不好或占有的资料不够，这是因为从事实来分析，他要完成这种任务是困难的。尽管他重审此案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能够证明戴震未见赵书也未抄赵书，他就满足了。但是这样的要求，看来也是无法达到的。有人说他在重审中，反而发现赵书的乾隆五十一年刻本抄袭了戴书。①这话说得实在太远了。发现此事的如前所述是戴震的学生段玉裁，段发现两书雷同，因而致书为赵书作整理工作的梁曜北(玉绳)，但后来梁的文集《清白士集》中不见复书，有人认为既不复书，就是默认。首先肯定此事的是杨守敬，他在《水经注疏要删》凡例中说：“缘赵氏所订，皆著所出，其不著所出者，得非戴本，岂是梁氏伯仲所为，卢抱经之言，并不诬也。”他在《水经注疏要删》自序中更明确指出：“赵之袭戴在身后，臧获隐匿，何得归狱主人？”胡适在开始时似乎也认为杨说不错，但后来马上意识到假使同意杨守敬所谓“其不著所出者，得非戴本”的话，则将置戴本之中的大量“不著所出者”于何地？所以他后来就很快改变了他的主张，他在《赵一清水经注释的校刊者曾用戴震校本来校改赵书吗》一文中说：“故赵戴两本大段不同者少，并不是梁履绳‘攈戴本以正’赵本的结果，乃是两位校勘学者独立而同归的自然现象。”所以说胡适反而发现了赵书袭戴之事，这是连胡适本人也不予承认的。
①耿云志：《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重勘水经注案》，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四期。
现在确实也有少数信口雌黄对历史不负一点点责任的人，费海玑即是其例。他在《胡适手稿第一集研究》中，记载了他于胡适去世后对台湾大学学生演讲中的一段话：
在梁履绳逝世以后，段玉裁致书梁玉绳，询以有无摭戴本以校赵书，梁玉绳诿称校书的是他已死的哥哥，是否偷了戴的作赵的，他不得而知。这明明是偷窃共犯抵赖之词，段玉裁终于判定赵书是经梁履绳校刊过的，有不合处便采了戴本去校正，因此二本大体上相同了。①
对于梁履绳(处素)、玉绳(曜北)弟兄是否为赵书乾隆五十一年刊本修润付刊的事，历史上是有争论的，杨守敬确认此事，但孟森则否认此事。②因为他的文集《清白士集》既不收复书，又不载他与赵一清往还的痕迹，所以此事难以论定，当然还可以继续讨论。但费所谓“梁玉绳诿称校书的是他已死的哥哥，是否偷了戴的作赵的，他不得而知”。这真是一派胡说。站在大学讲坛上向青年学生胡诌这种毫无依据的话，实在误人子弟。
①《胡适手稿第一集研究》，载《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②孟森：《拟梁曜北答段懋堂论赵戴二家水经注书》，载《故宫文献论丛》，1936年。
胡适本人当然与他的这位崇拜者费海玑绝不相类，他是个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于1952年在台湾大学文学院的讲学，就完全不同于费氏的胡诌。他说：“他们三个人的书，戴的出得最早，全祖望死得最早，而书出得最晚，三个人的书，对于《水经注》，都有很大的贡献。”对许多读书还不多，鉴别能力还不成熟的大学生来说，胡适的话就显出了他的谨慎和公正。当然，胡适所说的这类话，同时也反映了他在重审此案中只求为戴氏解脱的殷切心情。而他之所以劳而无功，主要因为他实在无法正面回答张穆、魏源、杨守敬以至王国维、孟森等的许多问题。他持以反证的所谓《十组证据》，在方法上虽然可取，但实际上回避了别人提出的许多证据。所以吴天任说：“胡氏虽反复百端，为戴氏申辩，恐亦无法澄清。”①而林明波在他的《六十年来水经注之研究》一文中指出：“胡氏只就此十组证据，即言此案已有定论，恐仍不足以服人心。”②当然，在胡适的考证中，确实也纠正了一些过去指责戴震的学者的错误，例如王国维指责殿本五引归有光本，乃是戴震的伪托。而胡适仔细查核，发现殿本引归有光本实有七处，不止五处③。诸如这样的工作，胡做了不少，当然于郦学有益，但他的论证都不影响问题的实质，也就是说，于事无补。
