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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正式参加这场论战以后,他所必须完成的工作量显然是十分巨大的,因为自从道光年间魏源第一个撰文指出戴书袭赵以来,时间已经过了一个世纪,学术界已经发表了大量揭露和批判戴震的文章,胡适必须对这些文章一篇一篇地研究,并一篇一篇地反驳。而郦学界一旦知道他已全力投入论战,不少学者就写信给他,表示相同的或不同的意见,他也得一封一封地答复,这就是他在这方面的文章信札可以多到六集的原因。他的大量文章,当然无法一一介绍,我们或许可拿收在《胡适手稿》第一集中的一篇《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的文章,作为他的研究方法和论证方法的代表。实际上,今天的老一辈学者,只要读过《胡适文存》的人,都可以想得到,他用的还是当年《文存》里的那种可以称为胡适模式的方法。因为要证明戴震没有袭赵,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证明他没有看到过赵书,于是他就从赵、戴二书的内容中去找证据:找了几十条,把它编成十组。他说:
①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②《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第32页。
③第一集(每集分上、中、下三册),1966年出版,系戴震部分,包括《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等近二十篇论文和信札;第二集,1968年出版,系全祖望部分,包括《全氏七校水经注的作伪证据十项》等近二十篇论文;第三集,1968年出版,系全祖望、赵一清部分,包括《记全祖望的五校水经注》、《记赵一清的水经注的第一次写定本》等二十余篇论文和信札;第四集,1968年出版,系《水经注》版本考,包括《我的三柜水经注目录》等十余篇论文;第五集,1969年出版,系关于张穆至孟森几家对戴震指控的评论,包括约三十篇论文,多是为戴震洗刷的文章;第六集,1969年出版,系与本案有关的书信和杂文。
④全祖望死后,《水经》稿本散失,后来由王梓材加以整理,至光绪十四年(1888)才由薛福成刊行,王在整理中以戴本校全作伪,此事胡适考之甚详。
这十组证据全是赵书里的特别优点,而都是戴书里全没有的。这十组或是校改了毫无可疑的错误,或是解决了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都是研究《水经注》的学者平日“寤寐求之”的好宝贝。专治《水经注》的人,见了这些好宝贝,若不采取,那就成了“如入宝山空手回”的笨汉了。
这就是说,这十组都是偷书的人决不肯不偷的,都是钞袭的人决不肯放过的。若单举一两件,也许还有偶然遗漏的可能,多到了几十件,其中并且有几百字或几千字的校语,决不会被《水经注》专门学者忽略或遗漏的。
他用这种反证的方法,来证明戴震实未看到赵书,那么,尽管戴书之中确有大量东西与赵书相同,即所谓“十同九九”,那就属于梁启超所说的“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英雄所见略同”了。
胡适在郦学研究中的这种集中全力为戴震洗刷的工作方法和成果,国内学者近年来已经提出了一些看法。例如赵俪生指出:
胡适在《水经注》工作中“大胆假设”的命题——“戴东原未曾袭取全赵二人,特别是赵一清的成果”之后,其小心求证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说,没有获得全局胜利,或者说,只对了一半或一大半。①
耿云志的意见和赵俪生有些相似。他说:
必须指出,胡适的研究,对《水经注》本身并无创见,所以不能夸大他的成绩。
必须指出,在中国内地,由于以前一段时期与内地以外的学术界交流很少,所以学术界对外地的动态了解不多,其实,从郦学界来说,从五十年代初期直到现在,戴赵相袭的论战,在港、台各地仍然赓续,没有停止。当然,论战的形式和以前有了一些改变,因为在拥戴派中出现了像胡适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因此,论战文章中,拥戴者常以拥胡的形式出现,而反戴者也常以反胡的形式发表他们的论点。
拥胡学者之中,上面提到的费海玑即是一代表。他于1970年在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著作《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对《胡适手稿》各集作了内容提要,以便于读者阅读。他对赵戴相袭案的观点与胡适完全一致,并且对胡适推崇备至。曾以《胡适与水经注》为题,在台湾大学等学校讲学。②还有一位水建彤,他对于胡适的《水经注》研究也十分佩服,他在《水经注与胡适》一文中说:“胡适离开祖国,抱着一本《水经注》,胡适还是胡适,五四精神不死。”③
但另外一些学者仍然坚持他们的戴书袭赵的观点,并且仍然继续地在这方面发表文章。老一辈学者所熟知的辞书编纂家杨家骆,他在《水经注四本异同举例》④一文中公布了他的校勘结果:
统计在异文一百十处中,除杨本异文无与赵戴争端外,大典、戴校、赵释三本有异同者凡九十处,其中戴同于赵者四十三处,戴同于大典十二处,戴异于二本者三十一处,三本互异者四处,倘复就赵氏校释中谓应作某者考之,凡戴异于赵,亦多阴本于赵氏校释之说,则戴之不忠于大典而复袭于赵,固至显然也。
①《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载《学术月刊》1979年第十一期。
②《胡适手稿第一集研究》,载《胡适著作研究文集》。
③《今日世界》第四期,1952年5月1日,香港出版。
④台北《学粹》第四卷,第五期,1962年。
杨家骆公布这项校勘结果的这年,恰恰就是胡适去世的一年。不久,杨的校勘得到了另一位学者的附和,于大成在《永乐大典与大典学——论水经注案》①一文中,盛赞上述杨家骆的文章,再一次强调大典本在揭露戴案中的作用。他说:
不意二百年后,大典竟自中秘散在人间,又不意大典残缺之余,《水经注》之书独全。于是,东原掠美东潜者,其迹乃无所遁逃。
有些学者的论战文字是直接针对胡适的,寓居澳门的学者汪宗衍在他的《赵戴水经注案小记》②中说:
惟近人胡适之晚年专力治郦书版本,极力为东原洗刷剿袭,撰有论文函札七十余篇,凡数十万言,耗二十余年精力,为兹枝节问题,虽曰求是,实于郦书何干?亦费词矣,盖以乡谊故耶。其素标榜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乃自讼其失者一而再,最后亦多自相矛盾。
不过汪宗衍对戴震袭赵之事倒是采取谅解态度的。他在此文中继续说:
东原校郦,事属官书,与私书有别,且库本更为“钦定”,依封建时代成习,不能明引同时人名书名。余谓东原原非有意剿说,乃格于馆例。赵书著录《四库》,与校本皆经纪晓岚诸人审定,果为钞袭,亦何待二十年后始发其覆耶?其事亦属情有可原也。
①台北《大华晚报·读书人周刊》,1967年7月。
②载吴天任纂辑《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
寓居香港的郦学家吴天任撰述《胡适手稿论水经注全赵戴案质疑》,①针对胡适的观点,发表了他的意见。他历述了大量戴震袭赵的证据,最后说:
是故胡氏虽反复百端,为戴氏申辩,恐亦无法澄清。
对于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态度,吴氏也极为不满,他指责说:
原夫赵戴《水经注》案,自魏默深、张石舟、杨惺吾、王静安、孟心史②等之指戴窃赵书,伪托《永乐大典》,举证明凿,久成定谳,而胡氏分别辩驳,于王、孟诸人,采用语意尚存论学态度,顾于杨氏则用语特为刻厉,几同恶骂,屡斥为“狂妄”、“荒谬”,如“轻率武断”,如“无一字不妄,无一字不谬”,甚至指为“考据学的堕落”,时复杂以轻薄语,甚于讥嘲,是岂论学所应尔乎?
以上简述的是《水经注》戴、赵相袭案的大概情况,且论战实际上还没有结束。投入这场论战的著名郦学家和其他学者有数十人,而文字牵连,书札往返,估计已达数百万言,这中间绝大部分实际上并不涉及郦学本身,也并未推动郦学研究的发展,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我在拙作《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提到,继乾隆年代的郦学考据学派大发展以后,以杨守敬、熊会贞为代表的郦学地理学派接着兴起,他们于光绪三十年(1904)完成了《水经注图》的编绘,次年用朱墨套印的方式出版。在当时,此图无疑是郦学研究的重要工具。由于新式的测量技术和地图绘制方法在我国尚未流行,出版界没有新式的底图可供杨、熊利用,因此,《水经注图》是采用旧式的方格形式绘制的。现在,此图刊行已达八十年,测绘科学在我国早已面目一新,可以作为底图的各种新式地图真是汗牛充栋。但是直到今天,由于我们还没有一种可以代替此图的新式《水经注图》,因此,郦学界和历史地理学界仍然不得不使用这种旧式方格地图。这就说明了在这样一段漫长的时间中,郦学界特别是郦学研究中的地理学派,发展实在相当缓慢,而这场论战的影响也于此可见。
①载吴天任纂辑《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
②分别为魏源、张穆、杨守敬、王国维、孟森之字。
当然,在这场论战之中,也有少数知名学者,以学术研究的大局为重,希望对这种枝节问题“存而不论”。前述清末的王先谦和民初的梁启超均是其例。同时,也有少数郦学家,置身于论战以外,努力从事于郦学本身的研究工作,例如汪辟疆之潜心于总结明、清郦学家的研究成果,①钟凤年之努力于《水经注疏》北京影印本的勘误②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这中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熊会贞。据杨家骆所述:
民国二十二年谒惺吾先生弟子熊崮芝先生于武昌,欲见《水经注疏》稿,崮芝先生靳不一视,复与论全赵戴之争端,亦噤不一言,揖别时则呜咽而言曰:余为先师司誊录,初无真知确见可以益君,先师之稿未出,不欲以增口舌,辜君枉过,亦相谅否?骆曰:长者之风,中心悦服,无言之教,益我已至多矣。自是骆不言赵戴争端者十余年。③
