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郦学家的研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学者。日本的郦学研究具有优秀的传统，近年来，更为可观。例如，从1964年4月到1970年3月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曾经组织了一个《水经注疏》订补研究班，由著名郦学家森鹿三教授主持，对《河水》、《汝水》、《泗水》、《沂水》，《洙水》、《沔水》、《淮水》、《江水》等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获得了不少成果。①日本的某些高等学校，以关西大学为例，至今仍然开设有关《水经注》的专门课程。②
①《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一期。
②《交广印度两道考》、《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商务印书馆版。
③参见抽作《水经注记载的城市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1年第一辑。
④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1，p.259
日本郦学界拥有不少造诣很深的学者，1980年去世的森鹿三教授即是代表人物。他毕生从事于郦学研究，著述甚多。据日本郦学家船越昭生的分析③，森鹿三的郦学研究可分两个时期：1931—1950年为前期，1957年以后为后期。森鹿三在学术上是拥护戴震的，因此，他的前期以发表拥戴为主题兼及其他研究的论文为主；其后期由于《水经注疏》已在我国出版，此书对他甚有影响，所以是他对郦注进行润色整理、协调风格的集大成时期。森鹿三的代表作，即是1974年出版的《水经注(抄)》，这是在他主持下，由日本当代的几位出色郦学家日比野丈夫、日原利国、藤善真澄、胜村哲也诸氏共同翻译的日文译本。关于此书情况，我在拙作《评森鹿三主译水经注(抄)》④一文中已有评论，这里不再赘述。必须指出的是，这个译本具有图文结合的特色，这在历来的郦注版本中是别开生面的。译者在每一卷译文中，都把杨守敬《水经注图》的有关图幅列于篇内。在全书之末，又附有检视图一幅，用以在一幅现代的新式地图上，查阅此书每一卷描述的空间范围，使读者可以就检视图所示的范围，对照新式地图，弥补所附杨图的不足。除了地图以外，译本中还插入了若干地理照片，如兰州附近的黄河水车、黄河水利工程等等，具有强烈的区域地理色彩。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日本郦学家在郦学研究中的地理学观点。
以上大体说明了郦学研究中三个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首先是考据学派，这是郦学研究中的基础学派，它为不同学派的郦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水经注》一书，经过长期的辗转传抄，到了宋代，已经成为一部经注混淆、错漏缺佚的残籍，使人无法卒读。有赖于这个学派的出色研究，他们区分经注，纠谬补缺，收辑散佚，广加注疏，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原书的本来面目，而且由于注疏的精密详尽，大大方便了后学对此书的利用。自从明朱谋
以来，考据学派至清乾隆间而达于全盛，学者最多，著述最丰，在郦学研究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尽管古人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今后的郦学研究中，考据仍有必要。目前，在经、注文的校勘方面，各本都还存在不少缺憾。北京影印本《水经注疏》堪称精密，但与台北影印本相比，仅《渐江水注》一篇，就有上百处的错漏。①在注疏方面，森鹿三主译的《水经注(抄)》，仅《河水注》五卷，注释就达一千一百一十四条，②说明精益求精，事在人为。至于辑佚，潜力或许更大。考据学派是郦学研究中最古老的学派，可是并没有完成历史任务，再接再厉，还在后学。
①船越昭生：《森鹿三先生和水经注研究》，《地理》二六卷三期，1981年，东京古今书院出版。
②据关西大学藤善真澄教授1982年来信所述。
③船越昭生：《森鹿三先生和水经注研究》，《地理》二六卷三期，1981年，东京古今书院出版。
④《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四期。
另一个学派词章学派，按其性质是郦学研究中的欣赏学派。《水经注》虽然毫无疑问是一部地理著作，但是由于它在文学上的精深造诣，因此，对于此书词章上的欣赏，无论在陶冶人民性情，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以及培养后学的文学技巧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不少卷帙中郦注的写法采用游记体裁，从现代旅游业的观点来评价，古代的游记，特别是像《水经注》这样语言生动、范围广阔的游记，乃是宝贵的旅游资源。明曹学佺编纂《名胜志》，所引郦注不下数百条，说明此书的生动描述与旅游的密切关系。今后，随着人民文化生活的提高和旅游事业的发展，郦学研究中的这个学派，必然大有可为。
