②N.B.Thapa，D.P.Thapa，Geography of Nepal.Orient Longmans Ltd.，1969，Culcutta，p.96：“The art of making stupas or pagoda style may be traced to the third celltury which later to Indi‐a，China and South East Asia during the Seventh century.”
《水经注》记塔的第三个特点是记载十分细致，材料非常翔实。这当然并不是在每一座塔的记载上都花费许多篇幅，但对于当时的重要名塔，郦注都没有轻易放过。卷十三《
水》经“水出雁门阴馆县东北过代郡桑乾县南”注中所记载的北魏旧都平城的永宁七级浮图即是其例。注云：“又南迳永宁七级浮图西，其制甚妙，工在寡双。”①虽然对这座塔的记载仅仅是“其制甚妙，工在寡双”八个字，但这八个字确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并不是文人的夸张之辞。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所记：“天安二年……其岁高祖诞载，于时永宁寺，构七级浮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按天安二年即刘宋泰始三年(467)，比北魏以后所建的名塔即洛阳永宁寺九层浮图还早三十年，此塔落成时，国内名塔屈指可数，则“工在寡双”实非过誉。而且对于这座北魏早期的名塔，郦注在卷十六《穀水》经“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注中，又通过与洛阳永宁寺九层浮图对比，再一次记载了此塔的建筑结构。注文说洛阳永宁寺九层浮图的建筑是“取法代都七级而又高广之”。这里所说的“代都七级”，即《水注》中的平城永宁七级浮图。既然这座显赫一时、名闻遐迩的永宁寺九层浮图，比之平城永宁七级浮图，只是塔身高度和塔体广度的差别，则永宁七级浮图在建筑上的宏伟富丽是可以想见了。
在《水经注》记载的中外三十多处塔之中，建筑最宏伟的当然是洛阳永宁寺九层浮图。《穀水注》云：
水西有永宁寺，熙平中始创也，作九层浮图，浮图下基方十四丈，自金露槃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级而又高广之，虽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灵图，未有若斯之构，按《释法显行传》，西国有爵离浮图，其高与此相状，东都西域，俱为庄妙矣。
永宁寺九层浮图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它被近代建筑学界称为我国佛教建筑黄金时代中寺塔建筑的代表作①，在我国建筑史上的地位于此可见。而郦道元本人有幸亲睹其成，因此，郦注对于此塔的记载，是后世流传的唯一目击记载，确是值得珍贵的。所以尽管以后有些著作对此塔的记载在某些方面比郦注详细，但是除了郦道元以外，毕竟没有一个作者能记下亲眼目睹的资料。因为永宁寺在北魏永熙三年(534)就付之一炬②，其存在时间还不到二十年。《洛阳伽蓝记》对于永宁寺及其浮图的记载，内容确实相当详细③，杨衒之本人也是个当代人物，大概也见过此塔，但当他记载此塔的时候，洛阳已经破败，寺塔早已荡然无存了④。因此，郦注有关永宁寺九层浮图的记载，无疑是现存有关这个寺塔的最权威的资料。关于这方面，现代考古学的发掘结果，完全可以证明郦注记载的价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中说到：
①《名胜志》，山西，卷五，大同府，朔州，引《水经注》作：“工致寡双”。
永宁寺九层浮图塔基位于寺院正中，今残存高大夯土台基，残高约八米左右，塔基平面呈方形，分三层而上，顶上两层在今地面上屹立可见。底层夯基近方形，东西约一百零一米，南北约九十八米，基高约二点一米，中层夯基面积小，呈正方形，东西、南北各长五十米，高约三点六米；顶层台基系用土坯垒砌，呈正方形，面积约有十米见方，残高二点二米。这与《水经注》所载永宁寺“浮图下基方十四丈”面积相近。⑤
从上述考古学发掘的结果，郦注记载的永宁寺九层浮图的资料价值，已经可以充分证明，无须赘述了。
①孙宗文：《中国历代宗教建筑艺术的鸟瞰》，《中国建筑》1934年四月号，第39—40页。
②《通鉴》卷一五六，梁纪十二，武帝中大通元年：“魏永宁浮图灾，观者皆哭，声振城阙”。
③《洛阳伽蓝记》卷一：“永宁寺，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千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徵，是以营建过度也。刹上行金宝瓶容二十五石，宝瓶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铎，复有铁
四道，引刹向浮图，四角锁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浮图有九级，角角皆悬金铎，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铎。浮图有四面，面有三户大牕，户皆朱漆。扉上有五行金钉，合有五千四百枚，复有金钚铺首。殚土木之功，穷造形之巧，佛事精妙，不可思议，绣柱金铺，骇人心目。至于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
