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水篇》笺校
——兼考中国古籍记载的朝鲜河川
引言
朝鲜半岛三面濒海,所以富于河川。中国古籍对该地河川常有记载,但其中讹谬不少。有的一水数名,有的数水一名,颇难一一考实。中国古籍最早记载朝鲜半岛河川的是《山海经》,以后如《汉书·地理志》、各正史《地理志》、《东夷传》及与朝鲜有关的人物列传至于清《读史方舆纪要》等等,记及的朝鲜河川古名超过二十(与今名相同的如汉江、大同江或大通江、鸭绿江或鸭渌水等不计),在这些记载中,有的各篇之中彼此矛盾,有的一篇之内大相径庭。《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云:“又有小水貊,句骊作国,依大小而居;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骊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水小貊。”由于边陲遥远,语言不同,地名纷繁,考实为难,所以在正史之中,因为无法辨定河川本名,不得已用“大水”、“小水”名之。则中国古籍记载这个地区河川地名的错杂附会自属难免。
中国古代记载河川的典籍以撰于三国时代的《水经》及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最为著,而且至今基本完整。《唐六典》①云:“桑钦②《水经》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郦善长注《水经》,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①在《水经》记载的上百条河川和《水经注》记载的上千条河川之中,涉及朝鲜的仅有
水一条,编入卷一四,文字十分简单,《水经》述
水仅有十八字,《水经注》述
水也仅二百三十六字,而且内容含糊,引起后世的许多争议。包括
水本身在当今朝鲜半岛为何水,也尚无确切结论。昔年岑仲勉先生撰《〈水经注〉卷一笺校》②,对西陲河川(包括今印度次大陆)的自然和人文多所订正发明,载誉学术界。我也不自量力,试对《
水篇》作一番初步笺校,汇录前人说法,并提出一些浅薄见解,用以抛砖引玉,供学术界参考和指正。此外,由于《
水篇》与岑仲勉先生笺校的卷一《河水篇》不同,卷一《河水篇》是个长篇,该篇之中,西陲河川几已无所不包,但《
水篇》是个短篇,全篇所述的东陲河川仅
水一川,所以在笺校此水之际,把中国古籍记及的今朝鲜半岛其他河川也稍作考证。
①《唐六典》卷七《工部·水部郎中》注。
②郦道元作注之《水经》是三国时人所撰,非桑钦《水经》,此是《唐六典》之误。
《
水篇》经文
水出乐浪镂方县,东南过临
县,东入于海。
水在中国古籍中首见于《史记·朝鲜列传》:“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
水。”杨守敬《王险城考》③云:“
水,今大同江也。”《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幽州刺史部图》(图二七至二八,又六一至六二)以今清川江为
水。《辞海》“
水”条云:“古水名,所指因时而异。《史记·朝鲜列传》:‘东走出塞,渡
水。’此
水在今朝鲜平壤之北,当即今之清川江;但也有说是今大同江或鸭绿江的。《三国史记》载,高句丽广开土王‘阵于水之上’。此
水在古百济国北部,或谓即今礼成江,一说是临津江。《隋书·高丽传》:都平壤城,‘南涯
水’。此
水在平壤之南,即今之大同江。”《东北历史地理》④第一卷第三篇《前汉时期东北地区的民族分布与行政建置》三“
水”下云:“关于
水为今何水,自来有多说。一说为今鸭绿江,但此水汉时已称马訾水,不能又称为
水。另一说为清川江,《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①力主此说。且列举四点理由。其一,为‘秦时王险城即今平壤地区,是箕氏朝鲜的政治中心,秦障塞不可能修在今大同江南岸’。但据《史记·朝鲜列传》载:‘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蕃、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
水为界,属燕。……满亡命……而东走出塞,渡
①《困学纪闻》卷一○《地理》:“《水经》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王应麟按:“今本《水经》所列仅一百一十六水。”
②原载1933年《圣心》(广州)第二期。收入于《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③杨守敬:《晦明轩稿》上册。
④孙进已、王绵原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索引》按《地理志》‘乐浪有云障’。都证明燕时已在
水以南的朝鲜筑障塞,秦属辽东外徼。所谓‘秦故空地上下障’,也表明了秦时有两道障塞,一道是到遂城的秦长城,这大约是所谓上障;一道是到朝鲜的云障,应即所谓下障。因此,史籍已明确记载,秦筑的障塞已到大同江南岸。从而认为