最后一个学派是地理学派，这是郦学研究中的实用学派。在郦学研究发展的过程中，它形成较晚，但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前途。因为《水经注》本身是一部地理著作，拥有丰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内容，它为我们在地理学研究上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从近年来我国历史地理学界的研究来看，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史念海教授根据《水经注》的记载，研究壶口瀑布位置的迁移，成功地推算了黄河这一河段溯源侵蚀的速度。③陈吉余教授根据《河水注》、《淄水注》、《濡水注》、《鲍丘水注》等资料，研究古代渤海海岸的变迁，也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④吴壮达教授根据《泿水注》研究古代广州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由于注文内关于“水坈陵”的记载而获得了古番禺最早居民聚落的所在。①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按地理学方向进行郦学研究，将有美好的前景。数百年来，郦学研究中的考据学派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已为地理学派的崛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同考据学派在乾隆年代盛极一时一样，今后，郦学研究中的这个古为今用的地理学派，也必然会出现一个全盛的局面。
①《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
②《评森鹿三主译水经注(抄)》。
③《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5页。
④《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五章，《历史时期的海岸变迁》，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原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六期
收入《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及《20世纪中国学术论文存》，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①《水经注的“水坈陵”问题》，《华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0年第二期。
民国以来研究《水经注》之总成绩
民国二十九年(1940)，前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汪辟疆在重庆《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第六十九至七十期(1.27—1.28)发表《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一文，这是郦学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1971年，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收藏于中国台湾“中央图书馆”的《水经注疏》的最后一种稿本，定名为《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并将汪氏此文置于卷首，台北中华书局在卷前写有《〈杨熊合撰水经注疏〉稿本提要》一篇，述及汪文云：“辟疆先生长文，泛论明清以来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而归结于杨熊书之精义入神，其于此籍之崎岖历尽，娓娓详尽，倘此文不作，至今无复余人能道，有关掌故，后世懵焉而已。”汪文的价值，于此可见。
《水经注》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初，但自唐以来，文人学士一直只是撷取其佳句妙语作为诗文之资，无人对此书进行深入研究。宋初以后，此书残佚，几濒沦亡。南宋时，金礼部郎中蔡珪作《补正水经》三卷，成为学者研究《水经注》的嚆矢。但蔡书随即亡佚，后继无人。此后，由于辗转传抄，经注混淆，错漏连篇，几至不能卒读。明代以后，学者才开始对这部残缺错乱的《水经注》进行整理和研究，如正德年间杨慎撰《水经补注》，又整理《水经》，归纳河川运行的所谓“八泽”①。而柳佥(大中)于正德年间用宋本校《水经注》，是明代的名本。其后黄省曾在嘉靖年间，吴琯在万历年间均刊行郦注，并都用宋本作过一番校勘。赵琦美(清常道人)于万历年间三校郦注，与正德柳大中本并称佳本。特别重要的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朱谋刊行的《水经注笺》，其书校勘细致，笺注精详，开创了郦学研究中的考据学派，曾被清顾炎武誉为“三百年来一部书”①。所以朱谋无疑是明代整理研究《水经注》的翘楚。
