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类称为似佚非佚，这类词句，乍看颇似郦佚，但其实并非郦佚。例如《寰宇记》所引：“孤柏原，愚水出焉，亦合灌水。”⑦这一段文字好像是今本郦注所没有的，但只要稍加核对，在《渭水》经“又东过郑县北”注中就可以找到这样一段文字：“小赤水，即《山海经》之灌水也，水出石脆之山，北迳肖加谷，于孤柏原西，东北流与禺水合，水出英山，北流与招水相得，乱流西北，注于灌。”把这两段文字一对比，立刻可以知道《寰宇记》所引的实在就是《渭水注》的概括，并非郦佚。又如《舆地纪胜》所引：“更始水，即延江文津也。”①这一句也是今本郦注所未见的，特别是“延江文津”，更是一个今本所绝未出现过的地名，但在《延江水》经“至巴郡涪陵县，注更始水”注中，也有一句可以和此对比，注云：“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也。”无疑，《舆地纪胜》的“延江文津”，实在就是“延江枝津”的刊误，其意思和今本“延江枝分之始”相同，这是古书传抄过程中所造成的，是不同版本的郦注中常见的现象，其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①《初学记》卷八，关内道三，乌水。
②《寰宇记》卷三五，丹州，汾川县。
③《寰宇记》卷三五：“本汉上郡地，魏太和八年置安平县，县在薛河川，属北汾州，其州在河西三堡镇东，更南有汾州，魏大统十八年，省北汾州，乃取丹阳川号立汾川县。”
④《寰宇记》卷五〇，河东道卷一一，威胜军。
⑤《御览》卷四五，地部十。
⑥《鹿水考》，《落
楼文稿》卷三。案“史”指《寰宇记》纂者乐史。
⑦《寰宇记》卷二九，关西道五，华州。
上述五类，第一、二类是肯定的郦佚，在经过一定的字句校勘后，可以分别插入亡佚的篇注中去；第三、四类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郦佚，在经过详细的校勘后，也可以去伪存真，分别加入郦注，第五类不是郦佚，在经过核对查明原委后删去。这样的工作对恢复这部古代地理名著的旧观是很有价值的。当然，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广泛辑佚，首先必须把可能是郦佚的文字大量辑录出来，才能进一步做去伪存真的工作，广辑郦佚，就要在大量的历史文献中做沙里淘金的工作，而各种历史文献摘引郦注的情况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就要求对所有这些文献有所了解，我曾在一百四十多种文献中辑录郦佚，其中《寰宇记》竟四居其一，所以就以《寰宇记》为例，看看它摘引郦文的情况。
《寰宇记》引用郦注，时而称《水经注》云，时而称《水经》云，似乎经注分明，但实则不然，例如卷三六灵州·果州条云：
《水经》云：河水北有薄骨律镇，城在渚上，旧赫果城也，桑果榆林，列植其上，故谓之果州。
这明明是一条注文，②却作经文引用。再举一例。《寰宇记》卷一二七光州、光山县云：
①《舆地纪胜》卷一七六，夔州路，黔州。
②卷三《河水》。经“又北过北地富平县西”注。
按《水经》云：淮水又东，壑水注之。注云：水出白沙山东北，经柴亭西，俗谓之柴水。
这里，引文中有经有注，好像经注分明，但实际上所谓经注，原来都是今本《淮水》经“又东过新息县南”的注文，①引者无非稍加窜改而已。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幸亏经文和注文在文字结构上有颇为严格的规则，在内容上也有显著的区别，但毕竟也造成辑佚工作的不少困难。
《寰宇记》引用郦注，还常常随意窜改郦注原文，例如卷一九齐州、历城县云：
《水经注》云：历山县南山上有舜祠，下有泉穴。
但今本《济水》经“又东北过卢县北”注云：
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城南对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谓之舜井。
这里，《寰宇记》的窜改是很明显的。“历城”误作“历山”，“大穴”误为“泉穴”，又删去了“舜井”。郦注一被窜改，有时就会造成大错。例如《寰宇记》四三晋州、临汾县所引：
汾水出平阳壶口山，东经狐亭。
但今本《汾水》经“又南过平阳县东”注云：
汾水南与平水合，水出平阳县西壶口山，《尚书》所谓壶口治梁及岐也。其水东迳狐谷亭北。
这里，《寰宇记》竟把郦注汾水的支流平水误成汾水干流，造成极大的错误。
①今本注云：“淮水又东，右合壑水，水出白沙山，东北迳柴亭西，俗谓之柴水。”
《寰宇记》引郦不仅窜改原注，而且还夹入自己的案语。例如卷四三晋州、神山县所引：
《水经注》云：潏水出桥山东谷，北经浮山西入襄陵县界入汾，虏投交水即潏水也。
但今本《汾水》经“西南过高梁邑西”注云：
潏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东南出巢山东谷，北迳浮山东，又西北流与劳水合，乱流西北迳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