另外，胡适在重审此案中所发表的许多论文，也引起了其他一些不好的反映。至少是在港、台的老一辈郦学家之中，有些人因胡氏的某些言论而感到十分气愤。原因之一，是因为胡的论文中有许多措辞不当、言语过激的地方。当然，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由于获得了新的资料而推翻他自己的旧的论断，这类事，原来是不应受到指责的。但因他的议论常常不留余地，因此也常因此而使人不满。例如，他原来对王梓材在七校本中的作伪多次口诛笔伐，话语说得很绝：“是一个妄人主编的，一个妄人赶刻赶印的，一部很不可靠的伪书”。但是当他一旦看到了天津图书馆的五校抄本以后，立刻反过来表扬王梓材“校语确很谨严”。这本来是一件勇于修正自己错误的好事，但是由于他以前的话说得太绝，不留余地，因此容易被人目为出尔反尔。胡适对杨守敬的指责，后来为不少学者所议论，确实出言粗鲁，有失学者风度。例如，他竟在杨的一位年逾古稀的学生卢慎之面前，痛斥其老师“狂妄、轻率、堕落”、“无一字不谬，无一字不妄”、“岂非考据学的堕落”。①又说杨对于《水经注》的知识还是“很浅薄的”，②只是听了一次宴席中别人议论戴袭赵的话，才“引起了杨守敬著作《水经注疏》的大野心”③。前面已经指出，他对全祖望也说过差不多相似的话，并且也同样鄙薄全的学问，说他“对于郦学毫无心得”等等。在学术争论中，即使抓住了对方错误的真凭实据，出言也不宜过激，何况许多事情还仅仅是他的推论。像全祖望、杨守敬等，都是众所公认的郦学史上的功臣，竟以推论而加以“毫无心得”、“浅薄”、“大野心”等蔑词，因而触犯众怒，是其宜也。
①《胡适手稿论水经注全赵戴案质疑》。
②载《六十年来之国学》第三册，台北正中书局1974年版。
③《王国维判断官本水经注校语引归有光本五条与赵本同是错误的》，载《胡适手稿》第六集中册。
胡适的重审工作受人指责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不少人对于这场论战已经厌烦，而胡适以他的如此声名，竟大张旗鼓，以全力投入这场论战，旧事重提，造成郦学界又一次风波。如前所述，赵戴《水经注》案自从乾隆四十五年在四库馆内部开始流传以来，迄今已逾两个世纪。这其实是个郦学界的枝节问题，无关于郦学研究的本身。但长期论战，耗费了大量学者的精力，实际上影响了郦学本身的发展。所以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王先谦就已经提出了“存而不论”的主张。④民国初年，梁启超也有鉴于论战的不宜赓续。尽管他事实上确信戴书袭赵：“东原覃精既久，入馆睹赵著先得我心，即便采用，当属事实。”⑤但是他认为这种枝节问题，不宜论战不休，所以他提出：“吾今试平亭此狱，三君皆好学深思，治此书各数十年，所根据资料，又大略相同。……则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并非不可能之事。”⑥张元济在《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出版之时，亦撰文呼吁各方从此休战：“今何幸异书特出，百数十年之症结，涣然冰释，是书之幸，亦读者之幸也。”⑦熊会贞在这方面，更以其实际行动作为郦学界的表率。根据杨家骆所记：“民国二十二年谒惺吾先生弟子熊崮芝先生于武昌，欲见《水经注疏》稿，崮芝先生靳不一视。复与论全、赵、戴之争端，亦噤不一言。揖别时则呜咽而言曰：余为先师司誊录，初无真知确见可以益君，先师之稿未出，不欲以增口舌，辜君枉过，亦相谅否？骆曰：长者之风，中心悦服，无言之教，益我已至多矣。自是骆绝口不言赵、戴争端者十余年。民国二十五年胡适之先生过沪，谓将为东原撰冤词，骆益惶惑无所适从。相俟十余载，读其所发表诸文，假设固至肯定，求证会得其反，于静安先生肯定之论，终不能正面列证予以推翻。”①杨撰此文，一方面申明这场论战的无谓，另一方面则表示他发表《水经注四本异同举例》一文出于不得已。
①《论杨守敬判断水经注案的谬妄——答卢慎之先生》载《胡适手稿》第五集下册。
②《跋杨守敬论水经注案的手札两封》，载《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
③《跋杨守敬论水经注案的手札两封》，载《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
④合校《水经注》例略。
⑤《中国近三百年学史》。
⑥《中国近三百年学史》。
⑦《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跋》。