①杨慎《丹铅杂录》卷七：“曰出，曰过，曰迳，曰合，曰分，曰屈，曰注，曰入，此其八泽也。”
及至清季，《水经注》的研究风气大开，初期有孙潜的精心校勘，明代的柳大中、赵琦美二名本，赖孙氏在校勘中全部录入，才得免于亡佚。其后如顾炎武、阎若璩、黄仪、刘献廷、顾祖禹、胡渭、何焯、沈炳巽诸氏，均致力于郦学研究，他们有的留有郦注校本，如何焯校本、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等；有的在郦学研究的基础上撰成其他地学专著，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胡渭的《禹贡锥指》等等。到了乾隆年间，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大家先后兴起，《水经注》的整理研究，至此臻于鼎盛。经过此三家的精心校勘，区分经注，订正字句，《水经注》终于成为一部可读之书。此三家的校本，即全氏《七校水经注》，赵氏《水经注释》，戴氏武英殿本《水经注》，都是至今流传的佳本。此后王先谦于光绪年间集考据学派的成果，刊行《合校水经注》，也是清代名本。
自全、赵、戴三家以后，郦学研究中的考据学派已经基本完成了整理《水经注》的任务，此三家并包括明朱谋的成果，为晚清郦学地理学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杨守敬、熊会贞所开辟的郦学研究方向。他们先后刊行《水经注疏要删》、《水经注疏要删补遗》、《水经注疏要删续补》、《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②以及《水经注图》，而且在这种基础上着手编撰《水经注疏》。所以汪辟疆的长文，在总结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的掌故以后，又以很大的篇幅，议论了这部规模宏大的《水经注疏》。
汪氏撰述此文，至今已逾半个世纪，而且，由于汪氏事实上没有读到杨熊《水经注疏》的真本③，并不知道熊会贞在杨氏下世后的二十多年中，郦学思想已有极大的变化，在评论《水经注疏》时，杨熊二氏有必要分别对待。为此，我愿不自量力，继汪氏宏文之后，把自民国迄今八十余年来的《水经注》研究，作一番回顾和探讨。
①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六下。
②此书未刊，稿本由前国立编译馆收买。
③根据汪文，汪所见者是李子魁携到重庆的本子，李后来把这个本子中的开头三卷在湖北师范学院的《史地丛刊》发表，于是胡适就作了考证，在《熊会贞遗言》(《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一文中说：“不是《水经注疏》的真本，是他(按：指李子魁)把杨熊二公的四部《水经注疏要删》合并编纂而成的”。
这一时期《水经注》研究的首要成果是版本的搜集和整理，这是明清两代所望尘莫及的。明清郦学家对版本的见闻甚稀，当时交通不便，传递困难，纵然闻知版本之名，亦难得获致。而且由于郦学家多半孤军作战，即使偶然得一珍稀版本，所能见者亦仅一家而已。例如明柳大中抄宋本及赵琦美三校本，清初叶石君有此二本，孙潜校郦，于康熙六年(1667)从叶石君处借此二本，过录于其校本之上。以后此二本为小玲珑山馆所有，随即不知所终。则郦学家得见此二本者，唯孙潜一人而已。又如沈炳巽于雍正年间校郦，所校即今《四库珍本》的《水经注集释订讹》。沈氏在此书《凡例》中云：“是书宋本既不可得，今世所行，唯明嘉靖间黄氏刊本，其他如朱郁仪、钟伯敬及休宁吴氏诸本，亦仅或有之，余家所藏止黄氏一本。”《四库提要·史部·地理类》云：“炳巽作此书，凡历九年而成，丹铅矻矻，手自点定，初未见朱谋本，后求而得之。”说明像沈炳巽这样的书香门第，其所有者惟经注混淆、错漏连篇的黄省曾本一种，像注笺本这种至今尚不属稀见的本子，他当年竟要“后求而得之”，足见版本搜求的不易。
杨守敬是晚清著名的郦学家，但所见的郦注版本，却也十分有限。例如，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刊于光绪十八年(1892)，长沙与武昌相去不远，他却要到出书后的次年四月在梁节盦的宴会中才看到此书，竟如获至宝。①宣统三年(1911)，傅增湘在上海与他谈论郦学，他提及了以生平未见宋本为憾的话。②其实，他所未见的又何止宋本，熊会贞在《十三页》上写得很明白：“先生未见残宋本、大典本、明抄本，此书各卷凡说残宋、大典、明抄，不得属之先生。”正是由于杨守敬在版本上的见闻较稀，使他在郦学研究中发生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判断错误，以后给熊会贞造成了困难。③
①据光绪十九年(1893)四月十二日杨守敬致梁节盦书。
②傅增湘：《宋刊残本〈水经注〉书后》，《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卷三。