④《洛阳伽蓝记》序：“武定五年，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精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案：武定五年为公元547年。
⑤《考古》1973年第四期。
值得提及的是，郦注记载永宁寺九层浮图的方法，除了描述此浮图的本身外，还采用了与其他浮图对比的方法。郦氏与之对比的平城永宁七级浮图，上面已经说过，这里毋庸再述，而郦氏与之对比的另一座浮图，乃是号称西域第一的弗楼沙国罽腻伽王所建造的爵离浮图。郦注说：“西国有爵离浮图，其高与此相状，东都西域，俱为庄妙矣。”从这里可见，这两座浮图在建筑规模上是旗鼓相当的。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从记载爵离浮图的资料，进一步推知永宁寺九层浮图的建筑规模。北魏以前，中国人目睹爵离浮图而又留下记载的资料有两种，一种是晋释法显所记载的：
高四十余丈，众宝校
，凡所经见塔庙，壮丽威严，都无此比。①
另一种是北魏释宋云的记载：
塔内物事，悉是金玉，千变万化，难得而称，旭日开始，则金盘晃朗；微风渐发，则宝铎和鸣，西域浮图，最为第一。
拿上述两种爵离浮图的目击记载，和《水经注》及《洛阳伽蓝记》等记载永宁寺九层浮图的资料对比，说明这两座浮图在外观宏伟、结构精巧、装饰富丽等方面确是不相上下的。值得推究的是这两座浮图的高度之比究竟如何。既然郦注说“其高与此相状”，则两塔高度应该相去不远，但是由于各种记载中计算塔高的标准不同，因此数字有很大出入。就爵离浮图说，除了上述《法显传》所说的四十余丈外，还有其他多种数字资料，把这些资料进行排列对比，大体可以确定，这座浮图的高度，包括塔基和塔顶附属物在内，约为八十丈②，而永宁寺九层浮图的高度，今本郦注所说的“自金露槃下至地四十九丈”，也是没有包括塔基和塔顶附属物的。《洛阳伽蓝记》卷一说：“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这个数字看来是可靠的，因为《方舆纪要》所引《水经注》实有“高百丈，最为壮丽”之语①足见“高百丈”是郦注原有的记载，由于殿本等脱佚了这句注文，才造成差异，而其实《水经注》与《伽蓝记》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这样看来，永宁寺九层浮图的高度，竟比当时西域第一的爵离浮图还高出二十丈。我们从郦注记载的洛阳永宁寺九层浮图的宏伟建筑中，又一次看到我们古代建筑技术的精湛和伟大。
①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第88页。
②有关爵离浮图的高度，尚有下列记载：《慈恩寺传》卷二：“高四百尺，基周一里半，高一百五十尺”。《法苑珠林》卷五一，敬塔篇：“上有铁桭高三百尺，金盘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元魏灵太后胡氏，奉信情深，遣沙门道生等赍大幡长七百余尺，往彼挂之，脚才着地”。《北史》卷七九，西域，小月氏国：“其城东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
《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①《方舆纪要》卷四八，河南三，河南府，洛阳县，永宁寺，引《水经注》。
郦道元生平考
中国从公元四世纪初期起，开始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混乱，这场混乱，牵涉到庞大集团的人群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上的深刻变异。假使我们把十五世纪以后的一段时间中，人们对于新航路和新大陆的探索称为“地理大发现”，那么，从四世纪初期直到六世纪后期之间的这种发生在中国境内的巨大人群所经历的地理变异应该被称为“地理大交流”。
早在战国时期，在这方面具有远见的汉族领袖如赵武灵王和秦始皇等，似乎都已经预见到这种事态的发生。但他们花了惊人代价所修建起来的所谓万里长城，终于没有抵挡住开始于四世纪初期的这场巨变。大群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个部落接着一个部落地跨过这道“死骸相支柱”①的长城，相继进入中原。他们放弃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而定居到这片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从事农业活动。历史对人们往往是一种揶揄，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断然决定：“胡服骑射以教百姓”②；但事隔八个世纪，北魏君主元宏于公元494年正式下诏：“禁士民胡服”③。这恐怕不是赵武灵王和战国时代的其他汉族领袖们所能逆料的。