有的学者对于戴震袭赵一事倒是采取谅解态度，但对胡适重兴此案却极表反感。寓居澳门的郦学家汪宗衍即是其例，他在《赵戴水经注案小记》一文中说：“东原校郦，事属官书，与私书有别，且库本更为‘钦定’，依封建时代成习，不能明引同时人名书名，余谓东原非有意剿说，乃恪于馆例。赵书著录《四库》，与校本皆经纪晓岚诸人审定，果为抄袭，亦何待二十年后始发其复耶？其事亦属情有可原也。”②但他对于胡适的评论就不是如此宽容了，他说：“惟近人胡适之晚年专力治郦书版本，极力为东原洗刷剿袭，撰有论文、函札七十余篇，凡数十万言，耗二十余年精力，为兹枝节问题，虽曰求是，实于郦书何干？亦费词矣。盖以乡谊故耶。其素标榜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乃自讼其失者一而再，最后亦多自相矛盾。”③寓居香港的郦学家吴天任也撰文说：“胡氏于郦书版本，用功十余年，不可谓不勤，于赵戴公案，虽力为辩白，亦终难取信于人，徒增纠纷，而于郦书本身，究何补益？视杨氏之终身不倦，详疏全书，有裨兹学，其相去又何远哉？”④
以上是胡适与《水经注》的关系的一般概况和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因为自从胡适离开大陆以后，他的著述和观点，大陆上的郦学界了解不多，我有机会阅读了他的全部有关《水经注》研究的著述以及港、台学者对他的研究成果的反应，所以写这篇文章，以供郦学界同仁参考。必须声明，我历来是反对时旷日久的赵戴《水经注》案的，因为这场论战已经明显地影响了我国正常的郦学研究。所以我虽然希望我的这些议论能够得到郦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但绝不希望因为我的这一番议论，再次引起赵戴案的余波。在郦学研究的领域里，有许多课题正等待着我们去完成，我们千万不能再在这个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了。
①《水经注四本异同举例》。
②载《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
③载《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
④《胡适手稿论水经注全赵戴案之商榷》，载《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二辑
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郑德坤与《水经注》
自从金蔡珪(松甫)于十二世纪中叶撰《水经注补》以后，郦学研究之风兴起，明代以后，郦学家人才辈出，到清乾隆年代而臻于鼎盛，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家，成为郦学研究登峰造极的代表人物。此后，在清一代中，后来者都不能与此三家相颉颃。直到清末，杨守敬以有清一代的著名地理学家①从事郦学研究，开创了郦学研究中的地理学派，使乾隆以后后继乏人的郦学研究重振旗鼓。杨守敬虽然死于民国以后，但他的治郦业绩主要在清光绪年代，所以应列入清代郦学家。
清以后，从民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迄今，有贡献的著名郦学家计有熊会贞、王国维、钟凤年、郑德坤、吴天任等，他们在郦学研究上，各有自己的方法和经历，获得了各不相同的成果，推动了郦学研究的发展。
熊会贞(1859—1936)受业于杨守敬，杨氏于民国四年(1915)去世后，他继承杨氏未竟之业，“暝写晨抄，二十余年如一日”②。熊氏早年曾襄助杨氏编撰《历代地理沿革图》，对历史沿革地理最为娴熟，后又助杨编撰《水经注疏要删》及《水经注图》，故对郦注具有极为深厚的基本功，近代郦学家中，在这种基本功上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熊氏的不足由于追随杨甚久，继承了杨氏之优，亦受杨氏某些成见的束缚。杨氏鄙视戴震及其殿本，其创《水经注疏》，竟撇开校勘最精的殿本而以明朱谋