③参阅拙作《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及其〈水经注〉研究》。收入《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民国初年，在各方的搜求之下，《水经注》的珍稀版本陆续出现。最早获致的是宋本，系光绪、宣统年间故舍人吴县曹氏、宝应刘氏掇拾于大库废纸堆中，傅增湘于民国五年(1916)起收拾残卷，共得卷五末七页，又卷六至卷八、卷一六至卷一九、卷三四、卷三八至卷四〇，共十一卷有余。继此残宋本以后，原在大库的《永乐大典》本亦接踵而出，此书原装八册，前四册(卷一至二〇)为乌程蒋氏傅书堂所得，王国维于民国十一年(1922)已见之。后四册为北平李玄伯所得，以后此八册均归涵芬楼，商务印书馆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影印出版。此外又出现了明抄本，除了民国十二年(1923)由王国维所跋的海盐朱氏藏本以外，天津图书馆有明练湖书院抄本，北京图书馆又有何焯、顾广圻校明抄本。至于清代的珍稀版本则有天津图书馆所藏的全谢山五校抄本和陕西图书馆发现的沈钦韩《水经注疏证》稿本。这些版本的不断搜罗发现，对郦学研究当然大有裨益。
这一时期在版本搜集中成绩最为卓著的是胡适。据费海玑所云：“三十五年(按：1946年)胡先生回国，记者传出他研究《水经注》的话，于是上海的朋友纷纷把见过的《水经注》告诉他，北平的朋友亦然。于是全国的《水经注》都集中到他寓所，达三大橱之多。”①民国三十七年(1948)12月，为了庆祝北京大学建立五十周年纪念，胡适在北京大学举办了一次《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品中包括他自藏的和借自公私藏书的，计分：甲，宋刻本；乙，明抄宋本；丙，明刻本；丁，清代校刻朱谋笺本；戊，清朝早期重要版本；己，十八世纪四大家之一沈炳巽各本；庚，十八世纪四大家之二赵一清各本；辛，十八世纪四大家之三全祖望各本；壬，十八世纪四大家之四戴震各本。以上共九类，达四十一种，有胡适自作的《目录提要》。胡适举办的这次《水经注》版本展览，集郦学史上版本之大全，胡适无疑是历来搜集《水经注》版本最多的郦学家。
随着《水经注》版本在这一时期的广泛搜集和大量发现，学者对各种版本的研究也就同时获得了许多成果，为前代所不可比拟。王国维于民国十二年(1923)起开始对若干珍稀版本和流行版本进行校勘，并撰写《跋尾》，到民国十六年(1927)，一共写成了包括残宋本、大典本、明抄本在内的《水经注·跋尾》八篇，在郦学界有很大影响。郑德坤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撰成《〈水经注〉版本考》一文，把历代郦注版本，上起唐代，下至近时，或存或佚，或亲眼所见，或仅见书目，依次罗列，并作简评。此外，对历来郦注版本从事评论的，还有钟凤年的《评我所见的各本〈水经注〉》①及拙作《论〈水经注〉的版本》②等。
①费海玑：《胡适著作研究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
在版本研究中著述最丰的是胡适，他所撰有关郦注版本的文章，除了通论性的《〈水经注〉版本考》③和《〈水经注〉考》④以及罗列版本目录的《我的三柜〈水经注〉目录》⑤以外，专论某一种或数种版本的文章，据我对《胡适手稿》一至六集的约略统计，约有七十余篇之多。这个统计不包括与别人通信中论及有关版本的问题。胡适关于版本的论述，其中有不少创见，但也有不少错误的论断。有些错误如对全氏《水经注》的议论，后来已经由他自己撰文更正。所有这些，我在《胡适与〈水经注〉》⑥及《评〈胡适手稿〉》⑦诸文中已述其详。
《水经注》的各种影印本和排印本在这一时期空前增加。前面已经提及的《永乐大典》本的影印出版，当然是郦学版本史上的一件大事。与此同时，以殿本、合校本进行排印出版的有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和《国学基本丛书》本，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本以及世界书局的排印本等等，而杨熊《水经注疏》的影印出版，成为郦学版本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水经注疏》影印本先后出版了两种，第一种是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书名称为《水经注疏》；另一种是1971年台北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名称为《杨熊合撰水经注疏》。我在拙作《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⑧和《熊会贞郦学思想的发展》⑨等文中曾经论证过，北京本的底本在抄成以后就离开熊氏，未经熊氏校对，所以后来发现错误百出。台北本的底本抄成后一直留在熊氏身边，由他不断校改，所以不仅甚少错漏，而且内容比较符合熊氏在其亲笔《十三页》上所表达的郦学思想。
①《社会科学战线》1977年第二期。
②《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三辑。
③《胡适手稿》第四集上册。
④《胡适手稿》第六集下册。
⑤《胡适手稿》第四集中册。
⑥《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二辑。
⑦《中华文史论丛》1991年第四七辑。
⑧《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三辑。
