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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藏天津图书馆，参见拙作《评〈水经注〉的版本》文末《附记》，载《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②此十四字是张穆《赵戴〈水经注〉校案》一文中的原话，见《胡适手稿》第五集上册。
③《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一期。收入《水经注研究三集》。
《四封信》中的第三封写于1948年7月7日，此信开头说：“中午得七月六日信，所问数事……答如下。”所以这是胡适对7月6日钟去信的复信。胡适是个大忙人，但钟信他隔日就复，说明了他对钟氏的重视。钟信向胡适所提的问题，属于一般的字句校勘问题，这里不必细述。但胡信末尾一段却甚为重要：“我敬依尊命，已全删此论。此事太复杂，先生不宜凭主观立论。”接着又说：“简单说来，官本《水经注》的字句校订，其绝大多数(按：此五字后来又用红笔删去)未必全出于东原之手……此种例子甚多。”
由于我们看不到钟氏7月6日去信的内容，所以胡信所云“我敬依尊命，已全删此论”的“此论”究竟是什么，不得而知。胡适一方面“敬依尊命”，一方面却还辩解几句：“此事太复杂，先生不宜凭主观立论”。这就说明，钟氏提出要胡适删去的“此论”，胡适是在无法驳倒钟氏的情况下忍痛割爱的。辩解几句，无非为了替自己下场。从下面“官本《水经注》的字句校订，未必全出于东原之手”一句忖度，可见钟氏要胡适删去的，显然是用他获得的殿本中戴书袭赵而假托《大典》的有力证据来击破胡适袒护戴震的某些完全站不住脚的论点。胡适在无可奈何下“敬依尊命”，但又提出强辩：“官本《水经注》的字句校订……未必全出于东原之手”，无非是他的自我解嘲罢了。
《四封信》的最后一封写于1948年7月25日，信的前面注明“(上略)”，正文开始说：“我曾作长文论校勘学的方法(《胡适论学近著》)，大致说校勘学的惟一大路是用善本比勘，故我不热心于先生的所谓‘超重独抒己见’的校勘”。这几句话说明，胡适在7月7日寄发了致钟氏的复信以后，钟氏也写过复信，信中提出了“超重独抒己见”的话，所以胡适在此话上加了引号。为了说明他的“校勘学的唯一大路是用善本比勘”这个论点的正确性，花了大量文字，在信中举了卷一六《穀水篇》中“凫没鸾举”四字的例子。胡适比勘了黄省曾本、吴琯本、朱谋
本、谢兆申本、残宋本和《永乐大典》本六种本子，在各本的差异之中做出结论、认为《永乐大典》本的“岛没峦举”是唯一正确的，并且说：“若无古本，则是非如何能定？”对于这个“善本比勘”的例子，钟氏有无复信评议，现在已无从获悉，但胡适的学生、哈佛大学教授杨联陞曾于1950年7月2日专门为此致书胡适表示异议①。杨氏查了《佩文韵府》、《易林》、《禽经》、曹植《七启》、《淮南子·兵略训》等文献和工具书，指出“凫没鸾举”是古人习用的词汇，而“岛没峦举拟于不伦”。杨氏在信中对“善本比勘”的方法也作了评论：“不过证据是死物，用证据者是活人，连版本也不能算绝对确实的证据，古书尤其如此。”事详拙作《读〈水经注〉札记之三》②，此处不再赘述。
①《水经注汇校·序》。
此信最后说：“此三证均是毫无可疑的证据，此皆从《水经注》四百年校订史上证知，故绝无可疑，他日有暇，甚盼先生同来观此种宝物。”这里的所谓“三证”，均是胡适搜罗的用以证明戴震未见赵书的证据；所谓“宝物”，指的是胡适认为可以作为戴震未见赵书的主要依据即北大所藏和周一良家藏的两种戴震自定《水经》。钟凤年后来有没有再去胡府观看这种“宝物”，不得而知，从胡适自署此信写于“卅七·七·廿五半夜”这一点来看，他对钟氏的邀请是诚恳的。
胡适从1943年以后倾其全力研究《水经注》，他是一个声名甚大而自视极高的人物，但他对钟凤年的通信中表现出对钟氏的恳切和尊重，而且在信稿上用红笔作了许多批注和删改，很仔细地把它们收藏在他的二十二个文稿夹子里，这实际上说明了钟氏在郦学研究上的造诣。从收入《手稿》的五封信中，可以看到当年钟氏与胡适之间的郦学讨论是广泛而认真的，尽管两人的意见实在很不相同。由于《手稿》没有收录钟氏的去信，钟氏当年或许留有信稿，但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保存这种信稿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所以估计早已不存。因此，钟氏当年与胡适讨论郦学的全部过程和内容，现已无法获悉。但从胡适致钟氏各信所述，与钟氏晚年所撰《评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一文相印证，钟氏在最主要的两个问题上，观点与胡适完全相左，而且坚持到底。第一是关于全祖望校本的评价，他认为全本价值甚高①，王先谦合校本排斥全本这是一种损失；第二是戴震校殿本，假托大典本而剽袭赵本和其他版本。对于第一点，胡适在通信中以认输告终。对于第二点，胡适虽然到死仍坚持其“戴震未见赵书”之说，但学术界其实早已否定了他的观点②。
①参见拙作《评〈胡适手稿〉》。
②《明报月刊》1990年10月号。