水为清川江的理由不能成立。其二,认为‘汉使涉河不会在未渡今大同江以前即刺杀朝鲜裨王长’。按《史记·朝鲜列传》载:‘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诱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
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从这记载我们看不出涉何在未渡大同江前不能刺杀朝鲜裨王长的必然性。其三,‘如
水即今大同江,左将军在破
水上军以后,就无须继续前进绕到王险城下’。据《汉书·朝鲜传》:‘左将军破
水上军,乃至城下,围其西北。’则
水正应为今大同江,故破
水上军,即能前至城下。若
水为清川江,则距城尚甚远,不可以‘乃至城下’。其理由之四,为‘右渠之子不渡子,走了一段路才返折王险,从而谓为引归,否则引归二字殊嫌调费’。此理由也难成立,这一段的长短文中并未记载。而且如
水为清川江,则右渠之子须先渡大同江,再渡
水,文中均不见反映,似离王险城即渡
水,也反证了
水应为今大同江。总之,
水于两汉为清川江,汉以后始为大同江之说,颇难成立。并且汉以前既称清川江为
水,汉以后又改称原称列水之大同江为
水,其理又安在?也史无前例。故不取
水为清川江说,而定
水为大同江。
水既定为大同江,则此县当正乐浪郡(今平壤西南土城里)之东北,大同江南流段之西。”
乐浪镂方县见《汉书·地理志》:“乐浪郡,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开……县二十五。”《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幽州刺史部图》(图二十七至二十八)置乐浪郡及朝鲜县于列水(今大同江)南岸。《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云:“据《汉书·地理志》,朝鲜县为乐浪郡首县,当为郡治所在。……因此,大致可以将此县的位置定于
水(今大同江)东,列水(今载宁江)北。从考古发现看,在今平壤大同江西南一里外之土城洞,发现了一座汉代古城址,周围共发现汉代古坟一千四百座,曾发现‘乐浪太守章’、‘朝鲜右尉’等封泥,及前汉的钱币、铜器,已为学者肯定为乐浪郡治。此城正位于大同江东、载宁江北,朝鲜县当即在此。”
①复旦大学1979年铅印本。
镂方县为乐浪郡二十五县之一。《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幽州刺史部图》(图二十七至二十八)置此县于今朝鲜平安南道阳德附近。
东南过临
县。
“过”字下,注
本①、注释本②、七校本③等均有“于”字,殿本④删“于”字,以为衍文,注疏本⑤从殿本。杨守敬云:“《通鉴》汉武帝开封二年注引此,‘过’下无‘于’字。”
临
县,学者颇有争议。注释本赵一清云:“《两汉志》、《晋志》、《魏志》、《隋五代志》俱无临
县,未知从何得名?此卷中之大可疑者。”注疏本杨守敬云:“《水经》三国时人作,临
县当是曹魏所置,旋废,故郦氏注亦不详临
。”按:杨说虽无确据,但《水经》县名不见于正史者,除临
外,尚有牛渚(《沔水篇》)与金兰(《〈禹贡〉山水泽地所在篇》),《水经注》县名不见于正史者则有金兰(《决水篇》)、牛渚、姑孰(均见《沔水篇》)、沌阳(《江水篇》)、护龙(《沫水篇》)、渫阳(《灃水篇》)、豫宁(《赣水篇》)等。又《晋书·陶侃传》云侃曾为枞阳令,但《地理志》无枞阳县,一史之中,牴牾尚且如此,故《水经》经注所见郡县而不见于正史者,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经注附会,均应视作正史之疏缺。详见拙作《〈水经注〉记载的行政区划》⑥一文。《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第三编云:“
水县当临
于
水,故或称临
县。”这种推测纯系文字揣摩,古今均乏此例,不足为凭。
①朱谋
:《水经注笺》。
②赵一清:《水经注释》。
③全祖望:《七校水经注》。
④戴震:《武英殿聚珍本水经注》。
⑤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今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及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本。本文所引据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排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⑥《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东入海”一句有明显错误。《汉书·地理志·乐浪郡·
水》下云:“水西至增地入海。”《史记·朝鲜列传》:“至
水为界。”《正义》引《地理志》:“
水出辽东塞外,西南至乐浪县,西入海。”①所叙均正确无误。但许慎《说文解字》卷一一上《水部·
水下》云:“水出乐浪镂方,东入海。从水,贝声,一曰出
