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内外郦学研究概况
郦学牵涉的领域甚广,诸如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碑版学、民族学、语言学、文学等许多方面,都和郦学有密切的关系,郦学都可以为这些学科提供丰富的资料。
两个多世纪来,由于不幸而发生了如上所述的这场“大论战”,许多有才华的学者,都被牵连到论战之中,论战几乎代替了正常的郦学研究,严重地影响了郦学的发展。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毕竟也有一些郦学家顶住了论战的干扰,继续从事郦学本身的研究,在这段时期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例如范文澜的《水经注写景文钞》(北平朴社1929年出版),丁山的《郦学考序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三卷三期,1932年出版),岑仲勉的《水经注卷一笺校》(广州《圣心》第二期,1933年出版),郑德坤的《水经注引得》(北平哈佛燕京社1934年出版),汪辟疆的《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重庆《时事新报》《学灯》副刊第六十九至七十期,1940年)等等。这中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熊会贞。他在杨守敬去世后,埋头二十余年,“无间寒暑,志在必成”①。撇开历史上纠缠不休的赵戴相袭的旧事,继承杨氏地理学派的衣钵,把主要精力放在充实《水经注疏》的地理学内容方面。同时,在新的科学思潮的启发下,正视了旧郦学研究中的落后一面,力求刷新郦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尽管他的最后定稿本不幸被人私卖而至今不知下落,但他留下的几种抄本,仍然闪烁着无比光彩,成为我国郦学史上的珍贵遗产。
①《赵戴水经注案小记》,载《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84年版。
②《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第32页。
③胡适:《水经注版本展览目录》,载《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
建国以后,我国的郦学研究继续获得了发展,首先值得提出的,当然是前已论及的杨、熊合撰的《水经注疏》的早年抄本之一,已于1957年在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由于这部抄本在当时抄成以后未经熊会贞的校订,以致出版后发现错误千出。但郦学界老前辈钟凤年先生从此书出版之日起,即致力于此书的校勘工作,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终于校出了错误两千四百余处,撰成《水经注疏勘误》②专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影印本的缺陷。在北京影印本出版以后,侯仁之教授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以合校本为底本,选入了《
水》、《鲍丘水》、《渭水》三篇,广加注释,并配以地图,受到各方的重视。
十年灾难以后,郦学再次获得较大的发展,从各个方面研究《水经注》的成果,一时大量地涌现出来。按照已经发表的论文来看,包罗的方面甚多,已经初步出现了一种研究的热潮。对郦注作全面介绍的文章,有曹尔琴的《郦道元和水经注》(《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三期)和张大可的《水经注》(《文史知识》1981年第六期)等,这类作品,即使对郦学界以外的广大读者,也有推广介绍的作用。
对于郦道元的出生年份和籍贯,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也出现了一系列各抒己见的文章。辛志贤的《郦道元籍贯考辨》(《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二期),赵永复的《郦道元生年考》(《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历史地理增刊),刘荣庆的《郦道元遇难地小考》(《人文杂志》1982年第四期)等等,较之前人的考证,都有所发展和创新。
①熊会贞:《关于水经注之通信》,载《禹贡》1935年第三卷第六期。
②《古籍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228页。
论述郦道元思想的论文也屡见发表,其中谭家健的《郦道元思想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二期)一文,对郦道元的长期不为人注意的、甚至被误解的许多积极的思想倾向和进步哲学观点,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拙作《爱国主义者郦道元与爱国主义著作水经注》(《郑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四期)一文,则从郦氏在南北分裂的环境中,却以祖国统一的思想撰写此书,并且热情地赞美祖国各地的山水,论述了郦道元的爱国主义思想,并说明《水经注》一书不仅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作为一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读物,也值得推广评介。
对于《水经注》本身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有较大的发展。章巽教授所撰的《水经注和法显传》(《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三期)一文,纠正了《水经注》对今新疆境内到印度河、恒河流域这个地区描述中的许多错误之处。另外,辛志贤的《水经注所记水数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三期)和赵永复的《水经注到底记述多少条水》(《历史地理》1982年第二辑)等文,都仔细地检核了郦注记载的河川湖陂等水体,计算了全书记载的实数。拙作《水经·江水注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三期)一文,是在日本讲学时的讲稿,是专门对郦注记载的一条大河所作的研究。另一篇拙作《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历史研究》1983年第六期),也是在日本讲学时的讲稿。