在两人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到钟凤年的郦学研究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的某些问题，这或许就是他在不少考证上主观片面、苛细吹求的原因，这就是胡适信中所引的钟氏原语“超重独抒己见”。举凡他对《水经》成书年代的考定，对杨守敬的过激批评以及在《〈水经注疏〉勘误》中的若干明显错误，往往是因为没有经过详细考证而仓猝“独抒己见”的结果。
总的说来，钟凤年当然称得上是一代著名的郦学家。他的壮年时期生活于穷困之中，但能在艰难的环境中埋头钻研。建国以后，虽然生活趋于安定，但他已年逾花甲，却仍能振奋精神，为郦学作出贡献。他于1961年以副研究员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退休，当时虽已年过古稀，却继续在郦学研究上勇往直前，他毕生最大的两项郦学研究成果，即《评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和《〈水经注疏〉勘误》，都完成于他的晚年。可惜他的遗稿《水经注校补》未能刊出，也不知稿存何处，令人遗憾。希望他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和有关的学术界，能够整理他的遗著，使这位毕生辛勤的郦学家的研究成果，能够在学术界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文承王世民教授提供资料，谨致谢忱)
原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三期，
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①《评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全氏于厘订经文与分析注文上，确实领先，功不可没。”
②参见拙作《胡适与〈水经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二辑，收入《水经注研究二集》。
吴天任与《水经注》
我在拙作《港台〈水经注〉研究概况评述》①一文中曾经指出：“寓港郦学家中著述最多的是吴天任，他潜心郦学研究，数十年于兹，所以成绩卓著。”吴天任(1916—？)，字荔庄，广东南海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著述丰富的学者，他之所以潜心于郦学并成为著名的郦学家，或许是由两方面的原因促成的。第一，他原来是一位年谱学家，他所撰述并出版的大型年谱，已有黄公度、梁节盦、梁任公、蔡松坡等近十种。他于四十年代中期开始撰述《杨惺吾先生年谱》②，杨氏是近代的郦学巨匠，又是郦学研究中地理学派的创始人，通过杨氏年谱的编撰，吴氏在对郦注的认识上有很大转变，虽然他对此书并不陌生。他在近著《郦学研究史·自序》③中述及了他的这个转变过程：
余往读《水经注》，亦与辞章派但赏其隽句名章者无大异，于水道地理、历史名物各节，曾未究心。廿余年前，辑撰《杨惺吾(守敬)年谱》，并取影印行世之杨熊《水经注疏》北京本与台北修订本互校，得其改动较大者，凡七百余条。校勘之余，始稍留意是书之内容价值，于历代诸家有关论述，并事研寻。
①《史学月刊》1986年第一期。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中国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
③《郦学研究史》，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年版。
这一段经历说明了吴氏对于《水经注》从一般欣赏到专门研究的过程。吴氏从事郦学研究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与著名郦学家郑德坤的关系。郑氏在郦学研究中的声名与成就我已撰文专述①，而吴氏与郑氏的关系，见吴氏为郑氏所撰《〈水经注〉引书考》②一书的序言：
君早岁即治郦书，卓然有成，所著《〈水经注〉引得》、《〈水经注〉版本考》、《〈水经注〉引书类目》……诸稿，皆专门家学、体大思精之作。廿余年前，余方撰《杨惺吾年谱》，以杨氏毕生瘁力于《水经注疏》，恒与君过从，欲参其箧衍资料，兼撰《水经注学史》。洎君远赴英伦，执教剑桥大学，乃举其已刊未刊诸作，交余参订。
这段话说明了吴氏的郦学研究曾经受到郑氏的教益，不仅是郑氏已经出版的郦学著作，吴氏可尽数罗致，悉心研读；郑氏尚未出版的手稿，如《〈水经注〉引书考》、《〈水经注〉故事抄》、《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上册等，由于郑氏离港赴英，均由吴氏整理出版，在这些著作的整理过程中，吴氏当然获益匪浅。例如，吴氏所著《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③，篇幅两倍半于郑氏所编的上册，内容精湛，实亦胜于上册，这显然是继郑氏之绪而完成的。所以，《杨惺吾先生年谱》的编撰以及郑德坤的影响，这是吴天任从事郦学研究并获得如此成就的重要原因。