我在拙作《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④一文中指出,熊氏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撇开历史上纠缠不休的戴、赵相袭的事,把主要精力放在充实《水经注疏》的地理学内容方面。同时,在新的科学思潮的启发下,正视了旧郦学研究中的落后一面,而力图刷新郦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可惜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这样的郦学家只占少数,多数学者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介入了这场无休无止的论战,所以这实在是我国郦学界的一件不幸之事。时至今日,在我国内地,虽然这场论战的影响在郦学界尚未完全消除,但论战已基本结束,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是在港、台学者之中,这场论战仍在继续。为此,我们竭诚希望,在我国郦学界,不管是内地或港、台,我们应该像汪辟疆、钟凤年,特别是熊会贞等先辈那样,撇开两个世纪以前的这种其实属于枝节问题的旧账,把主要力量,用到促进《水经注》本身的研究和发展上去。时至今日,我们已不再需要像费海玑所说的那种“却不去治地理学,而是辨别戴震窃书的是非”的学者,而是要让郦学界,特别是郦学研究中的地理学派得到更快的发展,正和考据学派在乾隆年代一样,让地理学派在郦学研究中也能出现一个鼎新的局面。
①汪辟疆撰《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一文,发表于1940年重庆《时事周刊·学灯》第六十九至七十期,是近代郦学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②钟凤年撰《水经注勘误》,费时二十年,载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古籍论丛》。
③《水经注四本异同举例》。
④《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二辑。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一期
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在我国历史上,后学为前辈著作作注的例子甚多,如颜师古注《汉书》,李善注《文选》,胡三省注《通鉴》等,都曾名重一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中间,郦道元注《水经》,无疑更为出类拔萃。《水经注》一书,篇幅超过《水经》二十倍,文字生动,内容丰富,后世推崇,无与伦比,竟以“圣经贤传”①和“宇宙未有之奇书”②等喻之。宋代以来,学者开始从各个方面对此书进行研究,出现了这门牵涉广泛的“郦学”。近千年来,在许多著名郦学家的努力下,郦学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形成了若干学派。本文拟在这方面稍作探讨和评论。
要论述这个课题,首先应该从《水经注》一书说起。《水经注》成于何年,历来各家说法纷纭,③迄无定论。但卷内出现的最后一个年代是延昌四年(515)④,而郦道元遭萧宝夤杀害,则在孝昌三年(527)⑤,故其成书必在公元515年以后,527年以前。从郦氏被害之日起直到隋统一的半个多世纪之中,北方战乱频仍,洛阳曾数遭兵燹;这部巨著当年有几部抄本也不得而知,但却能奇迹般地度过成书后最艰危的五十多年,《隋书·经籍志》著录此书作四十卷,显然仍是完璧。时至隋唐,国家承平,文化发达,传抄必有增加,这部巨著才开始为人们所渐知。所以隋代的《北堂书钞》、唐初的《初学记》等类书中,都曾收入了《水经注》的大量资料。《北堂书钞》虽非官方著作,但作者虞世南是大业年间的秘书郎,而且在编著此书前不久参与过官修类书《长洲玉镜》的工作①。故其撰述所据资料,无疑来自朝廷藏书。至于《初学记》,则是朝廷文化机构集贤院的集体撰述,资料出于内库。这说明在隋唐之初,《水经注》的传抄本流传尚不普遍。此后,杜佑著《通典》,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志》,都曾引及郦注,但这些也都是官编著作,他们同样可以利用内库藏书。所以根据这些著作,还无法证明《水经注》当时已在民间流传。到了唐末,陆龟蒙诗说:“水经山疏不离身”②。陆龟蒙虽然也当过几任小官,但终不过是个普通文人,他已可以随带郦注,说明《水经注》的传抄本,至此已经流入民间。
①丁谦:《水经注正误举例》小引,《求恕斋丛书》本。
②(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