有关《水经注》版本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在横向扩展和纵向深入方面,都获得了可喜的成绩。钟凤年先生的《评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二期)一文,对残宋本、大典本、合校本、注疏本等二十种版本进行比较和剖析,广征博引,对这些版本的是非优劣评述无遗。段熙仲教授的《沈钦韩水经注疏证稿本概述》(《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三辑)一文,详细地论述了这部从清代流传至今的唯一郦注稿本,让绝大部分无缘读到这部稿本的郦学界同仁也能窥见这部著名稿本的一斑。吴泽教授的《王国维与水经注校》(《学术月刊》1982年第十一期)一文,不仅详细地介绍了王国维在《水经注》研究中的业绩,并且还同时讨论了明、清以来的许多郦注版本。《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辑发表顾廷龙先生所藏的胡适遗稿《水经注校本的研究》,内容包括《再跋戴震自定水经的“附考”》等八篇文字。其中致徐森玉、顾廷龙函以及致顾廷龙的四函,为台湾出版的《胡适手稿》所不收,所以弥感珍贵。至于这一时期出版的《水经注》版本,有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国维校明抄本《水经注校》和1986年巴蜀书店影印出版的合校本《水经注》。不过前者在出版前加了标点,造成了许多错误;后者则因版本选择较逊,阅读颇不方便。好在《水经注疏》和殿本的排印本不久都将出版,必可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我国的郦学研究,除了内地以外,近年来在港、台二地也获得较大发展。在香港方面,郦学界以郑德坤、吴天任二教授为代表人物。早在三十年代,郑氏已经编成了前已述及的《水经注引得》一书。1951年,郑氏从香港到英国剑桥大学讲学,临行时曾将他历年所撰郦学著述多种交吴天任收藏,其中《水经注引书考》和《水经注故事钞》二种,经吴氏整理后已于1974年在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此外,郑氏的另一著作《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于1980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其中包括《水经注版本考》、《禹贡川泽变迁考》、《水经注引得序》、《水经注引书类目》、《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等文,这些都是他早年的旧作。郑氏的新作《重编水经注图总图跋》,是他198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所撰,收入于吴天任纂辑的《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吴天任在近年来的主要郦学成果之一是《杨惺吾先生年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出版),这部长达四百六十余页的著作,包括《年谱》、《水经注疏清写本(按指北京本)与最后修订本(按指台北本)校记》、《杨惺吾先生著述及辑刻图书表》三部分。此书不仅对研究杨氏生平及其著述有重要价值,而且其第二部分把北京、台北两种影印《水经注疏》的字句异同逐条排比。收藏北京本或台北本的学者,得此一编即是得书(北京本或台北本)一部,确是事半功倍。吴天任的另一郦学著述是《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84年出版),此书分上下二册,上册收入郦学史料共七十八篇,包括宋、元、明、清各代所有《水经注》版本的评述以及历来有关郦学研究的重要著作。下册内容多于上册二倍半以上,共有郦学史料一百七十八篇,包括著名郦学家杨守敬、熊会贞、森鹿三、孟森、郑德坤、汪辟疆、钟凤年、胡适等的论文和往来信札等,大陆近年来所发表的郦学论文如段熙仲教授的撰述和拙著等,也多收在内,可谓集其大成。最后有吴天任本人所撰论文八篇,多是功力甚巨而过去未曾发表过的著作。
台湾郦学研究的成果,当以1971年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的出版为重要。此书原版由于抄成后一直留在熊会贞身边,经过熊的一再校订,所以质量远远胜于北京本的底本。前面指出,吴天任在其《杨惺吾先生年谱》中,已经做了两本对勘的工作。段熙仲教授和我,几年来也合作做了两本对勘的工作,成果已收入于即将出版的排印本《水经注疏》之中。台湾郦学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是《胡适手稿》一至六集于1966年起相继出版。此六集内容全为胡氏的郦学研究成果。其中第一集是戴震部分,第二集是全祖望部分,第三集包括全祖望的一部分和赵一清的一部分,第四集是《水经注》版本考,第五集是关于自张穆至孟森几家对戴震的指控的评论,第六集是与洪煨莲、杨联陞讨论本案往来的信札以及继续讨论本案的最后杂文和信札。胡适的学生费海玑于1980年在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对《胡适手稿》各集作了内容提要,以便于读者阅读。此外,他并以《胡适与水经注》①为题,在台湾大学等校讲学,阐述胡适在郦学研究中的成就。
因为郦学已经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所以除中国内地和港、台外,世界上不少国家也发展了郦学研究。早在清代末叶,西欧国家的一些汉学家已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在其所著《魏略所见之西域诸国考》一文中,将《水经注》卷二《河水》译成法文,作为该文的附录②,这是《水经注》译成外文的嚆矢。另外一些汉学家如伯希和(Pual Pelliot)③和费瑯(G.Ferrand)④,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讨论过《水经注》成书的年代。英国的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Goseph Need‐ham),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把《水经注》列为常用参考书,认为《水经注》一书是“地理学的广泛描述”⑤。这种论断是很符合实际的。
在亚洲,印度汉学家师觉月博士(Dr.Praboddha Chandra Bagchi)曾于四十年代在孟加拉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与我国学者吴晓铃合作翻译过《永乐大典》本《水经注》。①
①《胡适手稿第一集研究》,载《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
②此译文刊于巴黎出版的《通报》(Touug Pao),1905年,第563页。
③《交广印度两道考》,冯承钧译本,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④《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冯承钧译本,中华书局1928年版。
⑤Science and Civilizaton in China,Vol.1,p.259.