吴天任的第一部郦学巨构是《杨惺吾先生年谱》，从卷首自序所述可知，此书始撰于四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初完成，历时三十年之久。《年谱》对杨守敬的出身、行历、资产、家庭、科举、言论、函札、著述等等，以及当时社会上发生的巨大事件，按年记叙，详尽无遗。例如朋友过从，必录双方言论；函札往返，均摘彼此要旨。对其所校刻丛书遗编，必详列目录，兼及序跋；对其所著述专书，则除目录序跋外，并摘抄内容，力求完备，而且言必有据，引及了大量文献资料，还千方百计，对学术界老一辈人士及湖北籍名流学者进行调查访问。既扩大了信息来源，又提高了资料的可靠性。
①《郑德坤与〈水经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三辑。
②中国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
③中国台北艺文印书馆1984年版。
杨守敬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年谱》编撰当然首重学术性，而特别根究杨氏从事学术的契机。《年谱》咸丰八年(1858)杨氏“二十岁”下：“是年交孙玉堂璧文，因假郑谱香兰之《六严舆地图》，各影绘之，是为先生治地学之始。”从此，《年谱》的编撰，显然以杨氏在古地图、沿革地理等地理学研究发展到郦学研究的过程作为核心。凡与此有关，则事无巨细，均尽量搜罗，尤其是杨氏在郦学研究中的见解和成果，如《水经注疏·凡例》二五条，郑德坤《〈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十七条，《水经注疏要删·自序》等，不仅全文载入，而且详叙其撰写过程、思想渊源、学术价值等等，例如在“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先生六十六岁”下，全录《水经注疏·凡例》二十五条后，《年谱》按云：
按：《水经注疏·凡例》二十五条，为先生著述此书之本旨，最关重要，其后以注疏原稿，卷帙繁博，不易刊行，始删取精义，刊为《要删》，以《凡例》冠诸卷首。近时分存大陆台湾之《注疏》原本，先后影印行世，先生虽不及见，而实为其毕生至愿。惟两影印本均未将《凡例》编入，殊属疏略，大抵编者以《凡例》已刊入《要删》，不必重见，不知熊会贞言《注疏》如告竣，则《要删》等可废。今《注疏》全稿，既已影印行世，于先生阐明著书要旨之《凡例》，自仍应归入原书，以见梗概。
吴氏的这段按语显然是正确并且重要的。此《凡例》二十五条，如我在拙作《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及其〈水经注〉研究》①一文中所指出的：“这二十五条，内容广泛，包括郦学史、郦书体例、郦书版本、全赵戴公案等等……包罗了杨氏的主要郦学思想，至关重要。”现在，《凡例》仅存于《要删》，而《要删》已成稀物，所以北京、台北两本均不载《凡例》，确实是一种重要的疏误，郦学界实有必要纠正这种疏误，使郦学史上的这一重要文献得以保存和流传。
《年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也是《年谱》的重要成就，即是吴氏撇开了一般年谱编撰中的从呱呱坠地到寿终正寝的刻板形式，而是以杨氏毕生的郦学研究为重。《水经注疏》是杨氏事业的核心，所以《年谱》不以杨氏生命的结束为终点，而是以杨氏事业完成即《水经注疏》的出版为终点。杨氏逝世于民国四年(1915)，时年七十七岁，《年谱》在这一年下特别引述其门人熊会贞所述的杨氏生前嘱咐：“此书不刊行，死不瞑目。”所以杨氏死后，《年谱》以“先生卒后若干年”为标题，继续编撰，从“先生卒后一年”到“先生卒后五十六年”，即从1916年到1971年，赓续了五十五年，当然，在这五十五年之中，并不是按年记述，而是根据郦学研究中出现的大事择年而记，共记述了十九年。例如“先生卒后二十年(1935)”：“《永乐大典》本《水经注》，本年由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出版。”并全录张元济跋。“先生卒后四十二年(1957)”：“北京科学出版社将贮存大陆之《水经注疏》清写本影印出版，是为全疏正式面世之始。”并全录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先生卒后五十一年(1966)”：“胡适遗著《胡适手稿》第一集出版。……出第五、第六集，每集分上中下三册，此六集几全为胡氏有关《水经注》之论文书札序跋。”并全录《手稿》一至六集目录。“先生卒后五十六年(1971)”：“台北中华书局……商借中央图书馆藏《水经注疏》最后修订本影印出版，定名为《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并全录卷首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及中华书局编辑部所写《提要》。