《水经注笺》作底本。熊氏晚年虽在颇大程度上摆脱了杨的成见，但其书仍以朱笺作底，至为可惜。拙著《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①一文已述其详。
①罗振玉称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壬叔(善兰)的算学，杨守敬的地理学，同为清代的“千古绝业”。见支伟成《杨守敬传》、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亦引此语。
②刘禺生：《述杨氏水经注疏》，载《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2年版。
王国维(1877—1927)是学识渊博、著述丰富的近代著名学者。他曾在民国十四年(1925)的《清华学报》第一期发表残宋本、大典本、明抄本、朱笺、孙潜校本、殿本等六篇《水经注跋尾》，此外在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黄省曾刊本卷内，也有他的序跋一篇，在赵万里所编《观堂别集》卷三之中，并收有他的《水经注笺跋》(不同于《清华学报》)、《水经注释跋》两篇。故知王氏毕生曾校过八种郦注，撰有九篇跋尾。他以其功力深厚的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为治郦工具，其见解往往有独到之处。但因读书敏捷，有时不免疏忽。如其跋残宋本，认为“宋讳缺笔至桓、构二字而止”，故断为南宋初刊本。其实卷内“构”字有缺笔，亦有不缺笔②，故其版应成于北宋，至南宋时再加修剔，不缺笔的“构”字，是修剔时所漏。又如其跋殿本，说其“五引归有光本”，其实殿本引归有光本有七处。诸如此等，我在拙著《王国维与〈水经注〉》③一文中已有较详说明。
胡适(1891—1962)是我国学术界有很大影响的近代学者，他的后半生致力于郦学研究，其成果包括论文、函札、跋识等百余篇，在其身后印行的《胡适手稿》十集(每集分上、中、下三册)中占了六集。胡适的郦学研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在赵戴《水经注》案中为戴震洗刷，证明戴震未袭赵书。胡适的郦学研究在这个目的上虽然未获成功，但是他确实为此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为了这种研究，他广泛阅读和搜集各种郦注版本，成为郦学史上搜集版本最多的学者。胡适从事郦学研究给我们的另一重要启发是，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对于学术是有始有终的。他成名甚早，并且踏入仕途(抗日战争期间中国驻美大使)。抗战胜利后任北大校长，全国解放前夕去美转台，直到1962年去世，其间社会工作不可谓不忙，但他一直没有离开学术研究，读其《手稿》十集，在学术上绝无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之感，也看不出他人撰文由他领衔之事。从这一点说，确实值得学习。
钟凤年(1888—1987)是一位著作甚多、功力深厚的郦学家，抗战胜利后，他供职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这一时期，曾与胡适讨论郦学，并去胡寓观摩各种郦注版本。二人往来信札甚多，均收入于《胡适手稿》，所持意见多与胡氏不同而甚有见地。他早年毕业于北京译学馆法文班，由于没有高级学历，在旧社会求职困难，一生甚为坎坷。建国后入考古研究所，六十年代初以副研究员职称退休，虽然条件困难，仍然孜孜于学。《水经注疏》于1957年在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后，他对此书作逐字逐句的校勘，历时近二十年，校出错误达两千四百余处①。年近九十，尚撰写《评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二期)一文。1987年逝世，享年一百岁，身后有遗稿《水经注校补》一种。
①《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二辑。