日本是除了中国以外郦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早在1918年,著名汉学家小川琢治就已经撰写了《水经及水经注》的论文,对此书作了全面的分析和介绍,于该年的《艺文》第六、九两期发表。接着,森鹿三从三十年代开始在京都《东方学报》发表一系列郦学研究成果。此外,如足立喜六②、滕田丰八③等汉学家,都把他们的研究与郦学相合,获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在郦学研究中成绩最为卓著的当然是森鹿三。他毕生以郦学为专业,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从1964年到1970年的六年中,他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举办了一个《水经注疏》订补研究班,网罗了全国郦学家和他的学生,从事郦学研究,每周由他亲自主持一次会读,对《河水》、《汝水》、《泗水》、《沂水》、《洙水》、《沔水》、《淮水》、《江水》等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讨论和分析。经过数年细致深入的集体研究,森鹿三又领导了《水经注》的翻译工作。翻译的过程也是十分认真的,以《河水》五卷为例,首先由森鹿三和其他译者进行对原文的集体钻研和反复讨论,然后由日原利国译成日语古文,再由藤善真澄和胜村哲也二人译成现代日语。《河水》以外的其他部分,则由另一位郦学家日比野丈夫主持翻译。经过这样几年艰苦的工作,终于在1974年由东京平凡社出版了这部日译本《水经注(抄)》。虽然译本的篇幅还只有《水经注》原本的四分之一,但这已经是郦注最完整的一部外文译本了。
日本的郦学研究风气确实相当兴盛,至今不少大学的研究生院和本科都开设郦学课程。我曾于1983年和1985年两次赴日,都是受聘去作大学研究生院的《水经注》讲学和研究工作。他们的郦学研究有不少方面值得我们学习。
结语
郦学是一门包罗丰富,牵涉广泛而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问。事实证明,在最近几年中,郦学对于学术界的许多研究工作,已经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史念海教授在他的野外考察中,利用《水经注》记载的资料,推算黄河山陕段在历史上的溯源侵蚀速度,并且得出结论,壶口瀑布从郦道元记载迄今,由于河流的溯源侵蚀作用,平均每年向北推移三点三米。①陈吉余教授利用《水经注》的记载,结合贝壳堤的查勘和放射性碳素资料,精确地画出了《渤海湾海岸历史变迁图》②。吴壮达教授利用《水经·泿水注》关于“水坈陵”的记载,解决了广州前身古番禺城的城址问题。③盖山林先生根据《水经·河水注》中郦道元的目击记载,在内蒙古阴山一带查勘了绵延达二万一千平方公里的古代岩画,这些岩画的第一个发现者就是郦道元。④此外,近年来,郦学研究的成果,为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等许多学科提供了大量数据,例子甚多,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充分地说明了郦学的重要性和今后进一步发展郦学研究的意义。
①吴晓铃:《书胡适跋芝加哥大学藏的赵一清水经注释后》,载《北京图书馆文献》1983年第十五辑。
②《法显传考证》,何建民、张小柳译本,国立编译馆1937年版。
③《
泥城与伊循城》,载《西域研究》,杨炼译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文史哲》1987年第五期,收入于《郦学新论——水经注
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①《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5页。
②《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页。