同样，原来居住在这个地区的汉族，也就被迫大批南迁，放弃了他们世代定居的这片干燥坦荡的小麦杂粮区，迁移到低洼潮湿的江南稻作区。因此，不论在中国的北方或南方，数量巨大的人群，都面临着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在这场地理大交流中，直接参加交流的人们，新、旧地理环境构成了他们现实生活和思想上的强烈对比，空前地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和丰富了他们的地理知识。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参加交流的人们，他们有的是留恋故土，宁愿冒恶劣的处境而安土重迁，有的则是直接参加交流者的后代，这些人尽管没有地理大交流的实践经验，但他们同样从他们的亲属和父老那里，获得关于他们的故土和新领地的地理知识。
①《水经注》卷一《河水》经“屈东过九原县南”注引杨泉《物理论》：“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铺，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
②《通鉴》卷三，周纪三，赧王八年。
③《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明帝建武元年。
地理大交流的结果是大批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的出现。和中国早期的地理学家及地理著作不同，早期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穆天子传》等，作者虽然都有一定的资料基础，但其间也包括大量的假设和想象。这类早期的地理学家，在实践经验方面，显然是相当薄弱的。现在，规模巨大的地理大交流为许多地理学家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因此，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不仅在地理资料上能左右逢源，而且他们之间，多数都直接、间接地参与了这场地理大交流，他们的作品中反映了大量的实践成果，这是前代的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所无法比拟的。
早在西晋末年，荀绰就撰写了《九州记》①，比他稍晚的乐资，则撰写了《九州志》②。接着，王隐在东晋初年又撰写了《晋地道记》③。这些在当时都属于全国地理著作。从此以后，北方和南方的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风起云涌，美不胜收。在北方，阚骃的《十三州志》④，佚名的《大魏诸州记》⑤，陆恭之的《后魏舆地图风土记》⑥等等，不胜枚举；在南方，刘宋的何承天和徐爰，各自都撰写了《州郡志》⑦。此外如齐刘澄之的《永初山水记》⑧，梁吴均的《十二州记》⑨，陈顾野王的《舆地志》⑩等，也都是全国地理著作。除了全国地理著作以外，还有为数更多的区域地理著作，他们就是通常所称的“六朝地志”，绝大部分都是东晋及其以后的著作。正是这一大批地理学家和地理著作，标志着这个地理大交流时代的时代特色。
①(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卷二著录。
②(清)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卷二著录。
③王隐《晋书》中的一篇。《郑堂读书记补逸》著录。
④《隋书·经籍志》著录。
⑤《隋书·经籍志》著录。
⑥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著录。
⑦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著录。
⑧《隋书·经籍志》著录。
⑨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著录。
⑩《隋书·经籍志》著录。
在整个地理大交流时代中，在所有这些知识丰富的地理学家中，最最杰出的，无疑是北魏的郦道元，而他所撰写的名著《水经注》，正是这个时代的一切地理著作中登峰造极的作品。它不仅是地理大交流的丰硕成果，而且也是我国地理学史上的一颗光辉夺目的明珠。
郦道元(字善长)是北魏人。北魏是鲜卑族中姓拓跋的一支所建，所以称为拓跋魏。这个部落原来活动于今东北大兴安岭一带。以后逐渐向西南扩展，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以北)，东晋隆安二年(398)，又从盛乐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在此建都近百年，逐渐从一个游牧部落汉化为农耕民族，国力开始强大，并于太和十八年(494)把首都南迁到洛阳，尊孔重儒，力行汉族体制，废弃“拓跋”胡姓而改用汉姓“元”。从此称为元魏，是南北朝对峙历史中，北朝领土最广和国势最盛的时期，郦道元正在此时进入仕途，这对他毕生思想经历，都有重要的影响。
郦道元生于何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他是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家乡叫做郦亭，也称郦村，他在《水经·巨马水注》中对他的家乡有明白的记载：
巨马水又东，郦亭沟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沟水于