水。”《水经》本《说文》,随《说文》而误。其所以致误之由,因中原大水如江、淮、河、济,均西东流向,东入海。而不知朝鲜半岛地形,东有摩天岭山脉、狼林山脉、大白山脉等之阻,境内大水均东西流向,西入海。《说文》与《水经》作者,既未经实地考察,又无可靠地图,以中原况东陲,以有此误。
《
水篇》注文
许慎云:
水出镂方,东入海。一曰
水县。
已见经文考证。
水县,汉乐浪郡二十五县之一。
《十三州志》曰:
水县在乐浪东北,镂方县在郡东。
《十三州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作十卷,《旧唐书》作十三卷,《新唐书》作十四卷。书已佚,辑本收入《知服斋丛书》第二集、《关中丛书》第一集、《汉唐地理书抄》、《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丛书集成》初编等。《二酉堂丛书》辑本张澍云:“后魏敦煌阚骃阴撰《十三州志》……颜师古《汉地理志注》多引之。其言曰:‘中古以来,说地理者多矣,或解释经典,或纂述方志,竞为新异,妄有穿凿,安处附会,颇失真实,今并不录,独有取于阚氏,不可知其书之精审。所惜散佚不传,书征引者亦复寥寥,余搜集传注,都为一卷,断珪碎璧,弥觉可珍云。’”阚骃,字玄阴,北魏敦煌人,《魏书》、《北史》均有传。
水县,既曰是
水所出,今
水尚有大同江与清川江二说,但二江均东北、西南流向,故“在乐浪东北”之说不误。
镂方县,已见经文考证。
①《史记正义》所引《地理志》不同于《汉书·地理志》。按:《汉书·地理志》曾引及桑钦六处,但未言何书。而《水经注》所引则明言桑钦《地理志》,故《正义》所引是桑钦书。但因此书早已亡佚,无可核实。
盖出其县南迳镂方也。
“南”,注笺本作“而”,注释本、殿本、注疏本作“南”。
昔燕人卫满自
水西至朝鲜。
注笺本引谢耳伯云,宋水缺以上十二字。“西”,注笺本作“而”,注释本据孙潜校本改“西”,殿本、注疏本均从注释本。
燕人卫满事,见《史记·朝鲜列传》:“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索隐》:“按《汉书》,满,燕人,姓卫,击破朝鲜王而自王之。”
朝鲜,故箕子国也。
注疏本熊会贞引《尚书·大传》:“武王胜殷,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因而以朝鲜封。”
箕子教民以义,田织信厚,约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礼俗。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下云:“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
战国时,满乃王之,都王险城,地方数千里。
《史记·朝鲜列传》云:“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蕃、朝鲜,为置吏,筑障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
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
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投属真蕃、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汉书·地理志》所记略同。据《史记》、《汉书》,则满称王应在秦末汉初,不应在战国时。王险城,《史记·地理列传》:“郡王险。”《集解》:“徐广曰:昌黎有险渎县也。”《索隐》:“韦昭云:古邑名,应劭注《地理志》云,辽东有险渎县,朝鲜王旧都。瓒云:‘王险城在乐浪郡
水之东也。’”按:《史记》、《汉书》均言“渡
水”,则辽东险渎之说属于无稽。
《后汉书·东夷传·东沃沮》下“在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注:“其山在今平壤城西。平壤,即王险城也。”自《后汉书注》以后,学者多以王险城为平壤。《辞海》“王险城”条云:“公元前二世纪古朝鲜的都城,在今朝鲜平壤市。”《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亦从此说。但杨守敬以此说为非,其所撰《王险城考》①云:“《史》、《汉》并言朝鲜王满都王险。《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昌黎有险渎也。《索隐》引韦昭云古邑名,应劭注《汉志》云,辽东险渎县,朝鲜王旧都,依水险,故曰险渎。臣瓒曰:王险在乐浪郡
水之东,此是险渎也。师古曰:瓒说是。按:险渎在昌黎则在辽水之西,而《史记》明云渡
水居秦故空地,则应劭、徐广说诚非也。臣瓒说在
水之东者,必其城当
水东南流曲处,故不言南而言东,言东则不在
水北可知矣。而《水经注》言王满都王险城,今高丽之国都,城在
水之阳,是以平壤城当王险城矣。故《括地志》云,平壤城即王险城,古朝鲜也。《后汉书》注王险城即平壤以后,则无不为典据者。余读《史记》、《汉书》朝鲜传而知王险在
水之南,平壤城非王险城也。其证有四:
水今大同江也,平壤城在大同江之北,而《史》、《汉》并言满渡
水都王险。证一也。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海至列口,左将军荀彘出辽东,是汉以楼船由水道攻其南,左将军由陆路攻其北,楼船先至王险,军败遁山中,进退皆不言渡
水。左将军击朝鲜
水西军,是荀彘与朝鲜战,尚在
水之西,未能至王险城。证二也。右渠愿降,遣太子入谢。方渡
水,太子疑左军诈,杀之,遂不渡
水,复引归。证三也。武帝灭朝鲜,定为四郡。而乐浪郡治仍名朝鲜,其因王险故城可知。自朝鲜灭后,高丽始都丸都城(丸都在鸭绿江东北),至三国时为母邱俭所破,王奔南沃沮,魏兵退,始移都平壤(见《朝鲜史略》)。其时乐浪、带方皆为魏属郡,不容高丽以丧败之余,夺其乐浪郡治也。是平壤城非王险城审矣。至隋唐,高丽并都平壤,魏王章怀不考,遂以卫满之王险城合而为一,误矣。”
至其孙右渠。汉武帝元封二年,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讨右渠,遂灭之。
汉武帝讨右渠事,见《汉书·朝鲜传》。
若
水东流,无渡
之理。
按:《汉书·朝鲜传》:“今见信节请服降,遣太子入谢,献马五千匹及馈军粮,人众万余,方渡
水。使者及左将军疑其为变,谓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将军诈之,遂不复渡
水。”因《汉书》有两个“渡
水”之文,故郦氏云:“若
水东流,无渡
之理。”郦氏已见《汉书·地理志》“西至增地入海”及《地理志》(疑桑钦作)“西南至乐浪县,西入海”之文,故知《水经》“东入于海”为讹,遂以此驳之。
①杨守敬:《晦明轩稿》上册。
其地今高句丽之国治,余访蕃使,言城在
水之阳。
按:指北魏与高句丽相处甚洽。据《魏书·高句丽传》:“世祖(按: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钊(按:指高句丽国君)曾孙琏始遣使者安东,表贡方物,并请国讳。世祖嘉其诚款,诏下帝系名讳于其国。遣员外散骑侍郎李敖拜琏为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郎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敖至其所居平壤城,访其方事……迄于武定末,其贡使无岁不至。”由于高句丽“贡使无岁不至”,故郦氏“余访蕃使”无法查实何年。惟蕃使所言“城在
水之阳”一语,可为平壤在
水北岸之确证,亦可为
水即今大同江之确证。郦氏撰述《水经注》,其方法从实地查勘、稽核地图、引征文献以至访问外国使节,可谓尽其所能,深得地理著述之要领。《水经注》一书之所以载誉古今中外,殊非无因。
其水西流迳故乐浪朝鲜县,即乐浪郡治,汉武帝置。
《汉书·地理志·乐浪郡》:“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开。”
而西北流。
按:平壤市区以西,北起牡丹台,经万寿台(海拔六十一米)、苍光山(海拔四十九米),其西南又有大宝山(海拔三百七十二米)。故即使在古代,其水亦不可能西北流。“而西北流”恐为“而西南流”之误。
故《地理志》曰:
水西至增地县入海。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幽州刺史部图》(图二○至二十八)以清川江为
水,置增地县于今新安州。杨守敬《历代地理沿革总图·前汉地理志图》置增地于龙冈西、三和北。《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第三编认为杨图不讹。
又汉兴,以朝鲜为速,循辽东故塞至
水为界。
按:此是《汉书·朝鲜传》语。“循”,《汉书》作“修”,注疏本从《汉书》。
考之今古,于事差谬,盖经误证也。
按:全篇中郦氏正《经》之误者有二:《经》云“
水出乐浪镂方县”,《注》云“‘’出其县南迳镂方也”;又《经》云“东入于海”,《注》云“若
水东流,无渡
之理”。
中国古籍所载朝鲜河川简考
中国古籍最早记及朝鲜河川的是《山海经》,《海内北经》云:“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注:“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带方,带方有列口县。”对于这条列水,《汉书·地理志·乐浪郡·吞列县》下记载较详:“分黎山,列水所出,西至粘蝉入海,行八百二十里。”早于《汉书》的《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①(按:即扬子《方言》)一书中,此“列水”作“洌水”。此书现存十三卷,除卷一、九、十、十二、十三、十五卷外,其余八卷均记入此书。各卷中,有作“朝鲜洌水”、“北燕朝鲜洌水”、“燕之外郊朝鲜洌水”等。列水当今何水,历来说法纷纭。《方舆纪要》引《通鉴》胡注:“列口,列水入海之口也。”又云:“列口城亦在王京西南。”则《经要》明以列水为当今之汉江。杨守敬《历代地理沿革总图·前汉地理志图》②以列水为今临津江。《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幽州刺史部图》(图二十七至二十八)以列水为今大同江。《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第三编《前汉时期东北地区的民族分布与行政建置》“吞列”下云:“列水应为大同江南之另一水,故定今瑞兴江为列水,以吞列县位于瑞兴江上游瑞兴附近。”按:瑞兴今在黄海北道,河流经过城南,西流至沙里院南的三江汇合,称为载宁江,在南浦以南注入西朝鲜湾。《方舆纪要》卷三八《吞列城》引张晏曰:“朝鲜有湿水、列水、汕水,合流为洌水。”其说与今“三江”符合。但瑞兴江是一条小河,不能与汉江及临津江相比,而何以中国的几种古籍均记及此水?此事存疑。