这里可见，《寰宇记》除了明显的窜改郦注外，还加了显而易见的案语，“虏投交水即潏水也”。
《寰宇记》引郦，有时也常常概括郦注原文，把优美细腻的注文，擅加删割，成为平铺直叙的寥寥数语。例如卷四《河水》经“又南至华阴潼关，渭水从西来注之”注云：
常有好事之士，故升华岳而观厥迹焉，自下庙历列柏，南行十一里，东回三里，至中祠。……度此二里，便届山顶，上方七里，灵泉二所，一名蒲池，西流注于涧；一名太上泉，东注涧下。
这一段对华山山顶比较细致的记载，在《寰宇记》引用时，竟被概括成短短一语：
《水经》云：华山顶上灵泉曰蒲池。①
非特如此，《寰宇记》有时更混淆经注为一体，信手窜改，任意割裂，但也仍然名为郦注。例如卷一七·宿州、符离县云：
①《寰宇记》卷二九，关西道五，华阴县。
《水经注》云：睢水出梁郡鄢县经竹邑城是也。
这里，“睢水出梁郡鄢县”是卷二四《睢水注》的首句经文，而所谓“经竹邑城”则是同卷经“又东过相县南，屈从城北东流，当萧县南，入于陂”注中“睢水又东南迳竹县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笃亭也。李奇曰：今竹邑县也”这一段注文的概括。由此可见，《寰宇记》所引有时会和原注有极大的差异。
我列举《寰宇记》引郦的如上情况，主要为了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是《寰宇记》所引的郦注中，有大量似佚非佚的东西，这是上面第五类中已经说明了的；第二是，既然《寰宇记》所引郦注和今本核对可以发现不少问题，则无法和今本核对的郦佚如“《山海经》曰：高山，泾水出焉，东流注于渭，入关谓之八水”①，“九
山东，仲山西，谓之谷口，即塞门也”②等等，也必然与郦注原貌有颇大的差距。《寰宇记》如此，其他文献所引者也如此，特别是从如《书叙指南》③、《考古辞宗》④之类的类书所辑录下来的郦佚，每条不过是两三个字的地名，这些地名和原注的关系，也还需要仔细的根究。这些问题，在郦注辑佚工作中无疑是极其困难的，必须下很大的工夫。
我没有在郦注辑佚上下过多少工夫，三十年来，只是在整理郦注地名中陆续接触到这些东西，觉得弃之可惜，才稍稍有所搜集，并且得到了点滴体会。殿本问世至今已超过了二百年，这以后虽然又先后出了注释本、合校本和注疏本等较好的版本，其中注释本出书较晚(乾隆五十一年，即1786年，较殿本晚十二年)，但成稿较殿本早二十年，其优点已经吸收在殿本之中。合校本虽然熔注笺、注释等本于一炉，但其正文仍循殿本。注疏本最后出，疏证较为精详，但其正文较之殿本所增并不很多。总的说来，二百多年来，郦注一书仍然大体上停留在殿本的水平上。而这二百多年来郦注的应用，已经从文学的欣赏和史学的考证等方面转入了为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科学的数据等方面了。因此，对本书的校勘和注疏等工作，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如何完成一种具有内容的完整性和疏证的科学性的郦注新版本，是一项迫切的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当然有许多工作应做，但辑佚毕竟是这中间很基础的和很重要的。
①《寰宇记》卷三三，关西道九，原州。
②《寰宇记》卷二六，关西道二，雍州。
③(宋)任广《书叙指南》卷一四，州郡地理下，《墨海金壶》本。
④(明)况叔祺《考古辞宗》卷三，州郡地理下，天一阁藏明刊本。
原载《杭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年第三期
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郦学概论
引言
在整个地球上，除了高山和荒漠等地区外，绝大部分地面都被大小河流所网络。河流滋润大地，哺育生灵。所以郦道元在《水经注序》中说：“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在古代，人类文明往往与河流联系在一起。以我国的六大古都为例：西安为泾、渭、灞、浐、沣、滈、潏、涝八水所围绕，即所谓“八水绕长安”；洛阳按《洛浩》是在洛水的支流涧水和瀍水之间经过占卜而兴建的都城；开封在其全盛时代，即北宋的东京城，穿城而过的河流就有汴河、惠民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条；北京为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拒马河等所环绕，而西山水源，又在城内形成什刹海、北海、中南海等许多湖泊；南京在长江和秦淮河之交；杭州在钱塘江和大运河之交。所有这些，都雄辩地说明了河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关系。