②参见拙著《论水经注的版本》，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三辑。
③载《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二期。
吴天任(1916—1983)是寓居香港的著名郦学家，曾任香港树仁学院高级讲师，郦学著述甚丰，他从1945年开始，以三十年的功力，撰成《杨惺吾先生年谱》②一书，全书凡二十万言，对杨氏的生平经历及其与郦学的渊源关系、研究历程、丰硕成果等，都有详细记载。杨氏去世后，郦学研究的发展仍赓续叙述，直至《水经注疏》在北京和台北先后影印出版为止。内容丰富，言必有据。书后又附有《水经注疏》北京影印本与台北影印本之间的字句差异，逐字逐句，对照排比，殆亦二十万言，其所费精力可以想见。其书最后附列杨氏毕生著述，按年排列，搜罗无遗。吴氏另外又编有《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③(上册为郑德坤所编)一种，选择清代及现代郦学家四十余人的研究成果近二百七十种，每篇均由吴氏作简明题解，在郦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旨在论述郑德坤在郦学研究中的方法、经历及其成果。为了在近代著名郦学家中有一个横向的对比，所以首先把几位郦学家作如上的简述。从以下的论述中不难看到，在近代的著名郦学家中，以功力的雄厚、著述的丰富，贡献的卓著，影响的深远而言，除了熊会贞以外，郑德坤实名列前茅。
郑德坤(1909—)毕业于燕京大学，曾受业于洪业(煨莲)、顾颉刚诸名师，三十年代初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任厦门大学教授，并应聘去英国剑桥大学讲学。1952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1957年起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直至退休，但继续担任英国学会通讯院士及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郑氏从事郦学研究，始于三十年代之初，数年之中，完成了六项研究工作，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他在厦门大学为其《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所写的《序例》中，可以窥见其研究工作的概貌：
①《水经注疏勘误》，载《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
③台北艺文印书馆1984年版。
民国二十年春，余整理《山海经》方竣，交神州国光社付印，由洪师煨莲、顾师颉刚之指导，点校《水经注》，可得板本，无不检阅一过。深知阅治郦书，必由王先谦《合校本》及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图》入手，次及赵一清、戴东原、全祖望三家校释，再及杨守敬、熊会贞、王国维三家校疏，然后前人精华可一网打尽矣。三年以来，或作或辍，完成工作凡六。郦书四十卷，篇幅繁杂，宜有引得，然后检查方能不虚费时刻。因用洪师编纂引得法钩点一过，备作引得，一也。杨熊注图虽善，然旧式装订展阅困难，因由新式图例，重为编绘，合六百零八图为四十二及总图一，名《重编水经注图》，将来如得付印，当附《引得》，以与经注《引得》相经纬，二也。清儒颇重《水经注》，然未有细考其板本者，因以书目为据，目验为凭，作《水经注板本考》，三也。明本载郦氏引用书目只得百余种，余考郦氏引书凡四百三十六种，因作《水经注引书考》，四也。世人爱《水经注》故事而甚众，或欲辑出单行而未成，因抄出五百零二种，分为十二类，作《水经注故事钞》，并著《略说》，五也。吾人研究《水经注》应先知前人研究《水经注》之经过，然后可得其门而入，可择其道而行，免徘徊支途，履前人之覆辙，因集群籍序跋题识，编为《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六也。