③《水经注的“水坈陵”问题》,载《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二期。
④《郦道元与岩画》,载《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第一期。
《水经注》戴、赵相袭案概述
《水经注》戴震、赵一清相袭一案,至今已超过二百年。二百年来,郦学界议论纷纷,无时或止。在一个时期中,对这样一个实际上属于枝节问题的争论,竟至于代替了正规的郦学研究。它不仅轰动郦学界,郦学界以外的其他名流学者也介入论战,甚至波及国外。在我国学术研究史上,像这样的事,实在找不出另外的例子。在这场论战中,论战双方,还不免小题大作,意气用事,浪费了多少学者的宝贵精力,而于郦学实乏所补。因此,二百年来的这一场论战,实在是郦学界的不幸,所以此事不但绝不应赓续,而且也不宜旧事重提。不过由于此案的声名甚大,影响深远,至今仍有不少青年乃至中年学者,以此案始末相质询,所以特撰此文,把此案经过作一概述。
清乾隆时,是我国郦学研究中考据学派的全盛阶段,其中最著名的全祖望(号谢山,1705—1755)、赵一清(字诚夫,号东潜,1709—1764)、戴震(字东原,1723—1777)三家,都有他们各自校的《水经注》本子。戴震是从乾隆三十年(1765)开始校勘郦书的,到了乾隆三十七年,已经有他的定本,曾在浙东付刻,但刻不及四分之一,由于奉诏入《四库》馆而中辍。这个本子后经孔继涵整理刊行,即微波榭本《水经注》①。戴在《四库》馆也校勘《水经注》,到乾隆三十九年校毕,由武英殿聚珍版刊行,即所谓殿本。当时全已去世十九年,赵也去世十年。全氏《水经注》当时尚未刊行。赵氏《水经注》,在以后参加论战的双方学者之中,也一致认为尚未刊行。①
①据杨希闵《水经注汇校序》,光绪辛已福州刊本。
戴震在殿本刊行后三年就去世了。去世以后三年,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当时,全、赵二家的书仍未刊行,三家之中还是戴书独行的时候,即已有人开始怀疑戴书有袭赵之嫌。今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孙沣鼎校的武英殿本《水经注》,书里有孙氏跋语:
吾友朱上舍文藻自《四库》总裁王少宰②所归,为予言:此书参用同里赵□□(按当系诚夫或东潜二字)一清校本,然戴太史无一言及之。
这段话的关键并不在“此书参用同里赵一清校本”一句,因为在著作中参校他人的书是古今皆然的事,以后全、赵书的卷首,都列有一张“参校诸本”的目录,好像现在的著作后面附列一份参考书目一样,这是光明正大的事,绝对不会引起非议。孙跋中的一句关键性的话是“然戴太史无一言及之”。这就是说戴震是不告而取,就是属于剽袭的行为了。
孙跋中引用朱文藻的话,朱是杭州仁和人,是赵一清的同乡,故用“同里”字样。从朱跋上下文揣摩,因为上文有“吾友朱上舍文藻自《四库》总裁王少宰所归”一语,因此,还不能肯定首先发现此事的是朱文藻还是王杰。朱文藻发现此事是可能的。因为在《四库》开馆之前,朝廷曾谕知各省采集遗书。朱是浙江呈进遗书的分校之一,又是《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的主要编纂人。浙江呈进的四千五百多种遗书,他当然知道。特别是因为赵一清是他同乡,朱生于雍正十三年(1735),赵一清去世时,他已二十九岁,因此也可能是认识赵一清的。赵一清的《水经注释》被采进《四库》之事,他必然留意。王杰发现此事的可能性也很大,王是乾隆辛巳状元,当朝廷谕知各省采集遗书时,正值他任官提督浙江学政,曾经主持过呈进浙江所采的遗书之事。后来当了《四库》副总裁,所以此事的前因后果,他也是清楚的。假使此事是从王杰口中传给朱文藻的,那就说明,赵书未刊之前,在《四库》馆内部已有了戴书袭赵的议论。这也不足怪,因为对于《四库》馆内的人来说,他们用不着等赵书的刊行,在馆内是可以看到赵书的。