⑨《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二辑。
这一时期在版本方面的另一重要成就，是把各种《水经注》版本进行点校排印，以便利读者。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王国维的《水经注校》即是其中之一。此本是王氏以朱谋《水经注笺》作底本，用残宋本、明抄本、孙潜本、袁寿阶手校本、大典本、黄省曾本、吴琯本对勘之本①，所以是郦学史上的名本。前面已经提及的《水经注疏》两种影印本，北京本由于底本不善，错误百出。台北本虽然称佳，但因海峡两岸当时消息阻隔，内地学者无从获致。段熙仲据北京本，花数年时间从事点校；我又据台北本对段校本进行复校，终于将北京、台北二本合二为一，由江苏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排印出版。该书卷首《编辑说明》指出：“故此铅排本就其学术价值言，可谓杨熊《水经注疏》最佳之本。”《编辑说明》是出版社写的，我是此书点校者之一，当然承受不起“最佳之本”的话。不过我在此书卷首所写《排印〈水经注疏〉的说明》中有一段话：“全书经过段老数年于兹的精心校勘，基本上消灭了其中的错漏，而我的补充校勘，除了继续修补了若干《注》文和《疏》文的错漏外，又把北京、台北两影印本糅合在一起。因此，在目前尚存的此书各种版本中，这个排印本或许称得上是除了熊氏的最后定稿本以外的最完整的《水经注疏》版本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熊氏最后定稿本失落的损失。”当然，尽管这种点校排印本是《水经注疏》最完整的版本，但是它并不是一种通行的版本，因为虽然把影印本改成排印本，但篇幅仍近四千页，分装三大册，而售价也仍然高昂。为此，另一种由我点校的武英殿本《水经注》于199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在拙作《论〈水经注〉的版本》中曾经指出：“殿本以后的不少版本，在疏证上当然比殿本更为详尽，但在校勘的成就方面，基本上都还是殿本的水平。”总的说来，殿本的优点是经注区分清楚，注文校勘正确，而注疏量很小，所以适宜于一般读者，是一种很理想的通行版本。此本出版以后，也曾获得了学术界的一些好评，山西大学教授师道刚在评论此本时，以《弘扬郦学进程的一座里程碑》①为题，备加赞扬。著名史学家杨向奎认为这种点校本“当然是现在通行最好的一种版本”②。
①此书卷首《标点说明》中说此书与聚珍本对勘，绝非事实，参阅拙作《关于〈水经注校〉》，《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
顺便还要提及，这一时期在《水经注》版本上的另外一项收获是此书日文译本《水经注(抄)》的成就。译本是在日本著名郦学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森鹿三的主持下，集合日本的数位郦学家合力译成的，于1974年由东京平凡社出版，虽然译本只包括《河水》、《洛水》等八卷，占全书的四分之一，但这是一部非常成功的译本，也是此书唯一的一部外文译本。对此书详情，我已在拙作《评森鹿三主译〈水经注(抄)〉》③一文中介绍。
除了版本以外，民国以来《水经注》研究的第二项成就是校勘的深入。关于郦注的校勘，明清两代的考据学派郦学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大体上恢复了郦注的原貌。当然，余留的问题还是不少，而这一时期的校勘成果，是在明清学者校勘基础上的继续深入。下面可以举一些例子。
卷三五《江水》经“又东北至江夏沙羡县西北，沔水从北来注之”注云：
通金女、大文、桃班三治，吴旧屯所，在荆州界尽此。
对于上列“三治”，历来无人能解。李鸿章在同治间为李兆洛《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作序说：“金女、大文、桃班、阳口、历口之类，皆不见于诸志……亦不能无疑也。”因为既然地名称“治”，看来不像个小地名，而历代地理志均不见，李鸿章对此有疑，却无法解决。《水经注疏》为这些地名作了正确的解释。在金女、大文、桃班下，杨守敬疏云：
《隋志》：江夏县有铁。《寰宇记》：冶唐山在江夏县南二十六里，《旧记》云：宋时依山作冶，故名。疑即注所指之治。
①《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一期。
②杨向奎：《读〈水经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一辑。
③《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四期。译载于日本关西大学出版《史泉》第五十七号，1982年12月。
杨守敬怀疑金女、大文、桃班三治，“治”字是“冶”字之误。这项校勘很有价值，但是尚非确据。后来在熊会贞的校勘中，才算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卷三五《江水》经“鄂县北”注云：
江津南入，历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兴、马头二治。
此处，熊会贞疏云：
《晋志》：武昌县有新兴、马头铁官。《唐志》：武昌有铁。《御览》八百三十三引《武昌记》：北济湖当是新兴冶塘湖，元嘉发水冶。……《一统志》：新兴冶在大冶县南。