正是由于河流的重要性，所以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大量地见于古籍记载。《五藏山经》是《山海经》成书最早的部分，是我国最早的地理书，大概撰于战国时代，里面已记载了一百多条河流的名称。《禹贡》是比《五藏山经》稍晚的地理著作，记载了包括江、淮、河、济所谓“四渎”在内的三十几条河流，并且还记载了今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九个大湖。以后如《说文解字》记载的河流为数更多①，而《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河流，不仅数量多，描述也更为详细。上述古籍当然不是记载河流的专著，它们既记载河流，也记载其他地理事物。不久以后，记载河流的专著相继出现，这种书称为《水经》。《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桑钦《水经》三卷。”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记载河流的专著。桑钦是西汉成帝时代人(公元前一世纪末)，因此班固撰《汉书》时已能见到此书，在《地理志》中引用了六处。由于班固引用此书时只说“桑钦言”、“桑钦以为”等，未指《水经》书名，所以后世尚有不同意见。不过《汉志》所引六处，其内容恰恰就是绛水、漯水、汶水、淮水、弱水、易水等六条河流，因此很可能就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水经》。《隋书·经籍志》著录：“《水经》三卷，郭璞注”；《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水经》三卷，郭璞撰”。《旧唐书》“撰”字当从《隋书》作“注”字。宋《通志·艺文略》著录：“《水经》三卷，汉桑钦撰，郭璞注。”《通志》的著录比《隋书》、《唐书》完整，说明桑钦所撰的《水经》，到晋代由郭璞作注。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水经》和《水经注》。可惜二书均已亡佚，内容除《汉书》引及者外，其余不得而知。
①《说文解字》卷十一上，水部，收入河流共一百五十余条。
到了三国时代，另一种《水经》接着问世。此书不知撰者，也不详具体年代。清人根据书内地名考证：“《涪水》条中，称广汉已为广魏，则决非汉时；《钟水》条中，称晋宁仍曰魏宁，则未及晋代。推寻文句，大抵三国时人。”①这项考证明白可信。但以后有人作其他解释，甚至提出经注同出一手，即均由郦道元所撰，于事甚属无稽，可以不论。《隋书·经籍志》另有著录：“《水经》四十卷，郦道元注。”新旧《唐书》著录与《隋书》同，这就是今日通行的《水经注》，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水经注》的撰述与流传
《水经注》为北魏郦道元(？—527)所撰。道元字善长，涿州(今河北涿县)人。他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一生中曾任北魏书侍御史、颍川太守、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御史中尉等职，最后于关右大使任上在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附近)为叛将萧宝夤所杀害。郦道元毕生勤奋好学，《魏书》和《北史》本传都说他“历览奇书”。他在一生戎马倥偬之中，竟撰成《水经注》这样一部巨著(今本尚有三十四万余字)，被后世称誉为“圣经贤传”①和“宇宙未有之奇书”②。此书撰述，究竟始于何时，成于何年，很难估计。全书中出现的最后一个年份是延昌四年(515)，郦道元被害于孝昌三年(527)，所以大体而言，此书当成于从北魏延昌到孝昌的十余年之中。
①《四库提要》卷六九，地理类二。
从郦道元被害直到隋一统，中间经过半个多世纪，洛阳曾数遭兵燹，庐舍为墟。但此书却奇迹般地得以保全。《隋书·经籍志》著录四十卷，仍是完璧。隋时修类书《北堂书钞》，此书已被引用。唐初官修类书《初学记》，引此书尤多。后李吉甫主纂《元和郡县志》，亦常以此书记载为据。《唐六典》说：“桑钦《水经》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郦善长注《水经》，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③这是当年卷帙完整的全部《水经注》的规模。宋初，此书仍完整无缺。官修类书《太平御览》及地理书《太平寰宇记》，二书规模均甚庞大，所引《水经注》更多，此后，北宋类书如《书叙指南》，全国总志如《元丰九域志》④，南宋类书如《玉海》，地理书如《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莫不大量引用《水经注》的词句。不过在景祐年间，北宋朝廷书库崇文院整理书籍，进行编目(《崇文总目》)，发现此书已亡佚五卷，《水经注》从此成为残籍。所以在《御览》和《寰宇记》以后，各书所引多出自残本，宋初引及的滹沱水、泾水、洛水等河流，均在亡佚的五卷之中，以后就很难见到了。