县东，东南流历紫渊东。余六世祖乐浪府君自涿之先贤乡爰宅其阴，西带巨川，东翼兹水，枝流津通，缠络墟圃，匪直田园之瞻可怀信为游神之胜处也。
在他的笔下，充满了对家乡的美好描述和热爱。清孙承泽在其著作《春明梦余录》卷六四说：“郦亭在涿州南二十里，为郦道元故居。”说明直到清代，郦亭这个小村的地理位置还是明确的。因为《北史·郦道元传》把他误作“范阳涿鹿人”(《魏书·郦道元传》只称“范阳人也”)，所以直到现在，有些书刊仍然以讹传讹，把他的家乡从今拒马河流域搬到远隔重山的桑乾河流域去①。
郦道元的家族是一个世代仕宦的家族，他的曾祖郦绍，在鲜卑族的另一支姓慕容的部落所建的后燕任濮阳太守，当拓跋氏南征时，他以郡迎降，北魏任他以兖州监军的官职。祖父郦嵩，曾任北魏天水太守，郦道元的父亲郦范，是北魏的一个显要官员，他曾任青州刺史，尚书右丞，再次出任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其爵位从男爵、子爵、侯爵直至公爵，真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当时，北魏正是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拓跋焘和拓跋宏(元宏)先后在位的时候，他们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变夷为夏，励精图治，举朝振奋，志在征服南朝，一统中国，正是这个时候，郦道元从童年、青年而进入仕途。
郦道元自幼就随着他父亲任官而奔走四方。《水经·巨洋水注》中记载了他童年时代随父在青州的情况：
余总角之年，侍节东州，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筍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小东有一湖，佳饶鲜筍，匪直芳齐芍药，实亦洁并飞鳞，其水东北流入巨洋，谓之熏冶泉。
以上这段文字，是他描述临朐县熏冶泉一带的美丽景色，这当然是在他父亲第一次出任青州刺史的时候，由于“总角”一词泛指童年，并无确切的数量概念，所以无法由此推算他的出生年代，历来不少撰述，都曾希冀通过这一段文字推测郦道元的生年，其实都并不可靠。这段文字对我们的启发，主要是：第一，他是自幼随父于任所的，因此，他所受的教育是一种正统的世代书香官宦门第的教育，特别是在这段时期中，正是北魏国运昌盛，欣欣向荣，积极准备一统全国的时候。第二，他是一个热爱乡土、热爱自然的人，《巨洋水注》中描述他童年游息的青州熏冶泉水一带的自然风景，正和《巨马水注》中描写他的家乡涿州郦亭沟水一样，都是十分优美的，这里就可以看出他对乡土的无比热爱。
①如《中国文学家辞典》第一分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和《文学家手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
太和十八年(494)是北魏孝文帝元宏从平城迁都到洛阳的这一年，正是这一年，郦道元开始进入仕途。他在卷三《河水注》中记及此事：“余以太和十八年从高祖北巡。”既然从帝北巡，当然就不是一个普通庶民。这在同卷另一处得到证实：“余以太和中为尚书郎，从高祖北巡。”说明这一年他是以尚书郎这个初级官职从帝北巡的。尽管官职低微，但却能入选随帝，当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与他的家族和本人，都有密切的关系。从家族来说，他父亲当时已位列公爵，以平东将军的头衔，出任青州刺史，这个家族正受到王室的高度信任。从他本人来说，当时正是年轻英俊、意气风发的时候，而元宏这位雄心勃勃的君主，所要提拔任用的，恰恰就是这一类人物。《河水注》记载这一次北巡到达今阴山一带。因为自从元魏汉化以后，它在北疆的主要敌人就是柔然族(东胡族的一支)。北魏在今潮白河上游到黄河河套一带设置“六镇”，主要就是为了防止柔然的入侵。太和十八年的北巡，关系十分重要，因为元魏在这一年把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首都从此远离北疆，更有必要使北疆巩固。特别重要的是元宏已经决心南征，南征以前加固后方，这是势所必然。郦道元入仕之初，就幸逢这一次重要的随帝北巡，这对于他的扩大眼界、增进知识、充实思想，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不久，郦道元的父亲去世，他继承父亲的爵位，被朝廷封为永宁伯，并先后担任太尉掾、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颍川太守、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黄门侍郎、侍中兼摄行台尚书、御史中尉等官职，最后在关右大使任上遇害，朝廷追分他为吏部尚书、冀州刺史。