熊疏由于找到了新兴冶的确切依据，可以充分证明金女、大文、桃班、新兴、马头五处，各本郦注中的“治”字，均应改作“冶”字。
卷一八《渭水》经“又东过武功县北”注云：
渭水又东，温泉水注之，水出太一山，其水沸涌如汤，杜彦达曰：可治百病，世清则疾愈，世浊则无验。
对于这一温泉的记载，目前能见的郦注各本均同。但温泉疗疾竟与“世清”、“世浊”拉扯在一起，实在牵强附会。在这方面，康熙《陇州志》所引郦注为深入校勘提供了极好的依据。《陇州志》卷一《方兴·温泉》引《水经注》云：
然水清则愈，浊则无验。
由此可知，现存各本的“世清”、“世浊”，乃是“水清”、“水浊”的音讹。
还可以再举一个有关温泉的校勘例子，卷三八《溱水》经“东至曲江安聂邑东屈，西南流”注云：
又与云水合，水出县北汤泉，泉源沸涌，浩气云浮，以腥物投
之，俄顷即热。
这里的“俄顷即热”，在大典本、黄省曾本、吴琯本、何焯校明抄本、王国维校明抄本、注释本、注疏本等之中，原作“俄顷即熟”，但注笺本作“俄顷即热”，殿本因之。“热”和“熟”虽然一字之差，但以之描述水温，差距却是很大的。要判断此二字的正误，对此进行深入的校勘，当然必须寻求依据。按：《太平御览》卷七一《地部三六·温泉》引《幽明录》云：
始兴灵水，源有汤泉，每至霜雪，见其上蒸气高数十丈，生物投之，须臾便熟。
《幽明录》是南朝宋刘义庆所编的志怪小说，郦注所引，其实正是此书，而此文最后两句是“生物投之，须臾便熟”。据此，则不仅“热”字是“熟”字之误可以判定，而“腥物”是“生物”的音讹，也可一并勘正。
民国以来，许多郦学家对《水经注》的继续深入校勘都有所贡献，而王国维在这方面尤为独到，他在《颍水注》中，对“旧颍州治”一句，把诸本皆作“颍州”的“颍”，按明抄本勘正为“预州”的“预”(“预”是“豫”的别字)。又在《渐江水注》中，“入山采薪”一句，诸本皆作“薪”，而王氏按残宋本将此句勘定为“入山采旅”，“薪”字是后人对“旅”字的擅改。这些都是王氏深入校勘的杰出例子，我在拙作《王国维与〈水经注〉》①一文中已述其详。没有深厚的功底，不经周密的思考，是得不到这样的校勘成就的。
另外一位郦学家岑仲勉在其所著《〈水经注〉卷一笺校》②中，对郦注卷一《河水》的校勘也极精深，兹举两例如下：
经“屈从其东南流，入渤海”注云：“恒水又东迳罽宾饶夷城”。岑云：
①《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二辑。
②《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罽”下诸本皆有“宾”字，《水经注疏要删补遗》谓戴于“罽”下增“宾”字，似不自戴始。按：《法显传》只作“罽饶夷”(彝)，即今之kanauj，盖后人因涉罽宾而误也。
又注文“彼日浮图尽坏，条王弥更修治一浮图，私诃条王送物助成”。岑笺作：“彼日浮图尽坏，条三弥更修治一浮图，私诃条王进物助成。”岑云：
“三”原讹“王”，据《御览》八一二引支僧载《外国事》，条三弥乃斯诃条国大富长者之名。《外国事》又云：私(原误和)诃条国在大海之中，地方二万里。
此外还有不少郦学家如孟森、胡适、钟凤年、杨联
、段熙仲、吴天任等，都对郦注继续有所校勘订正。当然，在这些校勘之中，有的可以肯定误在各本郦注；有的则谁是谁非尚可斟酌；有的则郦注不误，误在校勘者。如胡适对卷一六《穀水》经“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注内“凫没鸾举”一句，原句不误，而他的校勘则牵强附会。①所以，总的说来，民国以来的郦学家，在《水经注》的继续校勘中，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对于所有这些校勘成果，必须区别对待。
民国以来研究《水经注》的第三项重要成就是对于《水经注》记载的各种资料的整理。这种郦学研究工作，在前代郦学家中，除了明杨慎有《水经注碑录》一种外，绝无其他例子。不过应该指出，这项研究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是乾隆以来郦注佳本的出现。在明代的那种经注混淆、错漏连篇的版本中，要系统地整理郦注的各种资料，这是不可想象的。下面表列的，是民国以来整理《水经注》资料的主要成果。
①参阅拙作《读〈水经注〉札记之三》，载香港《明报月刊》1990年10月号。
除了上表所列的对《水经注》全书的各种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以外，近年来又有学者对郦注资料进行了分省、分河段的整理研究。例如谢鸿喜所著《〈水经注〉山西资料辑释》①，即是把郦注记载的在今山西省境内的河流如黄河、汾河、桑干河等，按《水经注》卷篇做出辑录和解释。杨世灿、熊茂洽合著的《水经注三峡补注》②，则是节录《水经注疏》三峡段诸卷，包括卷三三、三四《江水》，卷三二《沮水·漳水》，卷三七《夷水》等篇，再详加注释。最近，该书作者之一、熊会贞的孙子熊茂洽，曾从湖北专程赶到杭州，与我商谈，他们还准备就《水经注疏》有关长江各篇，整理资料，作一次补注。《水经注》研究的这种发展趋势，是令人高兴的。