①论战双方均一致认为,赵一清《水经注释》的最早刻本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毕沅的开封刻本。但范希增编《书目答问补正》卷二史部著录:“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赵一清,原刻本。〔补〕乾隆十九年赵氏家刻。”则赵书在乾隆十九年已有家刻本,比殿本要早二十年。因为补正出版于1931年,所以论战双方都没有注意。假使《补正》的资料可靠,则于戴震当更为不利。
②即王杰,因当时任吏部侍郎,故称少宰。
论战双方所公认的赵一清《水经注释》的最早刻本,是乾隆五十一年(1786)毕沅的开封刻本,比殿本晚十二年。此书中赵一清自述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又有全祖望序,不记年月,但据王国维考证,认为作于乾隆十六年或十八年。①书中有杨希闵跋,说此书成于乾隆十五年(1750)。赵一清何时校勘郦书,不得而知。但据王先谦所说,赵氏此书是“数十年考订苦心”②,说明他始校此书是相当早的。
《水经注释》刊行以后,于是社会上就众目共见,此书无论是形式上的体例篇目,或是内容上的校勘成果,都与殿本十分近似,即周懋琦所说的“十同九九”③。尽管此书赵序写于乾隆十九年,较殿本刊行早二十年,但赵书刊行以后,首先发难这场论战的,却是戴震的学生、著名的训诂学家段玉裁,他看到赵书与戴书如此雷同,不认为戴书袭赵,却认为赵书袭戴。因为据说赵书乾隆五十一年刊本在付刻以前,曾经由其子赵载元请同里(仁和人)梁玉绳(曜北)、履绳(处素)兄弟加以修润,段认为梁氏兄弟曾经据戴本校勘了赵书,他在《戴东原年谱》中说:“赵书经梁处素校刊,有不合者,捃戴本以正之。”于是他在嘉庆十四年(1809)致书梁玉绳(时履绳已去世)质询。梁氏当时有否复信不得而知,但梁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去世以后,其文集《清白士集》中没有收入复书,因而被认为他确曾以戴书饰赵,所以无言可对,没有复书就是默认。④但也有人认为:“大约梁之复书,不过告以实未与闻而已,其书既不足存,自不复入集。”⑤所以此事实已无法核对。
但不久以后,魏源于道光间撰写《赵校水经注后》一文,驳斥了段氏的赵书袭戴之说,认为事实上是戴书袭赵。他说:
①《赵一清水经注跋》,载《观堂集林》别集。
②《合校水经注序》。
③《水经注汇校序》。
④即使在拥赵的一派中,不少人也相信梁氏兄弟确实做了以戴书饰赵的事。例如杨守敬在《水经注要删自序》中说:“赵之袭戴在身后,臧获隐匿,何得归狱主人?”也就是耿云志在《评胡适的历史学成就及其理论和方法》(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四期)一文中所说:“只是赵一清本人对此不负责任罢了。”
⑤孟森:《拟梁曜北答段懋堂论赵戴二家水经注书》,载《胡适手稿》第五集下册。
近世赵一清《水经注》为戴氏所剿,而其徒金坛段氏反复力辩为赵之剿戴,谓赵氏成书在前,刊书在其后,凡分经注之例,赵氏未尝一言,至戴氏始发明。
考赵氏未刊书以前,先收入《四库全书》,今《四库全书》分贮在扬州文汇阁、金山文宗阁者,与刊本无二,是戴氏在《四库》馆时先睹预窃之明证。若谓赵氏后人刊本采取于戴,则当与《四库》著录之本判然不符而后可,岂《四库》亦为赵氏后人所追改乎?①
魏源的说法中提到了《四库》著录,这种根据在当时或许是很有力的。因为官修的《四库提要》对赵书相当推崇,认为是殿本以外的最好版本。《提要》说:
然旁引博征,颇为淹贯,订疑辨讹,是正良多,自官校宋本以外,外间诸刻,固不能不以是为首矣。
戴震在《四库》馆校勘郦注时,可以遍睹各省呈进的遗书和朝廷藏书,条件当然比馆外学者要优越得多。在他所见各本郦注之中,外间断断不能看到的是内库所藏的《永乐大典》本《水经注》。所以戴在其书中凡有校改,多称根据《大典》。但后来张穆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在翰林院看到了大典本《水经注》,发现戴氏所云并不真实;道光二十四年,他又看到了全祖望的同里后学王梓材传抄的全氏七校本《水经注》。于是就撰写了《为全氏水经注辩诬》一文,指出了戴书袭赵,但同时也指出了赵书抄全。②因为全、赵二人是挚友,他们对郦注的校勘本来互通声气,书札往来不断,所以全、赵雷同不足为怪,则问题的焦点与魏源指出的一样,仍然是戴书袭赵。