前述《海内北经·列阳》郭璞注:“列亦水名也,今在带方,带方有列口县。”而《汉书·地理志·乐浪郡·含资县》下云:“带水西至带方入海。”《汉志》明已记及带方入海的带水,而郭璞注却把列口县移至带方,则带方入海之水应为列水。这又是一个分辨为难的问题。《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第三编云:
关于带水的所在,旧说颇有纷歧。白鸟库吉等《满洲历史地理》卷一以今汉江当带水,但汉江有北汉江、南汉江,含资应在北汉江,故乘船不能达辰韩。芩中当在南汉江,正通辰韩。《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以今瑞兴江当带水,置含资于瑞兴附近。然含资若在此地,则户来等从辰韩来,不可能首诣含资县。该书所据瑞兴郡西凤山郡文井面曾发现带方太守张抚夷夫妇墓,不足为凭。因带方太守死后不一定葬于带方。
①《丛书集成》初编本。
②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本。
白鸟库吉以带水为今汉江,正如顾祖禹以列水为今汉江一样,都有从大处着眼的想法,自然不可轻易否定。但带方太守张抚夷夫妻墓在今瑞兴一带发现,以“带方太守死后不一定葬于带方”一语来否定,似乎有失轻率。按:张抚夷《汉书》无传,但观其姓氏,非彼方人可以无疑。宦游域外,死后既不归葬故里,又不留葬任所,却在城外葬于一处离任所数百里的地方,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则带方在今黄海北道也有可能。
《汉书·地理志·玄菟郡·西盖马》县下云:“马訾水西北入盐难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过郡行二千一百里。”对于这条马訾水,后来的记载是清楚的,《新唐书·高丽传·东夷》下云:“有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鸭头,号鸭绿水。”《方舆纪要》卷三八《鸭江》下云:“《汉志》所谓马訾水也。”则马訾水即今鸭绿江可以无疑。而《汉志》所谓“西北入盐难水”,盐难水当然是今浑江。
《后汉书·东夷传·扶余国》下云:“东明奔走,南至掩涕水。”注:“今高丽中有盖斯水,疑此水是也。”不论是掩涕水或盖斯水,现在都难以在朝鲜半岛上确定对应的当今河流。
隋唐两代,因为与朝鲜有过多次战争,不少河流在战争过程的记载中出现。
《隋书·宇文述传》:“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众半济,贼击后军,于是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绩,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
萨水当今何水?此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又“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隋书》记载的里程当然不能精确,多是估计之数。但萨水显然不是一条小河,在小河上不大可能发生渡水时的大战。所以此河是位于平壤城与鸭绿江之间的一条大河,唯一可以落实的就是今清川江。
唐代史籍记载甚多而至今存在争议的河流之一是熊津江。《旧唐书·苏定方传》云:“自城山济海至熊津江口。”《新唐书·东夷传·百济》下云:“龙朔元年,仁轨发新罗兵往救道琛,立二壁熊津江。”此熊津江,《方舆纪要》卷三八云:“即汉江也,旧为百济、高丽分界处,江口接大海,为登涉要津。”但《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河北道北部图》(图五○至五一)中,以今锦江当之。《辞海》“熊津江”条云:“古水名,即今朝鲜南部的锦江。七世纪时唐军渡海侵百济,曾大战于此江口。”汉江与锦江二说中,当以后说为是。按:《资治通鉴》卷二○○《唐纪十六·高宗显庆五年》“定方水陆并进,直趣其都城”胡注:“《北史》,百济都俱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北方曰熊津城。”《方舆纪要》卷三八《俱拔城》下云:“在全州。”又《熊津城》下云:“在全州西北,即熊津江口。”全州在今全罗北道,其西北正是今锦江口,距汉江甚远,故以今锦江当唐熊津江,大概可以论定。