民国以来《水经注》研究的第四项成就是地理研究的加强。我在拙作《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③一文中，曾对地理学派作过一点说明：“在郦学研究发展的过程中，它形成较晚，但却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远大的前途。因为《水经注》本身是一部地理著作，拥有丰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内容，它为我们在地理学研究上提供了充分的资料。”在现代郦学研究中，假使忽视了郦学界的这种发展趋势，就会造成错误，《辞海》在《水经注疏》条中所出现的错误，其原因即在此。
《辞海》(1979年初版以来，各版均同)“水经注疏”条云：
因未经审校，错别字及脱漏之处甚多，如《涪水》漏抄郦注本文竟达九十多字。
《水经注疏》北京本错漏连篇，前面已经述及，《辞海》所说甚是。但后半句说《涪水》漏抄九十多字的话，却是《辞海》自己的错误。《辞海》作者认为《水经注疏》漏抄的郦注本文，所指就是“迳涪县西，王莽之统睦矣。臧宫进破涪城，斩公孙恢于涪，自此水上。县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银矿，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银。潺水历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东南迳绵竹县北，臧宫溯涪至平阳，公孙述将王元降，遂拔绵竹。涪水又东南”共九十一字。这条释文的作者，由于没有考究这一带的山川地理，而只拿殿本或合校本之类的郦注与之对照，一旦发现“涪水出广汉属国刚氐道徼外，东南流”之下，少了上列九十一字，就立刻断言这九十一字被杨熊或他们的助手所漏抄。其实，只要他能够对照一下地图，或稍稍耐心一点，再往下读几段，就会发现，这九十一个字原来未曾少去一个，只是次序前后，被地理学派的熊会贞重新安排过了。熊会贞在“臧宫溯涪至平阳，公孙述将王元降，遂拔绵竹”句下按云：“朱‘徼外’句下，按‘东南流迳涪’云云，至‘遂拔绵竹’，下接‘涪水又东南流与建始水合’，至‘迳江油、广汉者也’。全戴赵同。准以地望，建始水在上，江油在下，涪县又在下，何能先迳涪县而后会建始水而迳江油也？明有错简。‘东南流’三字，当接‘与建始水合’至‘迳江油、广汉者也’，又移‘与建始水合’上‘涪水又东南’五字于其下，乃接‘迳涪县西’至‘遂拔绵竹’方合。”说明从清代到民国，《水经注》的校勘，已经从一般文字训诂上的校勘发展到地理学的校勘。《辞海》作者由于在这方面的认识停步不前，因而造成这种自误而诬人的大错。
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②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③《历史研究》1983年第六期。
近年来，我国学者以《水经注》的记载为依据，进行历史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的研究，成就卓著，例子不胜枚举。例如史念海根据卷四《河水注》研究壶口瀑布位置的迁移，成功地推算出黄河这一河段的溯源侵蚀速度。①陈吉馀根据《河水注》、《濡水注》、《鲍丘水注》、《淄水注》等资料，研究古代渤海海岸的变迁，也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②。吴壮达根据《泿水注》研究古代广州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由于注文内有关于“水坈陵”的记载，从而查获了古代番禺的最早聚落所在③。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按地理学方向进行郦学研究，将为郦学研究创造出一个新的鼎盛局面。
为了鼓吹郦学研究朝地理学方向发展，我曾于1964年发表《〈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与地理学方法》④一文，从此，我整理《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把属于自然地理学的地貌、水文地理、伏流、瀑布、湖泊、温泉、峡谷、植物、动物、热带地理、自然灾害等方面，属于人文地理学的行政区划、城市、内河航行、道路、水利工程、农田、工业、兵要、桥梁、津渡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撰成专文，收入拙著《水经注研究》①。
①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
②《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第五章，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③吴壮达：《水经注的“水坈陵”问题》，《华南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0年第二期。
④《杭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4年第二期。