从隋唐直到宋初，《水经注》仅在官修书籍中引及，私家诗文绝未见到，可见当时此书只在朝廷收藏，未曾流入民间。陆龟蒙在唐末有诗句“《山经》《水疏》不离身”⑤。此《山经》当然是《山海经》，但《水疏》并不能断言就是《水经注》。陆龟蒙撰诗甚多，却绝无来自《水经注》的诗句，所以无法肯定在陆氏时代，郦注已经流入民间。到了北宋中期，情况就显然不同。苏轼《寄周安孺茶诗》云：“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苏轼诗中的《水经》即是郦注，这有他的其他文章可以作证。他在《石钟山记》一文中说：“郦道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①说明他确实“屡读”《水经》。北宋的另一学者曾巩，也在他的著作中引及《水经·沔水注》的白起渠②。所以此书在当时已流入民间，可以无疑。也正是因为深藏朝廷书库的此书能流入民间，为此书的传播与郦学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①丁谦：《水经注正误举例》，载《求恕斋丛书》。
②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
③《唐六典》卷七，工部，水部郎中注。
④今本《九域志》并无引及《水经注》之处，按《四库提要》卷六〇《元丰九域志》下云：“民间又有别本刊行，内多古迹一门，故晁公武《读书后志》有新、旧《九域志》之目”。赵一清从《九域志》辑录郦佚共五条，故知旧本《九域志》曾引及郦注。
⑤《和袭美寄怀南阳润卿》，载赵一清《水经注附录》卷上。
在雕版印刷盛行以前，书籍的流行主要依靠传抄。《水经注》当然也是如此。一部三十多万字的著作，经过多次的辗转传抄，不仅错漏满篇，而且依靠传抄流传，数量毕竟有限，很容易因水火兵燹而毁灭，终至亡佚。北宋后期，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水经注》的第一种刊本，即成都府学宫刊本问世。这个刊本只有三十卷，比《崇文总目》著录的更少五卷，说明绝非宋初的本子。这个刊本出现后不久，到元祐二年(1087)，学者才又从何郯(字圣从)的藏书中得到一种较好的抄本，以此本与成都府学宫刊本对勘，内容增加了十分之三，凑成四十卷之数，这就是《水经注》的第二种刊本。这两种刊本都早已亡佚。由于明人吴琯曾以元祐刊本作底，刊行了一种校本，至今尚存，因此，元祐刊本的规模，通过明吴琯刊本尚大致可见。元祐刊本虽然也并非佳本，但是，这些刊本的出现，使《水经注》的流传开始有了两条途径，除了传抄仍然继续外，效率比传抄高得多的雕版印刷，使《水经注》的流行和学者研究此书的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郦学的形成与三大学派的发展
《水经注》一书虽然内容丰富，牵涉广泛，但是自从隋唐以至北宋，学者在此书上所下的工夫无非是剪辑它所记载的各种资料。有的把这些资料进行分门别类，收入各种类书，如前已述及的《北堂书钞》、《初学记》、《御览》、《书叙指南》等；有的摘取其片言只语，作为其他书文的注释，如唐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等；有的则把郦注资料按地区分类，录入全国总志或其他地理书，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所有这些，不过是对《水经注》的初步研究。这样的研究，对郦注本书无所发明，也不可能使《水经注》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
①《苏东坡全集》卷三七)(天一阁藏本)。
②《襄州宜城县长渠记》，载《元丰类稿》卷一九。
南宋时代，金礼部郎中蔡珪①撰《补正水经》三卷，书虽亡佚，不知内容，但此书尚存元至顺刊本欧阳元的序，序云：“其详于赵、代间水，此固景纯之所难；若江自浔阳以北、吴淞以东，则又能使道元之无遗恨者也”②。说明内容多有补正郦注之处。又此书苏天爵跋云：“(至顺三年)七月归至岳阳，与郡教授于钦止览观山川，钦止言洞庭西北为华容而县尹杨舟方校《水经》，念其文多讹阙，予因以《补正》示之，今所刻者是也。”③据此，则蔡书还可能对郦注有所校勘，他对于《水经注》的研究是前所未有的。在《水经注》研究中形成郦学这样一门包罗广泛的学问，蔡珪的研究是其嚆矢。
明代以后，由于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新的《水经注》刊本不断涌现，比较著名的有嘉靖十三年(1534)的黄省曾刊本，万历十三年(1585)的吴琯刊本。这些刊本多以北宋景祐以后的本子作底本，稍加校勘就匆促付刊，经注混淆，错漏连篇，所以多非佳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行的《水经注笺》，是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水经注》版本史上的第一部佳本。此本由朱谋