③如伯希和认为撰于六世纪初叶(《交广印度两道考》第48页),费瑯认为撰于527年(《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第三页),足立喜六认为约在530年(《法显传考证》第188页),岑仲勉认为在延昌至孝昌(513—527)年间(《水经注卷一笺校》),森鹿三认为在延昌、神龟到正光五年(524)的十年之中(《郦道元略传》,《东洋史研究》六卷二期,1950年)。
④《水经注》卷二九,《比水注》。
⑤《资治通鉴》卷一五一,《梁纪》七。
北宋初期的《太平御览》和《太平寰宇记》等书,都曾录入《水经注》的大量资料,情况与隋唐一样。说明朝廷仍然藏有此书抄本,而且都是卷帙完整的佳本。以后,随着传抄的流行,私人所收藏的本子显然有所增加。苏轼诗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③苏轼读郦注确是很认真的,在《石钟山记》一文中,他不仅引用了郦注的记载,并且还对它作了评论。其实,到了苏轼的时代,《水经注》的流传,除了传抄以外,刊本也开始出现。苏轼应该是看得到北宋的最早刊本,即成都府学宫刊本及元祐刊本的。不过根据他在《石钟山记》中所引的文字,说明他所收藏的本子,远比成都刊本和元祐刊本完善。④尽管北宋出现的刊本都绝非佳本,但刊本的出现,对于郦注的普及和郦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从隋唐到北宋,对于《水经注》的研究,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是剪辑它所记载的各种资料:有的把这些资料进行分门别类,收入各种类书,如隋《北堂书钞》、唐《初学记》、宋《太平御览》、《书叙指南》等;有的则摘取其片言只语,作为其他书文的注释,如唐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章怀太子注《后汉书》等等;也有的把郦注资料,按地区分类,录入全国总志或其他地理书,如唐《元和郡县志》、宋《太平寰宇记》、《晏公类要》、《长安志》、《元丰九域志》①等等。所有这些,当然属于郦注研究,不过研究的内容限于郦注的现成词句,其方法也不过各取所需,剪辑这些词句而已。这种初级的郦注研究,对扩大郦注的社会影响当然具有作用,但对郦注本身,却是无所考核发明的。
①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8页。
②据赵一清《水经注附录》卷上所引。
③苏轼:《寄周安孺茶诗》,赵一清《水经注附录》卷上。
④《石钟山记》(《苏东坡全集》卷三七)所引《水经注》:“下临深渊,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不见于今本。
北宋以后,金礼部郎中蔡珪②撰写了《补正水经》三卷,这是学者深入研究《水经注》的嚆矢。尽管他的研究成果早已亡佚,但从至今尚存的元欧阳元、苏天爵所撰该书元刊本序跋③,可以窥及当年蔡珪的研究,并不是对郦注词句的简单剪辑,而是对该书的补充和修正。按《水经注》一书在隋、唐志著录中均作四十卷,从隋唐以至宋初的本子,估计都是足本。这些深藏内库的抄本,民间当然无缘得见,但在宋初编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时,都曾作为依据。而此二书中所引郦注,有大量为今本郦注所不见,这是宋初足本的明证。但是当景祐年间编纂《崇文总目》时,发现藏在当时朝廷书库崇文院中的此书抄本已经缺佚了五卷。从太平兴国到景祐不过五十余年,东京安谧,绝无兵燹水火的动乱,此五卷何由而佚,不得而知。或是在太平兴国间编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等大部著作时,人手众多,管理不严,当时已经散佚,而至景祐时因编《崇文总目》才得察觉,亦未可知。嗣后,郦注的第一种刊本即成都府学宫刊本问世,经注混淆,内容寥落,即欧阳元《补正水经序》所谓“蜀版迁就之失”,而稍晚刊行的元祐二年本,虽有较好的何郯家藏本作底本,但从这个刊本覆刻而出至今尚存的明吴琯本来看,元祐本仍然无法与宋初的足本相比,无非割裂篇幅,凑足其四十卷之数而已。蔡珪的研究,正是在这种郦注版本散佚的情况下进行的。今其书已佚,内容不得而知,但此书元至顺刊本欧阳元序说:“其详于赵、代间水,此固景纯之所难;若江自浔阳以北、吴淞以东,则又能使道元之无遗恨者也。”说明内容多有补充郦注之处,这也就是汪辟疆所说的:“四十卷之原本,其中已佚五卷,金礼部郎中蔡珪补其亡失。”①此书苏天爵跋说:“(至顺三年)七月归至岳阳,与郡教授于钦止览观山川,钦止言洞庭西北为华容而县尹杨舟方校《水经》,念其文多讹阙,予因以《补正》示之,今所刻者是也。”据此,则蔡书还可能对郦注有所校勘。在蔡珪以前,绝未见到有对郦注作这般研究的学者。因此,蔡珪对于郦注的研究,实开校勘疏证、补遗纠谬之先河,在郦学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今本《元丰九域志》未引《水经注》,但赵一清《水经注释》曾从此书辑出佚文五条。《四库提要》卷六十《元丰九域志提要》云:“民间又有别本刊行,内多古迹一门,故晁公武《读书后志》有新、旧《九域志》之目。”故知今本不同于古本。
②事迹附见于《金史·蔡松年传》。