从此,这场论战就扩大了,众说纷纭,而认为戴书袭赵者居多。到了王先谦于光绪十八年(1892)刊行《合校水经注》时,此事已闹到满城风雨的地步,使他不得不在合校本《例略》中指出:
①载《胡适手稿》第五集下册。
②载薛福成刊本全氏七校《水经注》。
《四库全书》以乾隆三十九年校点此本,而赵氏之书先成于乾隆十九年,至五十一年丙午始谋锓版,其流布反在官本之后,世罕觏《大典》原文,见戴校与赵悉合,疑为弋取。然圣明在上,忠正盈廷,安有此事。……诸家聚讼,若段玉裁茂堂、魏源默深、张穆石舟,各执一词,存而不论可也。
王氏合校本问世以后,另一位地理学派的著名郦学家杨守敬,于光绪十九年四月十二、十三两日,连续写了两信给梁鼎芬,主要就是为了肯定戴书袭赵之事。其中四月十二日信中说:
昨日席上谈及戴、赵两《水经注》本,称戴氏盗袭赵书,已成铁案。……近日张鞠龄重刊赵本序,且辨世犹有谓赵袭戴者,因假尊藏王益吾所刊合校本携归复读之,乃恍然悟戴氏袭赵有确征也。大典本虽古,亦只原于宋刊。……又戴氏所据订正者,十之七八出于赵氏意订,未必宋本皆一一与赵意合。而赵氏于书凡言脱误不可订者,戴本亦同其误,此其为袭书无疑也。独怪当时纪文达、陆耳山并为总纂,曾不检大典本对照,遂使东原售其欺。①
民国以后,虽然这件公案距王杰、朱文藻首揭其疑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但论战绝不消弥。民国初年,王国维校《水经注》,因而遍观郦注各本,并写了跋文。其中,《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②发表于1924年3月,即后来胡适所说:“这篇文字,显然是对于我们提倡‘戴东原二百年纪念’的人的一个最严厉的抗议,也显然是对于戴震人格的一个最严厉的控诉。”③的确,在此以前,论战中似乎尚未出现过像王这样严厉的批评。王说:
①载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七日《图书副刊》第一二九期。
②《观堂集林》卷一二。
③《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
余曩以大典本半部校戴聚珍本,始知戴校并不据大典本,足证石舟(按张穆字)之说,又以孙潜夫校本及全、赵二本校之,知戴氏得见全、赵二家书之说,盖不尽诬。
对于以前论者认为戴在《四库》馆看到浙江呈进的赵书之说,王氏又加以补充。他说:
赵氏书之得著录《四库》,当在东原身后;而其书之入《四库》馆,则远在其前。……而东原入馆在三十八年之秋,其校《水经注》成,在三十九年之冬,当时必见赵书无疑。然余疑东原见赵书,尚在乾隆戊子(三十三年)修直隶《河渠书》时,东原修此书实承东潜之后,当时物力丰盛,赵氏《河渠书稿》百三十卷,戴氏《河渠书稿》百十卷,并有数写本。又赵校《水经注》,全氏双韭山房录有二部,则全氏校本,赵氏亦必有之。《水经注》为纂《河渠书》时第一要书,故全、赵二校本,局中必有写本无疑,东原见之,自必在此时矣。
王氏在这篇跋文的最后指出:
戴氏官本校语,除朱本及所谓近刻外,从未一引他本,独于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四十中,五引归有光本,今核此五条,均与全、赵本同。且归氏本久佚……以东原之厚诬大典观之,则所引归本,疑亦伪托也。凡此等学问上可忌可耻之事,东原胥为之而不顾,则皆由气矜之一念误之。至于掩他人之书以为己有,则实非其本意,而其迹则与之相等。平生尚论古人,雅不欲因学问之事,伤及其人之品格,然东原此书,方法之错误,实与其性格相关,故纵论及之,以为学者戒,当知学问之事,无往而不用其忠实也。
另一位学者余嘉锡,在所著《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水经注》条下的按语之中,作了超越郦注以外的评论,然后肯定戴震袭赵无疑。他说:
戴氏虽经学极精,而其为人专己自信。观其作《孟子字义疏证》,以诋朱子;及其著《屈原赋注》,只是取朱子《楚辞集注》改头换面,略加窜点,以为己作。于人人习见昔贤之名著,尚不难公然攘取,况区区赵一清,以同时之人,声誉远出其下者乎?