所校勘，常被简称作《朱笺》。朱字郁仪，是明宗室，受封为镇国中尉。他一生力学，《明史》本传说他“闭户读书”。他对《水经注》的研究功力尤深，曾和当时著名的郦学家谢兆申(耳伯)、孙汝澄(无挠)、李克家(嗣宗)等，经过长期的商榷校雠，完成了此书。顾炎武称道此书为“三百年来一部书”④；王国维也赞扬“朱氏之笺，实大有功于郦书”⑤。所以朱谋不仅开创了郦学研究中的第一个学派即考据学派，并且大大地丰富了《水经注》研究的内容，奠定了郦学繁荣发展的基础。考据学派在清初继续发展，出现了诸如孙潜、刘献廷、沈炳巽、何焯等一流学者。他们的辛勤工作，使《水经注》逐渐从残籍走向完璧。到了乾隆年代，这个学派终于出现了登峰造极的局面。三位郦学大师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各以他们的精湛校本，为郦学研究创造了灿烂的前景。特别是成书最晚的戴震校本，即武英殿聚珍版本，吸取了全祖望、赵一清和其他一切佳本如《永乐大典》本和《水经注笺》等的成果，成为此书从北宋景祐缺佚以来的最佳版本，除了景祐缺佚的五卷无法弥补外，其余基本上已经恢复了郦注的原貌。考据学派是郦学研究中的基础学派。学者们区分经注，校勘字句，追索缺佚，精详注疏，使长期来错漏累牍、不堪卒读的郦注，又逐渐成为完璧，为郦学研究提供各种理想的佳本，从而促进了郦学的发展。
①事迹附见于《金史·蔡松年传》。
②《国朝文类》卷三六。
③赵一清：《水经注附录》卷下引《滋溪文集》。
④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六下。
⑤《朱谋水经注笺跋》，载《观堂集林》卷一二。
晚明形成的另一个郦学学派是词章学派。这个学派由于崇祯二年(1629)钟惺、谭元春评点本《水经注》的刊行而成熟。钟、谭二人都是晚明的著名文学家和诗人。由于他们都是竟陵(今湖北钟祥一带)人，他们的文字风格被称为“竟陵体”，名重一时。谭元春在此书序言中说：“予之所得于郦注者，自空濛萧瑟之外，真无一物，而独喜善长读万卷书，行尽天下山水，囚捉幽异，掬弄光彩，归于一绪。”他们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水经注》，着重于总结此书在文学上的成就。由于郦道元在《水经注》的撰述中表现了他的高度文学素养和卓越的写作技巧，唐宋以来，人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重视。明末学者张岱说：“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①明代中叶的学者杨慎，就曾把郦注中的出色描写摘录成编，以供学习和欣赏。②不过这些学者只是列举《水经注》的优美词句，而钟、谭评点本则能把这些优美词句从文学的角度加以品评，将郦注在词章上的成就提高到理论。这个学派的贡献，不仅是让后人观摩和吸取《水经注》的文学精华和写作技巧，而且把《水经注》这样一种记载河流的专著，评点成为一部供公众欣赏、享受其优美文字的作品。因此，词章学派是郦学研究中的欣赏学派。这个学派研究的重点，当然并非郦道元撰写此书的本旨，但他们的研究，触及一般读者的普遍兴趣和人们的精神享受，十分有利于《水经注》一书的推广，也同样有利于郦学的发展。
郦学研究中的第三个学派是地理学派。《水经注》一书的地理学性质原是众所共见的。因此，从唐《元和郡县志》起，历代修纂全国总志和其他地理书，《水经注》往往被列为重要参考文献，引用其中的大量资料。清初以来，不少学者如顾祖禹、胡渭、刘献廷等，都在他们的地理学研究中利用过《水经注》，而黄仪、董祐诚、汪士铎等，都曾绘制过《水经注图》。由此可知，郦学研究中的地理学派，溯源甚早，而且流传广泛，可是工作都比较零星，成果也未臻完美。所以，尽管在地理学研究中结合郦注的学者先后相继，代有其人，但是却未能形成一个学派。直到晚清，由于杨守敬(1839—1915)与他的学生熊会贞(1859—1936)在这方面的一系列工作，终于形成了郦学研究中这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地理学派。杨守敬字惺吾，是晚清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地理学与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壬叔的算学，曾被誉为清代的“千古绝业”。①他于光绪十九年(1893)起开始《水经注》的研究。光绪三十年(1904)，在熊会贞的襄助下完成了《水经注疏》初稿八十卷，因篇幅过大，同年先刊印《水经注疏要删》四十卷，光绪三十二年又刊印《补遗》四十卷，另有《续补》四十卷，稿成未刊。另外，他在光绪二年(1876)开始付刊的《历代地理沿革图》的基础上(全图共六十九种)，编绘了《水经注图》一套，全图八册，采用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的形式，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行。《水经注疏》初稿的完成和《水经注图》的刊行，是我国郦学研究中地理学派成熟的标志。尽管长达一百多万字的《水经注疏》仍然包含着大量考据的成果，杨、熊二人在校勘上也有重大的贡献，但郦学界已经开始发现，考据和校勘并不是郦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正如陈运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荆州记序》(《麓山精舍丛书》)中所说的：“近世为《水经》之学者，又皆校正字句，无所发明。”要在郦学研究中有所发明，就有必要在考据学派所提供的基础上，从事《水经注》内容的研究和发挥。这中间，对此书所包罗的大量地理学内容的研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地理学派是郦学研究中的实用学派，它必然要和乾隆盛极一时的考据学派一样，获得重大的发展，推动郦学研究的前进。