③《国朝文类》卷三六,赵一清《水经注附录》卷下引《滋溪文集》。
从明代起,《水经注》的研究开始盛行,不少学者根据宋代流传的刊本和抄本对它进行了校勘和注疏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成果,目前尚存的有嘉靖十三年(1534)的黄省曾刊本和万历十三年(1585)的吴琯刊本。黄、吴二人都对宋代流传而来的本子作了一些校勘和注疏。其中吴琯刊本据张宗祥的考证,认为其底本即是上述宋元祐刊本②。黄、吴二人都是明代的学者,同时又是刻书家,经他们校勘复刻的书籍甚多,《水经注》无非其中之一,所以他们对此书所作的校勘和注疏,实在是很有限的。因此,今日我们所见的这两种刊本,经注混淆,错漏歧出。如与以后出现的各种佳本相比,则黄、吴对于郦注的研究,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是,从郦学发展史的角度评论,二人的功绩却也是不可抹杀的。这是因为,第一,他们除了多少也取得一点校勘和注疏的成果以外,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对郦注的这种校勘和注疏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具有倡导作用。从他们起直到清代,郦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果,仍然集中在校勘和注疏这两个方面。第二,他们都是明代著名的刻书家,主持刊印的书影响较大,流行较广,这不仅在社会上起了传播郦学的作用,同时也为后学研究郦注创造了条件。以后的不少郦学家,都以他们刊印的书作为底本,从事郦学研究,例如清初郦学家孙潜以吴琯刊本作底本进行研究工作,而清初的另一郦学家沈炳巽则以黄省曾刊本作底本进行研究工作。嘉靖、万历以后,郦学研究的风气日盛,是和黄、吴的研究以及他们刊本的流行分不开的。
黄、吴以外,这个时期的另一位有刊本行世的郦学家是朱谋
。朱书刊印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卷首序言说:
①《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第一卷,第2页。
②宋刊残本《水经注》卷末张宗祥写跋:“吴琯刻出自元祐”。
则知《水经》一注,撷彼二百四十四家,菁英居多,岂不诚为六朝异书哉!顾传写既久,错简讹字,交棘口吻,至不可读,余甚病焉。尝
绎割正十之六七,已与友人绥安谢耳伯、婺源孙无挠商榷校雠,十得八九,则惧古今闻见,互有异同,未敢轻致雌黄也。乃援引载籍,以为左券,名曰《水经注笺》。①
从上列序言中可见,朱在校勘此书的过程中,曾与谢耳伯(名兆申)和孙无挠(名汝澄)相切磋。而序言最后还提到,此书付刊以前,又有太学生李嗣宗(名克家)作了详细的校阅。所以《水经注笺》实际上是以朱谋
为主的集体研究成果。这是明代刊印的所有郦注版本中的翘楚。清顾炎武推崇此书为“三百年来一部书”②,看来并不言之过甚。尽管朱所采用的底本,或许也是南宋的坊刻本,但由于他的卓越研究工作,使得从宋代以来,辗转传抄,经注混淆,错漏连篇的郦注,得到了很多修正,大大便于后人阅读和研究。以后的许多郦学家,都以《水经注笺》作为研究的基础。直至清代,许多郦注佳本,也都以朱笺作为底本。汪辟疆说:“赵、戴二家,初皆依朱氏,惟赵采四明之说,戴托大典之文,始各自董理,以意改正,不复用朱氏之旧。殆赵、戴之书,先后流布,见者又谓二家臆改,反不如朱笺尚存真面目,言虽过激,要亦不为无因也。”③当然,若说赵、戴在郦学上的成就不及朱氏,确是言之过激,但“不为无因”。其实就是后学对朱氏研究成果的重视。自从隋唐以来,学者对《水经注》的研究由来已久;自从金蔡珪作《补正水经》,对郦注本身的纠谬补遗,也已早有先例。但是,把《水经注》的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即郦学,朱谋
实开其端。
在朱谋
注笺本刊印以前,至今存在的刊本和抄本为数尚有不少。其中刊本有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残宋本以及上述黄省曾和吴琯本三种,抄本则有大典本,而著名的柳佥(大中)、赵琦美(清常道人)两家的研究成果,大部分为孙潜所录出④,至今亦仍可见。此外,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何焯校明抄本、王国维校明抄本以及天津人民图书馆所藏的明练湖书院残抄本,为时或许也在注笺本以前。其中,残宋本和大典本的价值,在拙作《论水经注的版本》一文中已有论述,这两本当然都是佳本。但残宋本并无注疏,而大典本又被戴震作了过分的夸大,都是众所周知的。和上述所有各本相比,则注笺本校勘之精注疏之广,都是别本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朱谋
①朱谋
自刊本《水经注笺》,武汉大学图书馆藏。
②(清)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六下。
③《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