《旧唐书·刘仁轨传》还记及了熊津江附近的另一条河流:“仁轨乃别率杜爽、扶余隆率水军及粮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会陆军同趣周留城,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此白江当今为何水?对照上文,其江当与周留城相近。《方舆纪要》卷三八《周留城》下云:“在全州西。”按:今全州以西在地形上是一片平原,称为湖南平原,平原上有若干独流入海(群山湾)的小河,白江当是其中之一。究是何水,颇难确定。
《旧唐书·刘仁轨传》云:“东伐新罗,仁轨率兵迳渡瓠卢河。”《新唐书·刘裴娄传》作“瓠芦河”。《新唐书·东夷传·高丽》下云:“李谨行破之于发卢河。”瓠卢河、瓠芦河、发卢河,当是一水。《方舆纪要》卷三八《发卢河》下云:“在庆州西界。”庆州在今庆尚北道,则发卢河当是今洛东江的一条支流。
《新唐书·东夷传·高丽》下云:“男建以兵五万袭,绩破之萨贺水上。”《方舆纪要》卷三八《萨贺水》下云:“在开州西南,一作薛贺水……东南流入鸭绿江。”按《纪要》所述寻索,则唐代萨贺水很可能是今鸭绿江支流之一长津江。
《新唐书·东夷传·高丽》下云:“庞孝泰以岭南兵壁蛇水,盖苏文攻之,举军没。”《方舆纪要》卷三八《蛇水》下云:“在平壤西境。”则此蛇水可能是大同江的一条支流。《纪要》在《蛇水》下又论及:“宋天禧二年,契丹伐高丽,战于茶、陀二水,败而还。”《纪要》说此二水“俱在平壤西北”。按:今平壤西北除清川江外,在肃川、平原、华津里一带有若干独流入海(西朝鲜湾)的小河,茶水、陀水,包括前述蛇水,都有属于这些小河的可能。
《方舆纪要》卷三八《月不唐江》下云:“在黄州安岳县之东,其水西流入海。”按:黄州在今黄海北道,安岳在今黄海南道,这一带的最大河流是从南浦以南注入广梁湾的载宁江,载宁江上流有三条河流汇合于三江而成。《纪要》在《吞列城》下曾说“朝鲜有湿水、列水、汕水”三水,月不唐江是否是此三水之一,不得而知。
《方舆纪要》卷三八《白马江》下云:“在清州南……其下流合于汉江。”清州在今忠清北道,属于南汉江流域,则白马江当是南汉江的一条支流。
《方舆纪要》卷三八《三浪江》下云:“在梁山郡南,志云,梁山西北有峻岭,上容双马,路险绝,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岛。”《竹岛》下云:“在广州境,西南滨海……又巨济岛在竹岛东。”由此可知三浪江即今洛东江,今庆尚南道,沿江尚有地名称三浪津,可以为证。竹岛当是洛东江口一小岛,金海地名至今仍在,巨济岛应在竹岛之西,这是《纪要》的错误。
《方舆纪要》卷三八《三浪江》下又云:“晋江在庆州西南,泗州城北,或谓之西江,东南注于海。”庆州在今庆尚南道西境,位于洛东江的一条支流北岸,此水东流至三浪津与洛东江干流汇合注海,此支流今名南江,但其流域在庆州西境,则古时可能称为西江。又晋州南今有地名泗川,或即《纪要》所称的泗州。则“泗州城北”之说不误。
附记
由于没有一种大比例尺的朝鲜地形图,我的考证工作甚感困难,有些明明可以考实的问题因而无法考实。记得1983年应日本关西大学之聘,在该校大学院(研究生院)讲授“水经注”等课程,韩国籍博士生金秀雄君参与听课,并以拙作《评森鹿三主译〈水经注(抄)〉》日译刊载于《史泉》第五十七号,与我相处甚得,承金君告知,韩国有一比七千地形图,如以这种大比例尺地形图对照考证,则某些难题或可迎刃而解。
《韩国研究》第二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水经注》的歌谣谚语
《水经注》一书,除了它在地理、历史、考古、民俗、文献、目录、碑版等方面的学术价值以外,由于它的文字生动,语言丰富,所以在文学上也有很高地位。唐朝诗人陆龟蒙诗:“山经水疏不离身”①,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诗:“嗟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②。说明他们对于此书的爱好。当然,他们对此书的爱好,绝对不是乾嘉学者的热衷于考据,而是对此书在文学上的欣赏。我在拙著《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③一文中已经述及。历来学者对于《水经注》,除了考订、注疏此书的考据学派和根据此书研究古今地理的地理学派以外,还有一个对考据和地理都不感兴趣,却是专门欣赏此书的丰富语言和生动描写的词章学派。正如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谭元春所说:“予之所得之于郦注者,自空濛萧瑟之外,真无一物,独喜善长读万卷,行尽天下山水,囚捉幽异,掬弄光采,归于一绪。”④“行尽天下山水”,从这一语可知,词章学派的郦学家们,他们最欣赏的就是《水经注》中对山水的描写。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说得最清楚,他说:“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⑤郦道元的生动文笔,被他评为古今第一。