①《跋寓山注二则》，载《瑯嬛文集》卷五。
②《丹铅杂录》卷七。
杨守敬于民国四年(1915)去世。当时，《水经注疏》全稿尚未最后修定。熊会贞继承师业，继续修订此书，“又二十二年，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次写定”②。熊会贞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去世，此书最后定稿不幸被人私卖而不知下落①。但熊氏在修订过程中曾抄出若干抄本，其中一本最后为中国科学院所得，已由科学出版社影印，于1957年出版。另一本为台湾“中央图书馆”所得，也已由台北中华书局影印，于1971年出版。这两本都是郦学史上注疏最详尽的郦注版本，它们代表郦学地理学派迄今为止的主要成果。
①支伟成：《杨守敬传》，载《清代朴学大师列传》。
②汪辟疆：《杨守敬熊会贞合传》，载《国史馆刊》创刊号。
郦学史上的大论战——赵、戴《水经注》案
前面已经提到，乾隆年代是我国郦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三位郦学大师全祖望(号谢山，1705—1755)、赵一清(号诚夫、字东潜，1709—1764)、戴震(字东原，1723—1777)各以他们的校本：七校《水经注》(简称七校本)、《水经注释》(简称赵本)、武英殿聚珍版本《水经注》(简称殿本)著称于后世。三本之中，最后完成却最早刊行的是殿本。戴震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奉诏入四库馆，次年就校定了《水经注》，由武英殿刊行。赵本成稿于乾隆十九年(1754)，比殿本早二十年，但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才得刊行，比殿本晚十二年。四库开馆之时，朝廷曾颁令全国采进藏书。赵书抄本由浙江巡抚呈进，有《四库提要》著录可查②。因此，早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四库馆内已有戴书袭赵的议论。当时，戴震去世已经三年，全、赵当然早已物故。但他们的书都尚未刊出，还是戴书独行的时候。今上海图书馆所藏孙沣鼎校殿本中，有一段孙在当年所写的跋语：
吾友朱上舍文藻③自《四库》总裁王少宰④所归，为予言：此书参用同里赵□□(按当系诚夫或东潜二字)一清校本，然戴太史无一言及之。
这条跋语的关键当然是“然戴太史无一言及之”一句。因为在著述中参用他人之书，这是古今皆然的事。但参用而不著一言，这就成了剽袭，是一个道德和人格的问题了。到了乾隆五十一年，赵书在开封刊行问世。学者所见此书与殿本在体例和内容上“十同九九”①，于是舆论哗然。而戴震的学生段玉裁首先发难。因为赵书在刊行以前，赵子载元曾委托梁履绳、玉绳兄弟就原稿作过一番整理，时履绳已物故，段就致书玉绳，询问他们在整理赵书时，有否“捃戴本以正赵本”？当时梁有否复信不得而知，但梁去世后在其文集《清白士集》中未收复书，所以有人认为当时梁未曾复书，即是默认，则赵书确有袭戴之事。②但也有人认为：“大约梁之复书，不过告以实未与闻而已，其书既不足存，自不复入集。”③所以此事实已无法核实。
①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三辑。
②《四库提要》卷六九，史部，地理类二。
③朱文藻，杭州人，《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的编纂人。
④指四库副总裁王杰。
但不久以后，魏源于道光年间撰成《赵校水经注后》④一文，提出了戴书袭赵之说。另外，由于戴震称他在四库馆内校书，主要依据外间无法看到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后来，张穆于道光间也在翰林院看到了此大典本郦注，发现戴所谓据大典本校勘是假，而抄袭赵书是真。⑤从此，论战扩大，而认为戴书袭赵者居多。到了晚清，这个案子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不可收拾，实际上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郦学研究。因此，某些有识之士，希望各方面能平息这场论战。王先谦在光绪十八年(1892)刊行合校《水经注》，他在卷首《例略》中说：“诸家聚讼，若段玉裁懋堂、魏源默深、张穆石舟，各执一词，存而不论可也。”民国以后，由于论战迄未稍息，梁启超也曾试图出面调停，使这场时旷日久的论战得以休止。他说：“吾今试平亭此狱，三君(按指全、赵、戴)皆好学深思，治此书各数十年，所根据资料，又大略相同，则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并非不可能之事。”⑥1935年，《永乐大典》本《水经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出版，张元济也在此书的跋文中提出结束论战的呼吁。他说：“今何幸异书特出，百数十年之症结，涣然冰释，是书之幸，亦读者之幸也。”