④孙潜校本《水经注》,浙江图书馆藏。
在郦注的研究中,深校细勘,旁征博引,进行了大量的考据工作,从而促成了我国郦学研究中的第一个学派,即考据学派的诞生。
在朱谋
建立郦学的考据学派后不久,明代末叶的郦学家之中,又形成了另一个郦学研究中的词章学派。这是由《水经注》一书在文学上的价值决定的。明末清初人张岱曾说:“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①清刘献廷也说郦道元“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言只字,妙绝古今”②。因此,对于郦注作文学上的欣赏,实在由来已久。明代中叶的杨慎就曾把郦注中的出色描写,摘录成编③。明朱之臣在其《水经注删》一书中,也在词章上下了许多功夫。而最后由万历年代的郦学家钟惺和谭元春二人创立了这个学派。钟和谭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由于二人均出于竟陵(今湖北省钟祥县一带),其文字风格便被称为“竟陵体”,声名不下于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体”。《明史·文苑传(四)》说:“钟、谭之名满天下”,可见一斑。他们认为《水经注》一书,除了山水描写以外,没有其他价值。谭元春说:“予之所得于郦注者,自空濛萧瑟之外,真无一物,而独喜善长读万卷书,行尽天下山水,囚捉幽异,掬弄光彩,归于一绪。”④充分表达了这个学派的治郦观点。他们以注笺本为底本,对郦注品词评句,任意发挥,在历来评论郦注词章的学者中,提出了最系统和最完整的见解。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后于崇祯二年(1629)由严忍公刊行,即今北京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等收藏的所谓钟惺、谭元春评点本《水经注》。对于他们的文学观点和对郦注词章的评论,在当时就是褒贬互见的。《明史·文苑传(四)》说:“然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偏,大为通人所讥。”这不足为怪,在历代词章家中,知识丰富的当然很多,但由于科举取士的束缚(钟是万历进士、谭是天启举人),其中菽麦不辨的也大有人在。上面提及的治郦词章学派朱之臣即是其例。他在《温水注》“昆仑单舸”之下评曰:“舸名新”①。说明他全不知“昆仑”为何物,竟把它作为一只船的名称,令人啼笑皆非。诸如此类“大为通人所讥”的评论,在钟、谭的研究成果中也间或可见。不过,作为一个治郦学派,特别是他们所研究的这部著作,在文学上确实具有很大价值,因此,评论中纵然存在一些糟粕,我们自亦不必求全责备了。
①《跋寓山注二则》,《瑯嬛文集》卷五。
②《广阳杂记》卷四。
③《丹铅杂录》卷七。
④钟惺、谭元春评点本《水经注》谭序。
自明末至清初,郦学研究之风大盛,造诣很深的郦学家纷纷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朱谋
研究的基础上,考据学派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像康熙年代的孙潜、何焯和雍正年代的沈炳巽等,都在校勘上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孙氏于康熙丁未、戊申(1667—1668)间,以吴琯本为底本,用柳佥、赵琦美等著名明抄本进行校勘。他在卷十六末自批云:“岁事卒卒,兼患痔痛,故自(丁未)腊月七日辍笔至今九日,始得续校也,以艰于久坐,止校得此卷,遂复辍。”在寒冬腊月力疾校勘,辛勤可见一斑。何焯初校此书于康熙甲戌(1694),跋此书于康熙戊戌(1718),真可谓尽其毕生精力了(按何卒于1722年)。沈炳巽初校此书于雍正三年(1725),历时六年,于雍正九年(1731)才完成其校本《水经注集释订讹》。上述各本,至今均存在,都是郦学考据学派的佳作。
此外,在浙东的著名郦学家族全氏,此时也正在从事郦注的校勘。这个家族从全元立、全天柱,全吾麒以来,已经拥有了研究成果,即所谓双韭山房校本。全吾麒之孙全祖望,在其祖传校本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于乾隆三年(1738)完成了对此书的五校②,以后又成了此书的七校③,成为郦学考据学派中的一枝奇葩。全祖望在郦学研究中的主要贡献有两项,首先是区分经注上的成就,宋、明版本上经注混淆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区分经注方面,全、赵、戴都有不少贡献,但杨守敬认为全氏实导先路。其次是全氏提出的郦注原系双行夹写、注中有注的说法。不管这种说法的来源确实如全氏所云是他的先世旧闻,抑或是全氏自己的推论,都不失为一种创见。赵一清接受了他的说法,在《水经注释》中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细字分别书之,使语不相离而文仍相属。赵氏的尝试,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成功的。