《年谱》到这一年结束。《年谱》在其赓续的记述之中，都与杨守敬的郦学研究有关。例如《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的影印出版，这是因为熊会贞在其亲笔《十三页》中不胜遗憾地指出：“先生未见大典本”。这中间包括杨氏曾对戴震在关于大典本问题上发表过一些武断的言论，事详拙作《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①文中，这里不再赘述。《年谱》记及《胡适手稿》的出版，因为胡适对杨氏曾有许多尖锐的批评，各文均收入《手稿》，事详拙作《胡适与〈水经注〉》②，此处亦不再论。至于《水经注疏》北京本与台北本的影印出版，这是杨氏毕生事业的最后完成，《年谱》到此结束，真是恰到好处。
①《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四辑。
《年谱》中还有两种很有价值的《附录》，其中之一是《〈水经注疏〉清写本与最后修订本校记》，其实就是北京本和台北本的对勘，长达二十万字，共七百余页。由于北京本的底本在抄成后没有经过熊会贞的校对，所以错误极多，吴氏的这种两本对勘，可使大陆上许多未见台北本的学者窥及该本的基本面貌。另一种是《杨惺吾先生著述及辑刻图书表》，把杨氏毕生著述，包括已刊未刊，按成稿及出版年代详为罗列，各书均有简要说明，已刊者说明何地何处出版，未刊者说明稿藏何处，甚有裨于对杨氏生平著述的研究。
①《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二辑。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
②《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二辑。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
吴天任在郦学研究中的另一重要著述是《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此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郑德坤所纂辑，因郑氏去剑桥大学执教而由吴氏整理出版，其书从郭璞、郦道元起至森鹿三、熊会贞，约十五万字。下册由吴氏纂辑，从魏源、张穆、杨守敬、孟森、郑德坤、钟凤年、胡适、洪业、杨联陞以至现代大陆及港台郦学家，约三十七万字。此书对每一郦学家的主要著作，均尽量收入，如孟森收入九篇，郑德坤收入十篇，胡适收入七十六篇。所有论著，均经吴氏仔细斟酌后摘其要旨录入，俾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吴氏对每篇论著，均作简介和评论，既客观又深入，甚有裨于读者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全书最后收入吴天任所撰郦学论文八篇，分别为：《杨守敬与〈水经注〉》、《〈水经注疏〉清写本与最后修订本校记》、《李子魁整理之〈水经注疏〉与大陆台湾两影印本校记》、《读胡适〈跋杨守敬与梁鼎芬论水经注疑案〉的两札书后》、《读胡适〈论杨守敬判断水经注案的谬妄〉书后》，《〈水经注疏〉最后定本易水滱水篇中列举全赵戴校字相同之例证》、《清代学者整订〈水经注〉之贡献与全赵戴案之由来》、《〈胡适手稿〉论〈水经注〉全赵戴案质疑》。
在上列八文之中，前三篇关于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以及几种《水经注疏》版本的校勘研究，这当然是吴氏在三十年时间中撰写《杨惺吾先生年谱》的收获。吴氏在北京本与台北本两者之间作了细致的对勘，下了大工夫，不仅校正了许多错误，而且查出了李子魁的盗名窃誉。吴氏认为李子魁“其最不可恕者，乃在强攻熊氏补疏遗言……胡氏(按：指胡适)谓‘可见此人是存心盗名，有意作伪的’，当不诬也”。按：李子魁生前虽然未曾离开大陆，但其在《水经注疏》书稿中作伪之事，大陆学者曾长期懵然无知。最早发现此事者，当推胡适与吴天任二氏。其后由于台北本流入，大陆学者始获悉真相，我已在拙作《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①一文中详细说明。即胡适与吴天任二氏所提及的《遗言》一语，亦绝未见诸熊会贞的亲笔原件，是李子魁所擅加，所以我已把此件名称改为《十三页》。我在拙作中为此事而叹息：“在郦学研究中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不胜遗憾。”
①《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三辑，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