①《水经注汇校》卷首周懋琦序。
②即使在反戴派中，也有人相信梁氏兄弟确实做了以戴书饰赵的事。例如杨守敬在其《水经注疏要删自序》中说：“赵之袭戴在身后。”
③孟森：《拟梁曜北答段懋堂论赵戴二家水经注书》，载《胡适手稿》第五集下册。
④周寿昌：《思益堂日札》。
⑤光绪《鄞县志》卷五四，艺文三。
⑥《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载《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但是，论战并不因这些呼吁而休止，民国以后，学术界许多知名之士，都先后卷入这场争论。例如王国维责备戴震：“凡此等学问上可忌可耻之事，东原胥为之而不顾。”①余嘉锡则指出戴震的著作，素来就是“改头换面，略加窜点，以为己作”②。孟森认为“东原之所为，实为学林所应公愤”③。郑德坤根据大量考证，论定：“戴震剿袭赵一清、全祖望之罪名，虽百喙不能解之，而《水经注》赵戴公案可以判决矣。”④这场论战原由赵书袭戴开始，最后由于情况判明，戴震终于获得个四面楚歌的境地。
民国以后仍然站在戴震一方的学者已是凤毛麟角。在日本，森鹿三(1906—1980)是一个特例。森是日本的郦学权威，他于1931年在京都《东方学报》第三册发表了一篇《关于戴校水经注》的文章，竭力推崇戴震，并举出多种证据，说明他未袭赵书。尽管他的郦学研究在日本具有极高声望，但在这个问题上，正如他的学生船越昭生所说：“森的《水经注》研究以表彰戴震的功绩为主旨，这是和一般认为‘戴窃赵’的多数潮流相违的。”⑤因此，森的主张“是一场孤军奋战”。
在中国，站在戴震一边的著名学者就是胡适(1891—1962)。胡适是个知识渊博，研究领域十分宽广的学者。但他的后半生，却集中精力于郦学。他自己说：“我是从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一月开始研究一百多年来的所谓‘赵戴《水经注》案’(又称全赵戴三家《水经注》案)的一切有关证件。”⑥至于他为什么要研究此案，他于1952年在台湾大学文学院的一次讲学中说得十分坦率：“我审这个案子，实在是打抱不平，替我同乡戴震(东原)申冤。”⑦胡适在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时间里，在这方面的确做了大量工作。他逝世后，他在台湾南港的寓所改为胡适纪念馆，由他的夫人江冬秀商请凌纯声、魏嵒寿诸氏组成委员会，负责编印《胡适手稿》⑧。从1966年开始，数年之中，共出版了十集(每集分上中下三册)，其中第一集到第六集计十八册，全为讨论《水经注》案的资料。在中国郦学史上，除了注疏郦注的学者以外，以郦学研究的论文函札而言，胡适实可以成果众多而冠于古人。当然，胡适的郦学研究，并不属于上述考据、词章、地理三个学派中的任何一派。正如他的学生费海玑所说：“胡先生研究《水经注》的动机，却不去治地理学，而是辨别戴震窃书的是非。”①所以在古今所有郦学家中，胡适是个特例。
①《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戴《观堂集林》卷一二。
②《四库提要辨正》，《水经注》条。
③《拟梁曜北答段懋堂论赵戴二家水经注书》。
④《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载《燕京学报》1936年第一九期。
⑤《森鹿三先生和水经注研究》，载《地理》二六卷三期，东京古今书院1981年出版。
⑥《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
⑦《胡适言论集》甲编，台北华国出版社出版。
⑧吴天任：《胡适手稿有关水经注论跋函札提要》，载《东方杂志》复刊第十九卷第四期，台北东方杂志社1985年10月出版。
胡适下决心要为戴震翻案，但是由于戴、赵二书“十同九九”，过去的许多学者，早已把戴、赵二本，加上戴自称是主要依据的大典本，作过多次核对，发现了许多戴与大典本的不同，却与赵本相同之处。在这方面，胡适已经没有声辩的余地。于是，他就采用反其道而行之的办法，在戴、赵二本的不同之处下工夫。他为戴震翻案的文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②。因为指责戴震剽袭的人，有的认为戴在四库馆见了赵书，有的则认为早在戴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主修《直隶河渠书》时就见到了赵书③。因此，胡适如能证明戴震未曾见过赵书，当然就不必再说剽袭了。他在该文中说：