①《水经注删》,北京图书馆藏。
②今有小山堂抄本,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收藏,参见拙作《小山堂抄本全谢山五校水经注》,《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四期。
③今有光绪十四年薛福成刊本全氏七校《水经注》。
赵一清的研究成果《水经注释》,是清代郦学考据学派的一大杰作。他首先深入钻研了朱谋
的《水经注笺》,评论得失,撰写《水经注笺刊误》十二卷。然后在朱笺的基础上,参照全祖望五校本和其他许多版本,于乾隆十九年(1754)完成了《水经注释》。此书不仅校勘精密、注疏详尽,并且还从孙潜校本抄录了失传已久的郦氏原序,又广辑散佚,增补了滏水、洺水、滹沱水、洛水、泾水等十二水。全祖望推崇赵氏的郦学研究,为此书作序说:“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书,虽谓其不亡可也。”毕沅为此书作序说:“遭元之注,足以正经史之阙遗;而先生是书,又足以补道元之讹漏。经不可无注,注不可无释,断断然也。”赵一清在郦学研究中的贡献,于此可见。可惜《水经注释》成稿以后的三十余年中,只以抄本流传,直到乾隆五十一年(1785),才由其子赵载元刊行于世。抄本流传甚稀,见者亦罕,就难免为他人窃为己有,竟因此而造成清代郦学研究中长期争论的悬案。
稍晚于赵一清的著名郦学家是戴震。戴震早年就潜心郦学,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完成了他的第一个研究成果,即日后由孔继涵整理付刊的微波榭本《水经注》。戴氏接着奉命于乾隆三十八年秋进入四库馆,主校《水经注》,而于次年(1774)蒇事,即武英殿聚珍版本。此书一出,以前的所有郦注版本均无法与之抗衡,在郦学研究的考据学派中,戴氏因而达到了极高的地位。
戴震在郦学研究上的造诣是无可置疑的,其研究成果即殿本之胜于他本,也是众所共见的事实。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在社会公认的学术道德准则方面,戴氏或许不够检点,因而使这个时期的郦学研究蒙上了一层阴影。戴氏进入四库馆以后,可以随意阅读外间学者所无法接触的许多内库藏书,成为他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中间包括著名的《永乐大典》本,也包括浙江巡抚所采进的全祖望、赵一清所校各本。本来,在校勘中利用前人的成果,这是由来已久的事,而且在全氏五校本和赵氏注释本中,卷首都开列参校书目,已经有了成例。可是戴震却没有这样做,而把他的一切成就都归之于外人无法窥见的大典本,又恐大典本日后为他人所见,竟至刮补其书以饰其非①。在其校勘按语中,除注笺本因众人皆知不得不指名外,其他各本一律混称“近刻”,而在《
水注》方城、《沘水注》芍陂、《施水注》成德、《羌水注》参狼谷、《渐江水注》固陵等五处各引归有光本以纠“近刻”之谬,而此五处其实均与全、赵本同。故学者以为戴所谓归有光本,亦是虚构以惑众②。王国维云:“凡此等学问上可忌可耻之事,东原胥为之而不顾”③,或许责人过甚,但是这等事作为后学的鉴戒,却是十分必要的。
戴震以后,在清代可以称得上郦学考据学派的学者,还有孙星衍、王先谦等人。特别是王先谦,他在三十余年之中,凡是舟车旅途,都以郦注相随,用功之勤,可以想见。他编纂合校本《水经注》一书,熔郦学各著名考据学派成果于一炉,以便后学,厥功甚伟。但是对于这个学派来说,在全、赵、戴三家勤勉治郦时已经达于鼎盛,此后就无法再和这个全盛时代相比了。
另外,自从清初以来,郦学研究中的另一个学派,即地理学派,已经逐渐酝酿成熟,在郦学界显露头角。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郦学研究中批判了考据学派和词章学派不务实际的流弊。他说:“朱郁仪《水经注笺》,毛举一二传写之误,无所发明。”又说:“今世读是书者,大抵钟伯敬(按即钟惺)其人,则简朴之诮,有所不辞尔。”他又从地理学角度,指出了郦注的不少错误:“以曹娥江为浦阳江,以姚江为大江之奇,分苕水出山阴,具区在余姚县,沔水至余姚入海,皆错误之大者。”④所以他撰写了《今水经》一卷,先列表简示全国水道,然后按北水(淮水以北)、南水(江水以南)的次序,简单地描述了全国的重要河川。
黄宗羲以外,清初其他地理学家如顾炎武、顾祖禹、胡渭、阎若璩等,在他们各自的地理著作如《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禹贡锥指》、《古文尚书疏证》等书中,都密切结合了《水经注》的研究。清初的另一地理学家兼郦学家刘献廷批评历来郦学研究的不切实用时说:“《水经注》千年以来无人能读,纵有读之而叹其佳者,亦只赏其词句,为游记诗赋中用耳。”①刘氏的好友黄仪,曾按郦注,每水各绘一图,并考证两岸支流,一并绘入图内。赵一清称誉此图“精细绝伦”②。黄仪的《水经注图》曾为胡渭撰述《禹贡锥指》所参考。这是见诸记载的第一种《水经注图》,可惜此图早已亡佚,于今无从知其内容。黄仪以后,学者在郦学研究中开始重视地图的绘制。董祐诚的《水经注图说》与汪士铎的《水经注图》均是其例。