在《水经注》与地理学的关系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地图。郦道元在卷首序言中说到：“今寻图访颐者，极聆州域之说。”又说：“川渠隐显，书图自负。”说明郦氏在注文撰述时是有地图作为依据的。这就是杨守敬在《水经注图·自序》中所说的：“郦氏据图以为书。”历代学者绘制《水经注图》的甚多，从南宋程大昌的《禹贡山川地理图》起，清黄仪、董祐诚、汪士铎等，都曾尝试《水经注图》的编绘。但这些地图，或存或佚，其绘制方法，都是旧式的示意图，没有计量价值。民国以前的所有《水经注图》中，当然以杨守敬、熊会贞绘制的为最佳。不过此图以胡林翼于同治二年(1863)在湖北刊印的《大清一统舆图》为底，有经线而无纬线，仍以老法把图面分成两块，每方五十里至八十里，计量的准确性不大，按今天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
民国以后继续绘制《水经注图》的是郑德坤，他的编绘经过，见其1984年所撰的《重编水经注总图·跋》一文中：
图稿完成于1933年夏，当时因篇幅宏巨，制版印刷繁复，又逢日军紧逼平津，余亦应聘回厦门大学执教，该图由哈燕社(按：即哈佛燕京学社)保存。不意抗战军兴，举国动荡，绵延十余载，其后哈燕社撤销解散，图稿已不知下落。幸当时绘图员张颐年君因余将离京，特复制总图一纸以赠，藉为合作纪念。②
郑氏上文所说的这幅《总图》，几经周折，现在已折附于吴天任《郦学研究史》卷末，名为《郑德坤重编水经注图(总图部分)》。其图系以民国时代的全国地图作底，绘上《水经注》记载的河流，经文与注文记载牴牾的，则经注所记俱绘，如“经潜水”、“注潜水”、“经淹水”、“注淹水”等，正图以外，并有附图《西域图》、《禹贡图》、《越南图》三幅。郑氏此图由于用具备经纬网格的新式地图作底，在计量价值上当然超过杨熊旧图，可惜除总图幸存外，其余均已亡佚，这当然是郦学研究中的一种损失。
①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②吴天任纂辑：《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下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84年版。
总的说来，民国以来的《水经注》研究，在地理学方面的收获非前代所能比拟，但在《水经注图》的绘制方面却显得薄弱，直到今天，还没有一种可以取代杨熊《水经注图》的著作。为此，我曾撰有《新编出版〈水经注图〉刍议》①一文，呼吁郦学界“参照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形式和方法”，编绘一套《水经注图》，以供目前的急需，因为郦学研究中地理学派的迅速发展与《水经注图》编绘的相对落后，已经成为一种亟待解决的矛盾。后者必须迎头赶上。
民国以来《水经注》研究的最后一项成就是郦学史和郦学家的研究。这个课题，前代几乎也是空白，是最近数十年中所开创的郦学研究的新领域，至今已经取得了卓著的成果，而寓居香港的郦学家在这方面尤多贡献。
在郦学史的研究方面，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上下二册②，上册为郑德坤所纂辑，收入上起晋郭璞、下至熊会贞的《水经注》研究史料七十七项。下册为吴天任所纂辑，篇幅数倍于上册，收入清代、民国及晚近郦学家四十余人的《水经注》研究史料一百六十余项。继此书之后，吴天任又有《郦学研究史》③一书的撰述，此书上起《水经》的成书与郦道元为《水经》作注的动机和背景，接着以若干章节论述《水经注》的丰富内容，又分章议论唐以前以至近代的郦学研究，其最后四章的标题分别为：《近四十年中国大陆〈水经注〉研究之进展》、《近四十年台湾香港等地之〈水经注〉研究》、《外国学者之〈水经注〉研究》、《今后〈水经注〉研究之新方向》。所以全书可称详今明古，甚有裨于郦学史的研究。此外，本文开头提出的汪辟疆所撰《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一文，也是这一时期郦学史研究的巨著。
在郦学家研究方面，对于郦道元本人，《魏书·郦道元传》只有三百零九字，而《北史·郦道元序》也只有六百一十二字，包括全录《魏书》在内。如此一部名著的作者而传记寥寥，当然令人引为莫大遗憾。而近年来所见到的有关郦氏生平文章，大多是其出生年代、遇难地点考证等枝节问题。我曾于1987年撰《郦道元与〈水经注〉》①一书，尝试从郦注内寻索郦氏业绩。最后又完成了《郦道元评传》②一书，或许稍可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①《地图》1986年第二期。
②台北艺文印书馆1984年版。
③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年出版。
对于历代郦学家的研究，吴天任所撰《杨惺吾先生年谱》③堪称巨构。吴氏撰述此书，费时三十载，对杨氏经历，包括言论、著作、往来函札以及公事家务，可谓巨细不遗。其尤可贵者，《年谱》记载不以杨氏去世而终，而以“先生卒后若干年”的体例，赓续记载郦学大事，直至“先生卒后五十六年(1971)”，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杨熊合撰水经注疏》为止。此外，对于其他著名郦学家如全、赵、戴以及王国维、胡适、钟凤年、郑德坤、吴天任，我都已有专文发表。我并撰有《历代郦学家治郦传略》④一篇，把历代郦学家(包括外国郦学家)一百二十六人的治郦业绩，作了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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