由于元魏国势的变迁和他的性格等种种原因，郦道元的仕途虽然也节节上升，但是却说不上坦荡，而从他的思想和抱负来说，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元魏国势的衰落。元宏在迁都洛阳后，随即就集合大军，浩荡南下，但不幸的是在太和二十三年(499)，竟在进军途中病死于谷塘源，朝廷从此就后继无人。军事的失利，内政的腐败，相继而来，每况愈下，终至不可收拾。六世纪初期，从正始四年(507)，在淮水与南梁的一次战争惨遭败北起，接着是熙平元年(516)颟顸淫泆的胡太后临朝，国运已经不可挽回，南征统一，断乎不再可能，而北疆六镇，又频频告急，面临着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郦道元虽然明知大势已去，但却仍秉着他严格、公正、一丝不苟的性格，在历任要职中鞠躬尽瘁。他在永平年代(508—511)任鲁阳太守之时，正是淮水之战惨败以后；而他在延昌四年(515)任东荆州刺史之时，随即就遇到孝明帝元诩去世胡太后临朝的变故，国势糜烂，日甚一日，但他却不顾时世艰危和个人得失，秉用“威猛为治”①的方法，使“蛮服威名，不敢为寇”②。他同时也重视从文化上改变这些落后地区的面貌，“表立黉序，崇劝学校”③。到了孝昌年间，由于南梁遣将北扰，而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又在彭城反叛。郦道元受朝廷的派遣，指挥了这次平叛的军事行动。他不畏权豪，为政清正。所以《北史》称他“道元素有威猛之称，权豪始颇殚之”。《魏书》和《北史》都记载的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就是他弹劾皇叔汝南王元悦的事。司州牧汝南王元悦，是孝文帝元宏的儿子，他嬖幸小人邱念台，作恶多端，道元不殚皇叔权威，把邱念台逮捕入狱，汝南王元悦请他的母亲胡太后下敕赦免，于是郦道元就揭发汝南王的奸恶而加以弹劾。其不避艰危，于此可见。而最后也因此受到汝南王元悦、城阳王元徽等一批王亲国戚的忌害，派他为关右大使，让他到已露反状的雍州刺史萧宝夤处，借叛臣萧宝夤以加害于他。而置个人利害于度外的郦道元，终于在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附近)为萧的叛军所包围。郦道元和他的弟弟道峻及其二子均遭杀害。
像郦道元这样一个耿介正直、执法不阿的忠贞之士，在魏收所撰的《魏书》中，竟受到无端的诽谤。《魏书》把他列入《酷吏传》，关于这方面，清赵一清在《水经注释》中按云：“道元正身行己，自有本末，不幸生于乱世，而大节无亏。即其执法严峻，亦由拓跋朝淫污阘冗，救敝扶衰使然，何至列之《酷吏传》耶？恐素与魏收嫌怨，才名相轧故耶。知入论世，必有取于余言也。”赵一清的评论无疑是公正的。《魏书》最后又说：“然兄弟不能笃睦，时论薄之。”对此，赵一清在《北史》抄录《魏书》此语下按云：“此亦仍《魏书》之旧而未经裁削者，观其有从死之弟，则非不能笃睦可知。”既然有弟愿意跟随他作这次冒险的旅行而终至同死，则“兄弟不能笃睦”的话，显然是有意的诽谤。
对于郦道元的著作，《魏书》和《北史》记载相同：“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但除了《水经注》四十卷以外，其他著作在《隋书·经籍志》中就不见著录。说明均在郦道元死后随即亡佚，唯《水经注》独存人间，这是一部彪炳千秋的伟大作品，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而且郦道元毕生的思想抱负，也都凝结在这部著作之中，因此，今天我们研究郦道元的生平事迹，这部三十余万字的不朽名著，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显然绝非寥寥三百零九字的《魏书本传》和六百十二字的《北史本传》(包括全文抄录《魏书本传》的三百零九字在内)可以相比，对此书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虽然时隔一千四百多年，但郦道元的音容气质，仕宦业绩，似乎还历历如在。
①《北史·郦道元传》。
②《北史·郦道元传》。
③《北史·郦道元传》。
郦道元为什么要撰写《水经注》？他在原序中说：“余少无寻山之趣，长违问津之性。”说明撰写此书，并不是他早年的夙愿。但他后来之所以全力投入此书的撰写，是必然有他的动机的。他在原序又说到：“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的确，本文在开始就已经提及，在公元四世纪初开始的地理大交流以后，人们对于我国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知识，较之前代大为丰富，因此，具有像郦道元这样渊博的地理知识的学者，对前代的地理著作感到不满，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仅仅是这个原因，就使他下决心撰写这样一部巨著，恐怕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郦道元是个北方人，他一生足迹未涉南部。当他出生之日，南北分裂，已经超过一个半世纪，但他却要撰写这样一部地理书，基本上以西汉王朝的疆域作为他的叙述范围，局部甚至涉及域外。另外，他撰写此书，从其内容看，显然并不如他在原序中所说，是为了古代的地理书过于简略，缺乏旁通。因为他除了补充古代地理书特别是《水经》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上的不足之处以外，他还花了很大的篇幅描写各地的自然风景，这也就是清刘继庄所说的：“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言只字，妙绝古今”①。他所描述的祖国各地的自然风景，有的是他童年时代居住过的地方，如上面已经提及的《巨马水注》和《巨洋水注》中的例子，这当然是他十分熟悉的。