不过前者编绘未竣,只有《河水》、《汾水》等残稿四卷刊印问世,而后者则粗疏缺漏,无甚可取。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杨守敬与其门人熊会贞,在完成了郦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水经注疏》初稿的同时,编绘了《水经注图》一套。全图八册,采用古今对照,彩墨套印的形式,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刊行,这是郦学研究史上第一种比较完整的《水经注图》。杨、熊二人都是对地理学有精湛研究的学者,而《水经注疏》初稿的完成和《水经注图》的编绘,标志着郦学研究中的地理学派已经成熟。尽管长达一百多万字的《水经注疏》仍然包含着大量考据成果,杨、熊二人在校勘和注疏上也有重大贡献,但是郦学界已经开始发现,校勘和注疏并不是郦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正如陈运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荆州记序》(《麓山精舍丛书》)中所说的:“近世为《水经》之学者,又皆校正字句,无所发明。”尽管他批评考据学派的话,如说朱谋
“语焉不详”,说赵一清“尤觉妄诞”等,未免言之过激,但证实了这一时期地理学派在郦学界的兴起和发展。
①孟森:《商务影印永乐大典本水经已经戴东原刮补涂改弊端隐没不存记》,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1936年11月12日。
②孟森:《戴东原所谓归有光本水经注》,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1936年11月12日。
③《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观堂集林》卷一二。
④《今水经序》。
作为地理学派代表人物的杨守敬和熊会贞在郦学研究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杨于1915年去世,临终遗言:“《水经注疏》不刊,死不瞑目。”③熊会贞继承杨的研究工作,“暝写晨钞,二十余年如一日”④。熊于1936年逝世,在这以前,全书已基本定稿。当时曾录有抄本两部,这两部抄本,已先后于1955年和1971年由北京科学出版社和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后者由于其底本在熊去世前一直留在身边,朝夕校订,熊死后又由熊遗嘱委托李子魁整理近一年,所以远胜前者,拙作《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①已述其详。《水经注疏》当然也反映了大量的校勘和注疏成果,并且还辑入了不少遗文佚句。但是由于有早年刊行的《水经注图》与之相得益彰,因此,它不宜与其他考据学派的研究成果相提并论,而应该认为是地理学派的巨构。从此以后,郦学与地理学进一步密切结合,又充满了蓬勃的生机。
①《广阳杂记》卷四。
②《水经注释》卷首参见书目。
③刘禺生:《述杨氏水经注疏》,《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版。
④《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
下面,顺便对国外郦学家的郦学研究稍作论述。《水经注》不是一种一般的古籍,它包含着大量中国古代的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并且还有艰深的文字结构,因此,没有扎实的汉学基础的外国学者,是不容易进入郦学之门的。所以外国的郦学家,必然同时也是汉学家。清末民初,西欧汉学家,特别是法国汉学家,就是以他们在汉学上的卓越造诣而从事郦学研究的。他们对郦学的研究,涉及面较广,例如伯希和(Paul Pelliot)和费瑯(G. Ferrend)都考证过郦注的成书年代。②而沙畹(Edouard Chavannes)则在他主编的东方学杂志即1905年的《通报》中,用法文选译了《水经注》的少量卷帙。在郦学研究中,他们都做过一些考据工作。另外,他们都很重视《水经注》在地理学上的应用。例如伯希和,曾利用《温水注》的记载研究古代林邑国都城的所在,认为其地应在广南。马伯乐(H. Maspero)根据郦注研究六世纪初期林邑都城的位置,认为当在因陀罗补罗。鄂卢梭(L. Anuouseau)按郦注记载研究古代的区粟城和典冲城,并且确定了它们的地理位置。③近代的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认为《水经注》一书,是“极度广泛的地理描述”④。由此可知,西方学者的郦学研究,不管其采用什么方法和根据什么需要,他们的立足点都在地理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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