在上述引文中，郑氏罗列的郦学研究成果，除《水经注图》四十二幅已经不存外，其余五种，均已先后出版，并收入于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术研究中心集刊》之一的郑氏《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上述各种，不计《水经注图》，约为八十万言。加上未列入上述各种的其他郦学著作如《水经注书目录》①、《水经注戴校本与大典本互校记》②、《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③和郦学译稿《关于戴校水经注》④等，郑氏的郦学研究成果，当在一百万字之谱，在前面列举的近代郦学家中，熊会贞固以撰述之多著名，但熊的撰述主要是为郦注作疏及编图，字数不易计算，而又系与杨守敬合作，熊氏个人所撰几何，尤难获得确数。胡适的郦学著述，从其《手稿》估算，当亦超过百万言，但因《手稿》中选入了许多其他郦学家的论著和信札，所以学者估计胡氏本人所撰的文字仅七十余篇，数十万言。⑤因此，在近代郦学家中，以著作之多而言，郑氏与熊会贞或相伯仲，而较之其他诸家，显然远远领先。下面我们把郑氏的郦学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加以评论。
郑德坤的郦学研究，是从基础入手的，他在1933年就完成了《水经注板本考》的撰写，使他的研究建立在非常坚实的基础之上。胡适曾经强调《水经注》版本的重要性：“所见的本子越多，解答的问题越多。”⑥这话或许偏于夸大，但版本研究作为郦学研究的基础，这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水经注》不同于他书，版本确实太多，胡适一人收藏的各种版本就达四十一种，各种不同的版本，除了在内容上的重大差异之外，还牵涉到郦学家所在的时代和学派等问题。因此，郦注版本的研究，除了版本本身的问题外，其实也是郦学发展史的研究，所以这是郦学研究的重要基础。
郑氏撰《水经注板本考》⑦，据他在跋尾中所说，是花了两年时间，查阅了一百多种书目而成的，功力当然不小。他首先在短小的序言中列举从隋唐三志到《宋史·艺文志》的有关经、注的一切著录，辨明《水经》与《水经注》的关系，这是郦学研究的第一个基本问题，却又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直到不久以前，仍有著名学者，由于缺乏基本功夫，居然提出“经注同出一手”的错误说法①。在正文中，郑氏分“唐以前”、“宋”、“金元”、“明”、“清以后”五个时代的七十八种郦注版本，一一考证源流，评论得失，极为详悉。对上列每一时代的版本研究，卷首卷末，都有简短的引言和跋语，显示了他在版本研究中的卓识。例如在《金元水经注》卷末跋语中说：“蔡氏《补正》(案指金蔡珪《补正水经》)实为专门研究《水经注》之始。”《明代水经注》卷首引言评论明代郦学家，“刊刻圈点，校注笺疏，不遗余力，惜以方法未精，尚不能辟荆棘，以臻完善”。《清以后之水经注》卷首引言说：“清儒治学，最重考据，颇合科学方法。……今《水经注》可读，实清儒积年努力之结果，非一代一人所能幸致者也。”这些论断，都是令人信服的。对于历代各种版本的得失，也多有公允精辟的见解，例如对现存最早的完整刊本明嘉靖黄省曾本：“规制装潢甚精，但校雠欠善，误字甚多也。”对明朱谋《水经注笺》：“顾炎武推为有明一部书，黄宗羲、赵一清则驳击不遗余力，平心论之，其考订诚为未精，然引证故实，以辅注文，厥功甚巨，吾人不应一笔抹杀也。”对于全祖望七校本，当时由于其五校抄本尚未为人所见，真伪未辨，为清代郦学家林颐山、王先谦等所不齿。但郑氏则说：“其书非全氏七校原本甚明，何用论辩？且全书精华已见赵书，改订字句，赵全颇相同，惟其中有赵所不载者，又参王氏(案指王梓材)、董氏(案指董沛)诸人见解，虽未必一一皆当，然亦不应视为粪土，讳而不言。王氏《合校本》只字不录，殊为可惜。”诸如此类对历代版本的论述，都是经过对全部郦学史的宏观研究和对各种版本的精深钻研的结果，其中不少论断，至今仍是郦注版本研究的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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