另外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梁启超,他看到了这场论战的不应该继续,希望平息这场论战。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①第十五篇《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中,论全、赵、戴三家《水经注》时指出:
吾今试平亭此狱,三君皆好学深思,治此书各数十年,所根据资料,又大略相同。则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并非不可能之事。东原覃精既久,入馆睹赵著先得我心,即便采用,当属事实。其所校本属官书,不一一称引赵名,亦体例宜尔,此不足为戴病也。赵氏子弟承制府垂盼,欲益荣其亲,曜北兄弟以同里后学董其事,亦欲赵书尽美无复加。赵、全本世交,则采全稿润益之,时戴本既出,则亦从而撷采,凡此恐皆属事实。……要而论之,三家书皆不免互相剿,而皆不足为深病。三家门下,各尊其先辈,务使天下之美尽归于我所崇敬之人,攘臂迭争,甚无谓也。
但梁氏的这种“皆不足为深病”的调解,并没有平息这场论战。进入三十年代以后,这种论战进一步展开,甚至扩展到国外。日本著名郦学家森鹿三,于1931年的京都《东方学报》第三册中,发表了一篇《关于戴校水经注》②的文章,竭力推崇戴震,并举出种种证据,说明他绝未抄袭赵书。在当时,站在戴震方面的显然是少数派,正如森鹿三的学生船越昭生后来在《森鹿三先生和水经注研究》①一文中所说的:“森的《水经注》研究以表彰戴震的功绩为主旨,这是和一般认为‘戴窃赵’的多数潮流相违的。这就必然赋予他初期的论文以论战的色彩,而这又很像是一场孤军奋战。”
①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
②此文有中译本,郑德坤译,载《地学杂志》1936年第一、二、三合期。
《永乐大典》本《水经注》于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出版,张元济在此书跋文中也呼吁这场论战从此结束。他说:“今何幸异书特出,百数十年之症结,涣然冰释,是书之幸,亦读者之幸也。”但事实同样不像张所呼吁的那样。大典本出版后,海遗氏随即于1936年5月7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一二九期撰写了《介绍永乐大典水经注》一文。他说:
大典本出,首可解决者,厥为戴、赵校语相合问题,戴震校《水经注》,自云依大典,今以大典本校之,其云近刻误者,大率皆大典亦误,而其所改者,则多同赵氏,吾人取大典本,赵本、戴本三本共勘,孰为盗袭,不待烦言而决,戴虽百喙莫能解矣。
另一位著述甚多的郦学家郑德坤,在大典本影印出版以后,于1935—1936年间,以殿本与大典本对勘,仅由卷一校至卷二之第三十五页,竟校得异文、衍文、脱漏共五百六十五条。②他又撰《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一文,发表于《燕京学报》第十九期(1936),文中列举正反两面诸家论证,证明戴震确见赵书,并间接见到全书,其剽窃全、赵,并伪托大典本与归有光本的罪名可以判决。
还有一位作品甚多的历史学家孟森,他在拥赵反戴的伦战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36年10月1日,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发表了他的《董方立之怀疑戴氏水经注校本》一文,以清代郦学家董祐诚所校《河水注》及《涑水注》的两条校语,以证明戴冒大典排近刻之罪。同年11月12日,《益世报·读书周刊》同时发表了他的两篇论文,一篇是《戴东原所谓归有光本水经注》,另一篇是《商务影印永乐大典水经注已经戴东原刮补涂改弊端隐没不存记》。前者的主旨是殿本戴氏校语中五次引及的归有光本,均与全、赵本同。此事,王国维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中已论及,孟氏再重复论之,分析戴袭全、赵而冒归有光的原因:“戴目空一切,何故独尊归有光?归有光以文笔为世所推,其考订之功,未必为戴所心折,其必用光之说以自庇者,压全、赵也。”后者也是上述王国维文中所已经指出的,因为王发现了大典本上有四处刮补痕迹,就认为这是戴震所为,因戴既已把别本成就归于大典,又唯恐大典日后为他人所见,为此就对大典本进行刮补以防后人。而孟森则就王国维此说作了进一步的推论,他说:
①东京古今书院版,《地理》1981年第三期。
②吴天任纂辑:《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第109—111页。
戴氏既从卢文弨辈早知大典中有全部《水经注》,适触其有挟欺人之素志,自然首认此书为其借手见长之地。既而细审大典,讹谬之处,与传世之本无异,欲与校正,已无能逃赵释之范围,忽得一计,正苦剿袭赵书,将来赵氏有力刊行,终有败露之日,乃转而推大典之讹谬与传本同者,谓之近刻,而己所窃赵以改正传本者,悉谓大典如是。……惟大典究为中秘之书,后人安必无能读中秘之遇,既为此欺心之事,骄人白日,未免衾影难安,思惟毁灭大典真相,以绝人指摘,乃为至计。……此岂刮补涂改之所能为功,计非尽毁本书不可,投诸水火,篡其出处,谅皆在思索之中,今日学者安然得观商务印书馆影印之大典《水经注》,不知当年自戴氏一取巧之后,此书乃冒绝大危险,而幸存至今者也。