这十组证据全是赵书书里的特别优点，而都是戴书书里全没有的。这十组或是校改了毫无可疑的错误，或是解决了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都是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平日“寤寐求之”的好宝贝，专治《水经注》的人，见了这些好宝贝，若不采取，那就成了“如入宝山空手回”的笨汉了。
此外，他还花了很大力气，找寻其他一些可以说明戴氏未见赵书的证据。例如，他从《清高宗御制诗四集》的《汇刻四库全书联句》中，找到正总裁王际华的《联句》“局咨长贰纲都领，厅判东西力众擎”一句，下有王的自注：“校勘《永乐大典》者，于原心亭列席；校勘遗书者，于宝善亭列席”。根据这条材料，胡适就考证说：“四库全书馆分东、西两院，东院三十个翰林，西院也是三十个翰林，两院整理各自进来的遗书。《永乐大典》是东院整理的，东、西两院互相妒忌。……赵一清的《水经注》由西院翰林整理，戴东原在东院，当然没有看到。”①这段考证，实际上是从王际华的《联句》和自注中套出来的，再由他想当然地加上“东、西两院互相妒忌”的话，让人们加强两院不通声气、戴震无法看到赵书的印象。其实，四库馆的屋宇虽有东、西之分，但领导却是统一的，总纂官说一句话，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何况戴震就是奉总纂官纪昀之命进馆校勘《水经注》的，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向西院吊阅赵书。与前面的《十组证据》相比，这补考证，就更显得徒劳无功了。
①《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103页。
②《胡适手稿》第一集中册。
③王国维：《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水经注》为纂《河渠书》第一要书，故全、赵二本，局中必有写本无疑，东原见之，自必在此时矣。”按戴震确在《直隶河渠书》卷一《唐河篇》下，附录赵一清《卢奴水考》一篇，并加按语云：“杭人赵一清，补注《水经》，于地学甚核。”
《十组证据》虽然与上述东、西两院说不同，是一篇搜集了较多数据的文章，是在替戴震翻案这个课题上唯一尚可探索的道路。但是，由于戴、赵二书从体例到内容“十同九九”，毕竟不是这区区“十组证据”可以推翻全案的。就在胡适去世这一年，辞书学家杨家骆发表了一组抽样调查的结果。他选择全书中篇幅最小的一卷，即卷十八《渭水》为样本，以赵本、殿本、大典本、杨熊注疏本四本互相比勘，其结果是：
统计在异文一百十处之中，除杨本异文无与赵戴争端外，大典、戴校、赵释三本有异同者凡九十处，其中戴同于赵者四十三处，戴同于大典十二处，戴异于二本者三十一处，三本互异者四处，倘复就赵氏校释中谓应作某者考之，凡戴异于赵，亦多阴本于赵氏校释之说，则戴之不忠于大典而复袭于赵，固至显然也②。
杨氏的抽样调查发表后，得到港、台学术界的大量附和。于大成在《永乐大典与大典学——论水经注案》③一文中，盛赞杨家骆的文章，再一次强调大典本在揭露戴书袭赵中的作用。他说：“不意二百年后，大典竟自中秘散在人间，又不意大典残缺之余，《水经注》之书独全，于是，东原掠美东潜者，其迹乃无所遁逃。”
①《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
②《水经注四本异同举例》，载《学粹》(台北)1962年第四卷第五期。
③《理选楼论学稿》，台北学生书局1979年版。
胡适为戴震打抱不平的许多文章，其结果是使这个已趋休止的赵戴《水经注》案，又一次在港、台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对胡氏的意见予以驳斥。由于这场时旷日久的论战，实际上严重影响了郦学的发展，所以不少人已经厌烦这种论战。例如寓居澳门的学者汪宗衍所说：“惟近人胡适之晚年专治郦书版本，极力为东原洗刷剿袭，撰有论文函札七十余篇，凡数十万言，耗二十余年精力，为兹枝本问题，虽曰求是，实于郦书何干？”①
胡适在郦学研究中立志要重审这个赵戴《水经注》案，其结果不仅徒劳无功，而且为枝节问题而大张旗鼓，重启战端，实在不得人心。不过他在郦学研究中也并非毫无成就，其主要成就是对于郦注版本的搜集方面。如费海玑所说：“三十五年(按1946年)胡先生回国，记者传出他研究《水经注》的话，于是上海的朋友，纷纷把见过的《水经注》告诉他，北平的朋友亦然，于是全国的《水经注》均集中到他寓所，达三大橱之多。”②他于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在北京大学举办《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的各种郦注版本达四十一种之多。③他无疑是郦学史上迄今为止搜罗版本最多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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