有的则是他毕生足迹未到之地，如《江水注》中的三峡，《渐江水注》中的灵隐山等地。但在他的笔下，这些地方的自然风景，都能表现得如此优美细致，栩栩如生。在《水经注》以前的一切地理著作中描写祖国各地的自然风景的，实在凤毛麟角，但郦道元却在这方面如此殚精竭虑，逾格重视，这只能说明他是如何地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一个生来就从未见到过统一的祖国的人，而却要以历史上一个伟大王朝的疆域作为他的写作范围，这也只能说明他是如何地向往着一个统一的祖国。在南北朝这样一个国家分裂、山河破碎、战争频仍、人民流离的时代里，郦道元却能写出这样一部把当时这个支离破碎的国家融合成为一体的巨著，而又以如此美好的描述，歌颂祖国各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由此可以说明，《水经注》是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著作，而郦道元则是一位值得崇敬的爱国主义者。
①《广阳杂记》卷四。
当然，郦道元之能够成为一个向往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他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版图广大的王朝的概念，当然是从他的广泛阅读和父辈的教育中得到的。但他之所以向往这样一个广大而统一的祖国的再次出现，却很可能是受了那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元宏的影响。前面已经提及，元宏是有决心要统一中国的，郦氏一门是他所器重的家族，因此，他必然会把他的这种抱负告诉他们。当太和年代，正是元宏从各方面进行准备，决心要实现他统一全国的计划之时，就在这个时候，郦道元踏入仕途，而且成为君主的近臣，他满怀壮志，认为南北统一、版图广大的祖国不久就会出现，却没有料到元宏的中道崩殂，也没有料到国势就从此一蹶不振。他眼看祖国统一无日，而锦绣山河支离破碎。就是从这段时期开始，他潜心于《水经注》的撰写，通过著述以表达他热爱祖国河山和渴望祖国统一的胸怀。
《水经注》一书成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但它是郦道元后期的作品，却是没有疑问的。贺昌群在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卷首的《说明》中，认为此书成于延昌、正光之间，岑仲勉在《水经注卷一笺校》①中认为此书成于延昌、孝昌之间，日人森鹿三认为此书成于延昌、神龟到正光五年(524)的十年之中①。按《水经注》记载中出现的最后一个年代是延昌四年(515)，而郦道元被害于孝昌三年(527)，说明他潜心撰写此书，正是胡太后临朝，朝政腐败至于不可挽回之时。郦道元运用他长期以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所积累的丰富知识，撰述这样一部巨著，将他的全部爱国主义感情倾注在这样一部著作之中，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文化遗产。
①《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郦道元撰写《水经注》的工作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广泛地占有资料；另一方面是勤勉地野外考察。他占有资料的工作是令人叹服的。《魏书》和《北史》所说的“历览奇书”，大概就是指此。《水经注》的内容遍及全国甚至域外，他尽其可能，搜集了所有这些地区的一切地理、历史、文学、碑碣、方言、民谣等资料，经过仔细地整理分析以后，作为他撰述的基本内容。全书列名的文献达四百七十七种②，金石碑碣达三百五十七种③。在当时，所有资料的获得依靠传抄，则此书在这方面的巨大工作量可以想见。《水经注》所引用的古代文献、金石等资料，在以后大量亡佚，依靠此书的摘引，才保留了它们的吉光片羽。仅仅从这一点说，此书的贡献也是值得称道的。除了文献资料以外，郦道元非常重视野外考察工作，正如他在原序中所说的：“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途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用野外考察的成果充实他的著述，无论在驻地任所，舟车旅途，他都到处留意当地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现象，细心观察，深入研究，然后载入他的著作之中。《水经注》全书在许多卷篇之中，都有他野外考察的记录。郦道元在他的著述之中对野外考察工作的高度重视，至今仍然是地理工作者值得学习的榜样。由于当时中国南北分裂，他的足迹未到南方，因而在南方河流的记载中常见谬误，尽管对于这部杰出的著作来说，这些都是瑕不掩瑜的，但却也充分说明了野外考察工作对于一部地理著作的重要意义。