吴氏的另外二文，即关于胡适跋杨守敬与梁鼎芬二札及胡适论杨守敬判断郦案的谬妄，均是吴氏对胡适进行批判之作。我在拙作《胡适与〈水经注〉》一文中曾经指出：“胡适在重审此案(按：指赵戴《水经注》案)中所发表的许多论文，也引起了其他一些不好的反应。至少是在港台的老一辈郦学家之中，有些人因胡氏的某些言论而感到十分气愤。原因之一，是因为胡的论文中有许多措辞不当、言语过激的地方。”我所说的“港台老一辈郦学家”，吴氏即是其中之一。的确，胡适贬低杨守敬在郦学研究中的成就，如吴文所云：“于杨氏四十余年致力《水经注疏》与古舆地学上之伟绩，并一笔抹杀。”而且出言尖刻，不留余地，如“狂妄、轻率、堕落”，“无一字不谬，无一字不妄”，“岂非考据学的堕落”等等。吴氏对此均根据事实，一一予以驳斥。我在拙作《胡适与〈水经注〉》中也提及：“胡适对杨守敬的指责，后来为不少学者所议论，确实出言粗卤，有失学者风度。”胡适对于杨守敬的如上所列的严词挞伐，见之于他答复杨的弟子卢慎之的信函①。当时卢已是古稀老人，所以吴氏说：“于他人弟子面前诋毁其师，至用此等语气，不惟学界仅见；即恒人交恶，恐亦不忍出此，而谓重望儒林如胡氏者，而躬自蹈之，而为大伤忠厚之事，其谁信乎？”其实，胡适对于杨守敬在郦学领域上指责，其中除了吴氏所指出的，有不少确实“是岂非对人不对事之偏见作祟欤？”但另外也有一些是有一定根据的。例如杨氏在其自撰《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下所全文抄录的潘存对他的《水经注疏》的己卯(光绪五年，1879)《叙语》。这篇《叙语》，文字夸张尚在其次，而不少事实属于未卜先知，我在拙作《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及其〈水经注〉研究》一文中指出，其真实性的确尚可讨论。但每逢这种场合，胡适的评论常常流于偏激，如同吴氏引述的胡适原话：“这一篇杨守敬自赞，太过火了，就露出马脚来了。”胡适的这种性格，我在《评〈胡适手稿〉》一文中已经引用了胡氏的老友洪业(煨莲)对他的规劝：“昔人往矣，骨朽而舌不存，不能起九原与吾辈之挦扯纠绳者争曲直。是以凡事涉嫌疑，文无确证，则考古论人，与其失入，宁失出，想公亦当以为然也。”吴天任是一位性格宽容公正的学者，对于胡适的这种尖薄措辞，自然不以为然。记得往年段熙仲教授和我合作点校《水经注疏》①，出版以后，虽然颇得海内外郦学家的好评，但也有一位读者写了一篇《点校〈水经注疏〉疏误举例》的文章，我对此颇为感谢，当时也嫌其“略举数例”而不够满足，希望能像当年钟凤年为北京影印本所作的《勘误》②一样，俾再版时遵循。但吴氏在港看到此文后却颇不为然，来信中以为此“数例”当然可以在再版中补正，但也说了一番议论：“以百万余言之巨籍，点校工作需时数年，偶有小疵，自亦难免，旁观者摭拾一二，毛举细故，近似吹求。此如吴缜摘欧公《新唐书》之谬，而新唐一史无害其为不朽正史，章实斋讥戴震等不识郑樵《通志》，所振在鸿纲，指其小失，实近无聊。”③这实在是吴氏学术上议古论今的厚道之处，是值得后辈学习的。
①《论杨守敬判断〈水经注〉案的谬妄——答卢慎之先生》，《胡适手稿》第五集下册。
吴氏在《汇编》中的最后两篇论文，即清代学者整订《水经注》之贡献和对胡适关于全赵戴《水经注》案论点的质疑。二文主旨，都是为了驳斥胡适所持戴书不曾袭赵的论点。吴氏的论文，在港台学者中具有代表性。因为其结论与绝大多数港台学者相同，但分析的细致、议论的深透、考证的详尽则有过之。为了旁证戴书袭赵，吴氏在其收入《汇编》时另外一篇论文中，从台北本细勘易水、滱水两篇(《汇编》仅录易水)，把赵戴雷同者逐一列举，结果是：“赵戴同者凡五十条。”按：辞书学家杨家骆为此亦曾细校卷一八《渭水》一篇，查出赵戴雷同者四十三条。但杨氏在台北《学粹》第四卷第五期(1962年)发表的《〈水经注〉四本异同举例》一文中，只提出异同数字，没有如吴氏一样地逐条列举，较之吴氏犹嫌不足，特别是吴氏的《清代学者整订〈水经注〉之贡献与全赵戴案之由来》一文，对有清一代的郦学研究，从学者到成果，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论证，而最后总结出清代郦学研究的六大贡献，即判别经注标准，增补亡佚卷篇，匡正郦氏失误，编绘郦注舆图，考实《水经》作者，订正注文字句。此六项，确实将清代郦学家的成就概括无遗。所以吴氏此文，实为郦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可以与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①一文媲美。
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②《〈水经注疏〉勘误》是钟凤年对北京影印本所作，达两千四百余条。收入于《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③1992年12月12日吴天任来信。