《水经注》的文字为什么如此生动,总的说来,当然是由于郦道元写作技巧的高明。但是具体加以分析,郦道元写作技巧的高明之处,当然包括不少方面,首先是他所使用的文字新颖多变,不用陈词滥调。例如瀑布,这是自然界常见而郦注常记的事物,在《水经注》中,他绝不刻板地使用“瀑布”这个词汇,而是根据瀑布的不同形象以变化无穷的文字来进行描述,如“洪”、“泷”、“悬流”、“悬水”、“悬涛”、“悬泉”、“悬涧”、“悬湍”、“悬波”、“颓波”、“飞波”、“飞清”、“飞泉”、“飞流”等,让读者随时有新鲜生动之感。又如对于溪泉水流的清澈的现象,他也创造了许多惟妙惟肖的语言进行描写。例如他在卷二十二《洧水注》中说:“绿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矣,所谓渊无潜鳞也。”卷三十七《夷水注》中说:“其水虚映,俯视游鱼,如乘空也。”卷三十七《灃水注》中则说:“水色清澈,漏石分沙。”
①《和袭美寄怀南阳润卿》,赵一清《水经注附录》卷上。
②《寄周安孺茶诗》,赵一清《水经注附录》卷上。
③《历史研究》1983年第六期。
④钟惺、谭元春评点本《水经注》谭序。
⑤《跤寓山注二则》,《瑯嬛文集》卷五。
柳宗元在其著名的《永州八记》中的一篇《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也有类似的描写:“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而无所依。”柳宗元的这段描写,显然是吸取了郦道元的写作技巧,所以张岱所作的“太上”、“其次”的排列,不是没有根据的。
除了自己创作生动的语言以外,郦道元还善于吸取别人的生动语言,以丰富他自己的写作。对于自然景物的描写,《水经注》全书中有许多精彩的篇段,其中有些篇章郦道元即是采用了别人的生动描写。例如,风景秀丽的长江三峡,由于国家分裂,郦氏无法亲历其地,于是,他就采录了曾经多次游览此处的晋宜都太守袁山松的描写。这是全部郦注中十分脍炙人口的一段,这一段(卷三十四《江水注》)中说道: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
“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以这样的语言描写两岸高山壁立的形势,确实没有比这更高明的手法了。这一段中另外几句还说:
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有一首大家熟悉的七言绝句《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现在大家可以一望而知,李白的这首千古杰作,其实就是从郦道元所引的《宜都山水记》中的上述几句加工而成的。《宜都山水记》早已亡佚,它篇内的这些生动描写,依靠《水经注》所引而流传下来。
再举一例,黄河在今山西、陕西二省界上从此向南奔流,在陕东华山以北,即今潼关与风陵渡之间拐一个大弯折而向东,这当然是自然界的一种伟大壮观。对此,郦道元引用了当地流行的古语:①
华岳本一山挡河,河水过而曲行,河神巨灵,手荡脚蹋,开而为两,今掌足之迹仍存。
这当然只是个神话,但文字的气魄宏大,读之令人心胸开广。所有这些,都说明郦道元在吸取他人的生动描写方面,是如何的得心应手。
郦道元的写作技巧,除了他自己创作的许多生动语言和尽量吸取他人的生动语言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能广泛地采集各地的歌谣谚语,穿插在有关的卷篇之中。这类歌谣谚语,除了极少数查得到原作者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各地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群众语言。清代著名郦学家刘献廷推崇郦道元的写作技巧:“更有余力铺写景物,片言只字,妙绝古今。”②这中间有不少就是郦氏采集的各地歌谣谚语。
《水经注》的写作是以河流为纲的,所以郦道元特别留意长期活动于河流中的舟人、渔夫及旅行者的歌谣谚语。例如河道曲折,是河流的一种很普通的自然现象,在历来的诗词歌赋和游记等之中,描写这种自然现象的篇章,可以说俯拾即是。但郦道元却与众不同,他采集了当地的不少歌谣谚语来描绘。例如在卷三十四《江水》经“又东过夷陵县南”注中,长江在宜昌县东,有一段非常曲折的江道,注文说:
①在这一段文字之上,《水经注》原文为:“左丘明《国语》云”,但《国语》实无此文,故殿本在此加案语云:“案此六字讹舛,当作古语云”。
②《广阳杂记》卷四。
江水又东迳黄牛山,下有滩,名曰黄牛滩。南岸重岭叠起,最外高崖间有石,色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既人迹所绝,莫得究焉。此岩既高,加以江湍纡回,虽途迳信宿,犹望见此物,故行者谣曰: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言水路纡深,回望如一矣。
这里,“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一谣,短短十六字,但对于说明江道曲折,实在胜过千百字的描写。同样,在卷三十八《湘水》经“又东北过重安县东,又东北过酃县西,承水从东南来流注之”注中,还有一段描述湘江之道曲折的注文:
衡山东南二面,临映湘川,自长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渔者歌曰:“帆随湘转,望衡九面。”
这一首湘水的渔歌,和前面江水的行者谣,确是异曲同工,把这类千曲百回的江道,写得惟妙惟肖,宛如一幅图画。
长江三峡因为是自古闻名的风景胜处和行舟险道,因此,郦道元在这一河段中所采集和引用的歌谣谚语就特别丰富。例如卷三十四《江水》经“又东过巫县南,盐水从东南流注之”注中,用当地渔歌,描写了巫峡风光: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短短两句,写尽了舟人、渔夫在这条险峻的峡谷中行舟作业时的心情。又同卷经“又东过夷陵县南”注中,用歌谣描述了三峡险滩流头滩的令人心惊胆战的情状:
江水又东径流头滩,其水峻急奔暴,鱼鳖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滩头白勃坚相持,倏忽沦没别无期。”
在卷三十三《江水》经“又东过鱼复县南,夷水出焉”注中,今通行各本,在注文“江中有孤石,为滛预石,冬出水二十余丈,夏则没,亦有裁出处矣”下,还有一句重要的佚文,也是一句舟人的谚语:“滟滪大如象,瞿唐不可上;滟滪大如马,瞿唐不可下。峡人以此为水候”①。这句谚语,实际上是把滟滪石(今通行各本作滛预石)作为一支观测行舟险夷的水位尺。这样的谚语,当然是舟人世世代代的经验总结。
长江以外的其他河流,注文引用歌谣谚语以描写它们的某些特征的,也所在多有。例如卷二十八《沔水》经“又东过堵阳县,堵水出自上粉县,北流注之”注中,汉水在堵阳县有涝滩和净滩二处滩险,前者冬季水浅多石,后者夏季水盛湍急,行旅苦之。注文就引用当地谚语:“冬涝夏净,断官使命。”短短二语,把两滩在冬夏二季阻碍行旅的情况说得清楚明白。
除了河流以外,《水经注》记载中涉及自然事物最多的是山岳,郦道元在这方面同样采集了许多各地的歌谣谚语来进行描写,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例如在我国的西南地区,高山险峻,道路萦回的情况到处可见,卷三十六《若水》经“又东北至犍为朱提县西,为泸江水”注中,郦氏引用了袁休明《巴蜀志》中的一段俗谚,生动地表达了这个地区山高路险的情况:
(朱提)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绾堂琅县,上高山,羊肠绳屈八十余里,或攀木而升,或绳索相牵而上,缘涉者若将阶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岩石磊落,倾侧萦回,下临峭壑,行者扳缘,牵援绳索”。
同卷中还有一段描写从朱提到僰道之间的山高水险,道路艰难的俗语:
自朱提至僰道,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羊官水,至险难,三津之阻,行者苦之。故俗为之语曰:“楢溪赤水,盘蛇七曲,盘羊乌栊,气与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伊,
降贾子,左担七里。”又
①《寰宇通志》卷六五,夔州,山川,滟滪堆所引《水经注》。
有牛叩头、马搏颊坂,其艰险如此也。
这句俗语中的所谓“左担七里”,在《通鉴》卷七十八、魏纪十、元帝景元二年“黄山通道,造阁作桥”下胡三省注中有说明:“右肩不得易所负,谓之左担路”。七里长的“左担路”,则道路之险可以想见。当然,《水经注》记载的祖国河山,除了上述那种山高水险的地区外,还有大量的篇幅是描写各地的美丽风景的,而在这方面,各地也都有现成的歌谣谚语可以采集引用。例如卷三十七《沅水》经“又东北过临沅县南”注中,有一座风景美丽的绿萝山,郦道元就采集了一首当地流行的《土人歌》,用以描述这处美丽的山水胜景:
仰兹山兮迢迢,层石构兮嵯峨,朝日丽兮阳岩,落景梁兮阴阿,鄣壑兮生音,吟籁兮相和,敷芳兮绿林,恬淡兮润波,乐兹潭兮安流,缓尔楫兮咏歌。①
这首称为《土人歌》的歌谣,文字绮丽,音韵和谐,显然已经经过文人学士的加工,对于绿萝山的自然风景,真是锦上添花。又如卷三十九《洣水》经“又西北过阴山县南”注中,有一座风景美丽的龙尾山,注文引用了当地流传的一首《遗咏》,描写登临这座名山时的感受。这首《遗咏》,同样也是经过文学之士加工的,辞藻优美,百读不厌。《遗咏》云:
登武阳,观乐薮,峨岭千蕤洋湖口。命蜚螭,驾白驹,临天水,心踟蹰,千载后,不知如。
《水经注》描写的对象,不仅是河川山岳等自然地理事物,同时也描述许多人物掌故。郦道元对笔下的历史人物,常常要加以褒贬,这种褒贬的资料来源当然各不相同,有的出于传统的所谓正史,有的出于稗官野史。这中间,最具有群众基础的,当然是各地流传的歌谣谚语。郦道元广采这类材料,不仅使《水经注》的内容丰富和文字生动,而且歌谣谚语的褒贬,代表人民对各种历史人物的好恶,是最客观的评价。前面说过,《水经注》是以河流为纲的历史名著,因此,郦道元常常注意历史上对兴修水利有功的人物予以褒扬,例如卷十九《渭水》经“又东过霸陵县北,霸水从县西北流注之”注中,他引用当地民谣,歌颂了郑渠和白渠的兴修者,注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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