前面已经提到，在历史记载中，有关郦道元的生平经历特别是思想观点确实凤毛麟角，但是，在《水经注》这部巨著中，却相当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观点。从全书来看，他最主要的思想，即是前已述及的南北统一，恢复一个版图广大的中华帝国的愿望。在早期，对于这个愿望的实现，他是满怀信心的，因为与南朝的篡夺频仍，政治腐败相比，他有幸生在这样一个励精图治、雄才大略的明君统治的朝廷中，早在拓跋焘在位的时期，北魏已经浩浩荡荡地进军到达从今南京到镇江一带的长江北岸，并在瓜步(今六合县以南的长江北岸)起行宫，正平元年(451)春正月，拓跋焘大会群臣于江上，南朝为之丧胆，屈膝求和，拓跋焘才引军北还。①现在，元宏已经迁都到洛阳，国势比拓跋焘时期更为强盛，因此，在他思想上出现一个版图可与西汉王朝相比的统一王朝，这是很自然的事。在事与愿违以后，他又把祖国一统的思想，倾注在他的著述之中。所以《水经注》的内容以西汉王朝的版图为基础，这绝不是偶然的。有人认为《水经注》叙述的空间范围是由《水经》决定的，这话其实不对，因为选《水经》作注，乃是郦道元的决定，是他的祖国一统思想的反映。何况《水经》简列河川源流，并不包罗西汉版图，例如朱崖、儋耳二郡(今海南岛)，因与《水经》所述河流无涉，并不载入《水经》，但郦道元却以之附入于《温水注》的记载之中，而且写得非常详细：
①[日]船越昭生：《森鹿三先生和水经注研究》，《地理》二十六卷三期，东京古今书院1981年版。
②参见拙作《水经注文献录·序》，《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三期。
③参见拙作《水经注金石录·序》，《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四期。
朱崖、儋耳二郡，与交州俱开，皆汉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板之外，对合浦徐闻县，清朗无风之日，遥望朱崖州，如囷廪大，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日一夜而至，周回二千余里，径度八百里，人民可十万余家，皆殊种异类，被发雕身，而女多姣好，白晰长发、美鬓，犬羊相聚，不服德教。
一个足迹绝未南下的北人，对于这两个在遥远的南方大海中的、建置短暂的西汉属郡，竟叙述得如此详细，这只能说明他是如何地心怀祖国河山。在当时的政治上，南朝是北魏的敌方，兵戎连年，形势紧张，前面已述及在元宏死后，北魏曾于正始四年(507)在淮水被南梁火攻，魏兵溺毙，淮水为之不流，梁军尾随痛歼，使魏军遭受伏尸四十里，被擒五万人的惨败②。但在《水经注》对南方各地的叙述中，却丝毫看不到存在什么敌意，在郦道元的笔下，不论是南方或北方，祖国的历史文化，人物掌故，都是那样地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而祖国的河川山岳，田园草木，都是那样地秀美多姿，引人入胜。在全部《水经注》中，我们自始至终都可以体会到郦道元所倾注的这种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思想。
①《魏书·世祖记》。
②《通鉴》卷一四六，梁纪二，武帝天监六年。
从《水经注》反映的郦道元思想的另一方面，是他对自然界特别是河湖水体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郦道元撰《水经注》，河川水道当然是此书的纲目，但河川涉及一切自然地理事物，因此，他对整个自然界，都有过深入研究，经过反复思考。从而在他的思想上形成了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基本概念。这种概念在全部注文中反映得最多和最明确的，当然是他对河湖水体的认识，他在原序中开宗明义，引用了《玄中记》的话：“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载地，高下无所不至，万物无所不润”。这其实就是他对于自然界的水体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中国自古流传禹治洪水的故事，在全注中对此有大量的记载。洪水是一种可怕的自然力量，他对这种自然力量可以带给人类的巨大破坏力，是有充分认识的。因而在注文中记载了许多河川历史上所发生的危害人类的水灾。卷二十四《瓠子河》经“瓠子河出东郡濮阳县北河”注中，他还借用了汉武帝《瓠子歌》的文字：“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卷六《浍水》经“浍水出河东绛县东浍交东高山”注中，他又引《史记》所载：“智伯率韩魏引水灌晋阳，不没者三版。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国，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安邑，绛水可以浸平阳。”在全部注文中，这种在战争中以水代兵，漂淹城邑的记载，真是不胜枚举。尽管他对河湖水体对于人类的潜在破坏力量非常清楚，并且十分重视，但是，他却是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的力量完全可以制服和利用水体。卷十二《巨马水》经“又东南过容城县北”注中，他有一句至理名言：“水德含和，变通在我”。这就明白地指出，在人类与水的关系中，人类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注文凡是涉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时，他总要搜罗资料，来表达他的这种思想。在卷二《河水》经“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注中，有一段关于这方面的绘声绘色的记载：