吴天任郦学研究的另一重要著作是不久前出版的《郦学研究史》。按：《水经注》成书迄今已近一千五百年。从金蔡珪作《补正水经》，也就是郦学研究的开始，至今已逾八百年(蔡珪是金世宗大定年间人)。这八百年中，郦学家风起云涌，郦学著述推陈出新，却未有郦学史之作，实为郦学界的憾事。吴氏在此三十余万言的汇编中，广泛搜罗古今中外，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大陆学者的郦学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全书以《水与人类生活》这一根本课题为发端，然后对《水经注》其书、郦道元其人作细致而全面的阐述与考证，见解新颖，发他人之所未发。这些篇章，既是治郦的基本功夫，又是郦学的入门课程。在此基础上，全书转入郦学研究史的核心部分，纵论历代郦学研究，举凡自然景观、人文掌故，无不广泛搜罗，兼容并蓄，旁及学术文教、地名解释、歌谣谚语、文学观点等等，真是巨细不遗，洋洋大观。而最后以《〈水经注〉之研究方向》一章作为总结，指出今后郦学研究的六大任务，即重编郦注新版本，编纂《水经注词典》，重绘《水经注地图》，利用《水经注》地理资料做实地研究，在大专院校开设《水经注》研究专课以及《水经注》索引的推广。此六项，确实是今后郦学研究的荦荦大端，吴氏的这个总结，值得引起海内外郦学界的重视，群策群力，互切互磋，把郦学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希望在后人撰写《郦学研究史》的续篇中，能够看到这六大任务的完成。
郦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术研究，今天，大陆与港台的郦学研究正在取得较大的进步，研究的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发展和创新。在日本和欧美，学者研究郦学或将郦学成果应用到其他汉学研究方面的，也已经与日俱增。吴氏在郦学研究中功力深厚，成果卓著；而他寓居港埠，适当海内外郦学研究的桥梁。所以我们寄厚望于吴氏，继续为郦学界作出贡献。
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二辑
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①此文首发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重庆《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第六十九至七十期，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将此文冠于卷首。
我读《水经注》的经历
在我还是孩提的时候，每当夏夜纳凉，最饶趣味的事，就是听祖父讲故事，讲了一个，再要一个，每晚都纠缠不休。我祖父是个老学究，酷爱孙子，真是有求必应。我不知道他哪里来这么多故事。有许多故事，是我长期不会忘记的。例如他讲到我家北面的一座小山，他说：越王句践杀死了有功劳的大夫文种，把他葬在这座山上，过了一年，那个同样很有功劳而被吴王夫差杀死的伍子胥就来把他带走，一同当了潮神。又如他讲到我家南面的一座小山，他说：这座山原来在山东东武县海中，忽然飞到这里，还有好几百家压在山底下呢。祖父的书房里堆满了线装书，但是每当我纠缠他讲故事之时，我看他总是拿出一叠小本子的书来翻阅一回，在我幼稚的脑袋里，至少已经懂得，他所讲的那些娓娓动听的故事，必然与这些小本子有关。因此，在他书房里的许多书本之中，对于这一叠小本子，我从小就怀着一种既尊敬又神秘的感觉。
由于家庭的影响，我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能读一点文言文了，到这时才知道这一叠使我肃然起敬的小本子，原来是一部巾箱本的《水经注》。原来使我十分神秘的，这些书上竟然写了我家附近的故事，到这时才知道，葬着文种的“重山”和从东武县飞来的“怪山”，都不过是其中一篇《渐江水注》中的记载。年齿稍长以后，看到了任松如编的《水经注异闻录》，从《水经注》抄出的诸如“重山”、“怪山”一类的异闻超过四百处，难怪我祖父只要翻动几页，就可以讲出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不过当时我对这类异闻已经不感兴趣，而开始十分喜爱此书中的丰富语言和生动文字。的确，自古以来，记载山川风景的文章车载斗量，但以语言的丰富和文字的生动而论，实在没有超过《水经注》的。卷三十四《江水注》描写长江三峡的一段，就是长期来脍炙人口的。这段注文说：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
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只是一个例子，在《水经注》描写山水风景的文字中，惟妙惟肖，出神入化，使人百读不厌的语句和段落是很多的。我在一个时期中，简直被此书的语言文字迷住了，曾经把它们大段大段地抄下来，也曾经大段大段地加以背诵，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这当然不是什么有害的事。但是当开始和地理科学接触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对于《水经注》这样一部古代名著，我童年时代曾经憧憬于它所记载的异闻趣事，以后又倾心于它的语言文字，实际上都没有抓住《水经注》的要害。