此外,孟森还发表了《杨守敬所举赵氏水经注释转袭戴氏嫌疑辩》①、《水经注原公水篇诸家之订正》②、《禹贡山水泽地所在篇中之熊耳山》③、《戴本水经注所举脱文衍文》④、《拟梁曜北答段懋堂论赵戴二家水经注书》⑤、《畿辅安澜志与赵戴两书公案》⑥等文,其内容都是从各个方面揭露戴氏。从王国维以来,孟森对戴震的批评更为严厉。在《水经注原公水篇诸家之订正》一文中,孟氏指责戴震:“为此之故,欺尽一世,上自帝王,下至百余年承学之士。”在《禹贡山水泽地所在篇中之熊耳山》一文中,又指责:“戴之冒大典以窃全赵为无耻”。
①《胡适手稿》第五集下册。
②《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一、二、三合期,1937年。
③《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六、七合期,1937年。
④《国学季刊》第六卷,第二期,1937年。
⑤《胡适手稿》第五集下册。
⑥《图书季刊》第三卷,第四期,1937年。
在民国以后的双方论战中,站在戴震一方的学者是很少的,但其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胡适。据胡适自己在1960年所写的《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八篇〈水经注跋尾〉——重审赵戴〈水经注〉案之一次审判》一文的说明中所称:“我是从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一月开始研究一百多年来的所谓‘赵戴水经注案’(又称全赵戴三家水经注案)的一切有关证件,到于今已经十六七年了。”①根据《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第二二七页所记,民国三十二年十一月,王重民写信给他,并寄所撰《水经注笺赵一清校本提要》一文,胡在王函上批云:“重民此信与此文,作于民国卅二年十一月,寄到后,我写了长信答他,表示此案并不已成定谳。后来我费了五六年工夫来重审此案,都是重民此文惹出来的。”按此,则他在1960年所说“到于今已经十六七年了”的话是不错的。不过,据1983年《北京图书馆文献》第十五辑所发表的胡氏在民国十三年(1924)四月十七日致王国维函来看,当时之所以函王,是因为《国学季刊》要出《东原专号》向王索稿。而《东原专号》则是为了纪念戴震出生二百周年,这就说明,胡适平生是崇敬戴震的,而在这场论战中,多数人都站在赵一清一边,他显然是不满意的。他可能早有为戴震平反的打算,他不是在复王重民的信上写了“此案并不已成定谳”的意见吗?当然,这话或许是他由于对戴震的某种爱好而所作的“大胆假设”,也或许是他实际上早已留心这个问题,并且积累了一部分资料。据杨家骆所说:“民国二十五年(按1936年)胡适之先生过沪,谓将为东原撰冤词。”②这话距他复王重民信还有七年,由此可知,拥戴是他的素志,为戴翻案是他早有打算的,而正式动手,或许如他自己所说到1943年才开始。
在历来的所有郦学家中间,胡适显然是个特殊人物,这是因为第一,按照拙作《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③一文的概念,他应该列入郦学考据学派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因为历来一切考据学派的郦学家,不论他们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从事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水经注》这部已经缺佚散乱的历史名著逐渐恢复它的原貌,变得更完整可读。但胡却不是这样,正如另一位十分崇敬他的学者费海玑在其《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①第一〇三页所说:“胡先生研究《水经注》的动机,却不去治地理学,而是辨别戴震窃书的是非。”第二,由于他认为赵、戴相袭的问题,是个版本校勘的问题,所以他开始从事此事,即致力于版本的搜罗,因为他名声大,地位优越,正如费海玑所说:“三十五年(按1946年)胡先生回国,记者传出他研究《水经注》的话,于是上海的朋友,纷纷把所见过的《水经注》告诉他,北平的朋友亦然,于是全国的《水经注》,均集中到他寓所,达三大橱之多。”②他于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在北京大学举办《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各种郦学注版本,共有九类,达四十一种之多,他无疑是迄今为止的郦学史上搜罗版本最多的学者。
①《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
②《水经注四本异同举例》,载台北《学粹》第四卷,第三期,1962年。
③《历史研究》1983年第六期。
至于他研究《水经注》的成果,台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于1966年起开始发行《胡适手稿》,几年之中,一共发行了十集,而十集之中,从第一集到第六集,全部是他历年来有关郦注研究的论文和函札。③寓居香港的郦学家吴天任归纳这六集的内容为三类,即一,赵、戴《水经注》疑案之重审;二,全祖望校本《水经注》问题;④三,《水经注》版本之研究。这种归纳基本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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