敦煌索励，字彦仪，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兵各千，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昌堤，励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励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
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
在同条经文下，还记载了驻守疏勒城的戊己校尉耿恭在被匈奴包围的、水源断绝的围城中的几句话：
昔贰师拔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今汉德神明，岂有穷哉。
耿恭的豪言壮语果然不虚，其结果是：
水泉奔出，众称万岁，乃扬水示之，虏以为神，遂即引去。
上述注文中“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的话，在卷五《河水》经“又东北过卫县南，又东北过濮阳县北，瓠子河出焉”注中有较详的记载：
粤在汉世，河决金堤，涿郡王尊，自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决坏，尊躬率民吏，投沈白马，祈水神河伯，亲执圭璧，请身填堤，庐居其上，民吏皆走，尊立不动，而水波齐足而止，公私壮其勇节。
像上述这样一类人与水的关系，简直都和神话一样，但是作者正是利用这些传奇故事，表达了他人定胜天的思想观点。当然，在全部注文之中，这样的神话毕竟是少数，更多的篇幅是记载了人类利用水体、改造水体的实实在在的事迹，诸如《河水注》的金堤、八激堤，《浊漳水注》的漳水十二墱，《鲍丘水注》的车箱渠，《穀水注》的千金堰、九龙堰，《沮水注》的郑渠，《沔水注》的大江堤，《比水注》和《肥水注》的芍陂，《江水注》的都安大堰，《渐江水注》的长湖等等，真是不胜枚举，卷十六《沮水》经“沮水出北地直路县，东过冯翊祋祤县北，东入于洛”注中记载郑渠的工程效益说：
渠成而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皆每一钟，关中沃野，无复凶年。
卷三十三《江水》经“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东南过其县北”注中记载的岷江都安大堰说：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
《水经注》记载的人与水的关系，大部分都和上述《沮水注》及《江水注》的例子相似。这就是郦道元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这种思想使《水经注》一书生气蓬勃，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郦道元的思想从《水经注》中反映出来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对许多落后的旧事物、旧制度所持的反对态度。这中间，他对我国古代流行的祸国殃民的厚葬制度的深恶痛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在注文中记载了不少古代帝王将相的穷奢极欲的陵墓，在详细描述以后，他必然要痛加鞭挞。例如卷十九《渭水》经“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注中记载的秦始皇陵，注文说：
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冢圹于丽戎之山。……斩山凿石，下锢三泉，以铜为槨，旁行周围三十余里，上画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银为四渎、百川、五岳、九州，具地理之势。宫观百官，奇器珍宝，充满其中。令匠作机弩，有所穿近，辄射之。以人鱼膏为灯烛，采其不灭者久之。后宫无子者，皆使殉葬甚众。坟高五丈，周回五里余，作者七十万人，积年方成。而周章百万之师已至其下，乃使章邯领作者以御难，弗能禁。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
同卷又记载了汉成帝建造陵墓的经过：
汉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为初陵，以为非吉，于霸曲亭南更营之。……永始元年，诏以昌陵卑下，不可为万岁居，其罢陵作令吏民返，故徒将作大匠解方年敦煌。《关中记》曰：昌陵在霸城东二十里，取土东山，与粟同价，所费巨万，积年无成。
上列两段文字，实在就是郦道元对这种万恶的厚葬制度的无情揭发和愤怒控诉。卷二十九《湍水》经“湍水出郦县北芬山，南流过其县东，又南过冠军县东”注中，作者还以讽刺的笔法，揶揄了这种罪恶制度。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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