《水经注》，顾名思义是《水经》的注释。《水经》是完成于三国时代的一部记载了一百多条河流的地理书，每条河流只简单地记载它的发源、流程和归宿。郦道元于六世纪初作注，注文大于《水经》二十多倍，不仅涉及的河流多达一千余条，而河流所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情况，也都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即以《渐江水注》这一篇为例，《水经》只有“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余杭，东入于海”寥寥十六字。但注文却长达约六千字，不仅记载了大小支流和沿河的滩濑、瀑布、湖泊、井泉、山岳、丘阜、生物等自然地理，并且也记载了沿河的城镇、聚落、农田水利、交通物产等人文地理。所以《水经注》实际上完全撇开了《水经》的框子，而是一部独立的、以水道为纲的古代地理巨著，《水经注》记载的各种资料，不仅在历史地理的研究中极为可贵，而且对于现代地理的研究也大有裨益。
当我逐渐明白《水经注》是如上所述的一部地理名著以后，我对它的感情弥笃，兴趣倍增，而且因此也增加了我对祖国河川的无比热爱。解放前夕，我还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课堂执教之余，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来搜集我国河流的资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居然立下了这样的宏愿，要继郦道元之后，写出一部《水经新注》之类的书。解放以后，年龄长了几岁，阅历多了一些，知道“事非经过不知难”，开始懂得，要按照郦道元当年的规模，根据现代的科学水平，写出一部《水经新注》之类的书，靠一人单干，看来是不大可能的。但是好多年来搜集的河流资料，却也觉得弃之可惜，于是，受出版社之约，把这些资料凑集起来，写了一本十多万字的小册子——《祖国的河流》，于1954年在上海出版。此书只不过是约略介绍了祖国主要河流的概况，实在是很肤浅的东西，但想不到从1954—1957年的三年之中，竟先后重印了九次。说明对于祖国河川的热爱，并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就更鼓励了我对于《水经注》的研究。
此后，我对《水经注》的研究就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水经注》的地理学研究，把《水经注》记载中有关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资料，一一加以整理和推究，使之古为今用，这是我研究《水经注》的重点。其次是《水经注》的地名学研究，因为《水经注》记载的各类地名，为数多达二万左右，从今天来看，它实在就是一部北魏以前的历史地名辞典。特别是在这二万左右的地名中，有地名渊源解释的约有两千四百处，这是我国自《汉书·地理志》解释地名渊源(不过四十余处)以来，在这方面集其大成的著作，因此，《水经注》在我国地名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我对《水经注》研究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版本的研究，由于此书版本(包括抄本)甚多，不同版本间有时有很大的差别。另外，由于《水经注》实际上是一部残籍，还有许多佚文散见于其他古籍，因此，我还必须遍查古籍，搜索佚文，使此书能成完璧。当然，版本的研究并非我研究《水经注》的目的，而只是为了引起治郦同仁的注意，有机会集众人之力，搞出一种比现行所有版本更完整的新版本，提供后人使用《水经注》的方便。
在1966年的这场灾难开始以前，我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已经累积了几千张卡片和十几本笔记。但在这场几乎断送我们党和国家的浩劫中，我的《水经注》研究也同样不能幸免。我是这场灾难一开始的所谓“横扫一切”中的第一批受害人之一，在那张作为灾难讯号的北京大学大字报披露后不到三天，大量大字报就像毒箭一样地射满了我的全身，这中间当然少不了对我研究《水经注》的攻击。我在1964年发表的《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与地理学方法》一文中，曾经引用刘继庄称誉此书的“宇宙未有之奇书”一语，这话就成为我反对毛主席著作的极大罪证。接着就是挂牌、示众、抄家……我的几千张卡片，就在第一次抄家中被全部取走。
这样闹了两个月，接着来了“大串联”，以后，打击的矛头又转向“走资派”。我除了白天劳动或在牛棚里写“检查”外，晚上可以回家。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再度振作精神，利用劫后幸存的《水经注》和其他书籍，特别是那十几本多年心血的笔记，每天晚上仍然孜孜不倦地搞我的《水经注》研究。而且我又发现，我有一部未被抄走的巾箱本《合校水经注》，其大小刚刚可以套入当时人人必带的那本“红宝书”的塑料封面。一次套入两册，其厚薄也大致相当。我本来是个胆小的人，也不知是在什么力量的驱使下，居然“胆大包天”，天天随带这种伪装的“红宝书”，在牛棚里阅读起来。尽管当时牛棚中只有系主任和我两个“牛鬼”，监视也不很严，但这毕竟是十分冒险的行动，一旦被察觉，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68年4月“清队”开始以后，形势又陡然紧张起来，我的妻子有鉴于几千张卡片的损失，就设法把十几本笔记转移到萧山，但萧山也同样有林彪和“四人帮”爪牙，同样有那些对学术、文化疾恶如仇的人。尽管为我们保藏笔记的萧山朋友行动迅速，——发现事情暴露，立刻把它们送回杭州。但萧山的“造反派”随即赶到，于1968年6月30日对我进行了联合“提审”，勒令我交出罪证——《水经注》笔记。由我妻子出面推说放到乡下为由，总算展限五天。
这五天之中，我们全家进行了一场冒险的奋斗。白天，我必须出去劳动改造。晚上，全家动手抄录，在用黑布罩住的昏暗灯光下，尽最大努力，通宵达旦地要把几十万字的笔记留下一个底本。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对此当然能够胜任。我的现在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数学的大儿子，当时还只有十四岁，对于我写的行书，认起来实在相当困难，但是也坚持着边问边抄；我的现在正在亚利桑那大学研究天文学的小儿子，当时还只有十一岁，不能担任抄写工作，但也自告奋勇地熬着夜在屋前屋后放哨，以防突然袭击。这样，在我于五天后拿着这十几本本子忍痛上交时，总算已经录出了一个潦草不堪的底本。我随即于1968年8月被关进晚上也不得回家的牛棚，我的妻子立即把这个底本送到永康县友人处保藏，直到我于1969年底从牛棚出来以后，这个底本也从永康回到了杭州。虽然条件仍然艰苦，形势也仍然险恶，但我毕竟又可悄悄地读我爱读的《水经注》了。
政治气氛随着“四人帮”的败亡转向宽松，知识分子的研究工作有了相对的自由和改善。使我得以那些劫后余生的资料作基础，继续我的《水经注》研究，逐渐弥补了这场浩劫中的损失。现在，我在上面所说的三个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不久就可以交稿和读者见面。如今旧事重提，溯昔抚今，真是百感交集。今天，我能把学习《水经注》的这段崎岖经历写出来，除了感谢在艰难岁月中帮助过我的亲朋好友们以外，也为了纪念从事学术研究而横遭迫害的许多学术界同仁。
原载《书林》1980年第三期
又收入《治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我校勘《水经注》的经历
我撰写《我读〈水经注〉的经历》①一文，迄今已达二十五年。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据韩长耕教授统计：“中国古代文献包括现存的和有目无书即散佚的，大概不下十五万种，而其中尚存世流传可供披览检证的，也仍在十二万种以上。”②一部《水经注》在中国古籍中无非沧海一粟。而且像我这辈年纪的读书人，哪有不读古书的，如我在《郦学札记》卷首《自序》中所说：“我是从童年时代就开始诵读《水经注》的，其事属于一种偶然的机遇，后来逐渐成为一种爱好，对于历代以来的许多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极为普通的事。”为什么当年竟要对此区区一书小题大作，撰写一篇《经历》，而发表以后又为不少书刊所转载，必须说明几句。
那是1977年岁尾，由于政治气氛稍有松动，竺可桢先生主编的《中国自然地理》中的《历史自然地理》分册经过多年的搁置而又开始启动，如我在上述《郦学札记·自序》所写：
十几位学者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集中了近两个月，我与我尊敬的谭其骧先生隔室而居，朝夕过从，所以对他在灾难年头所受的折磨，当时已经洞悉。而在这项工作的后一阶段，我所尊敬的另一位前辈侯仁之先生为了商讨发展历史地理学的问题从北京来到上海，这是我们经过这场生死大难以后的第一次见面，在“乍见反疑梦，相悲各问灾(‘灾’原诗作‘年’)”的心情下，不免要互说这些年代的遭遇。我向他诉说了我因读郦而遭受的坎坷以及在“牛棚”中继续冒险读此书的事，他不仅敦促我把此事经过写出来，而且还透露了我的这番经历，以致《书林》主编金永华先生不久专程到杭州求索此稿。我才痛定思痛，写了这篇短文。好在此文如上所述已在多处转载，并且流传到了国外，所以不必赘述。
①原载《书林》1980年第三期，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又收入于《郦学札记》，上海书店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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