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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用此文代序，在此细述缘由也嫌冗繁，不妨抄录拙著《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一书序言中的一段说明：
这次收入《三集》的第一篇论文《郦学概论》，原是我国著名刊物《文史哲》的约稿，我因为该刊是一种综合性的学术刊物，读者面甚广，所以不宜写郦学研究中的一个小题目，考虑之下，就写了这篇或许能适应较多读者的《郦学概论》。却想不到此文发表后不久，就有一位署名为加士的先生，在1987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以《郦道元〈水经注〉的研究》为题，撰文评介。全文第一句说：“陈桥驿最近在《文史哲》(1987.5)杂志上撰文《郦学概论》，对历代《水经注》的研究做了一个回顾和总结。”尽管加士先生的全文是把拙作内容做了一个摘要的介绍，但是他的第一句话却是我实在不敢接受的。“回顾”或许可以说，但“总结”则是断乎担当不起的。今年，我又收到《文史哲》主编丁冠之先生4月21日的信，信上说：“杨向奎先生有几次提到您在《文史哲》上发表的文章，有一次信中说，像陈先生那样的文章，没有多年的积累是写不出来的，《文史哲》几年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就不错了……”
杨先生的推重，当然是前辈学者对后辈的奖掖。不过从我自己在这方面所写的文章中，也确实只有这一篇或能“适应较多读者”，所以我才决定以此文作为卷首的代序。希望这篇代序能让一般读者在阅读或利用汪图时获得一点方便。
我在拙作《水经注校释》卷末的跋尾中曾经指出：“《水经注》一书涉及的方面甚广，时至今日，此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学术界的常用工具书。我们日常阅读学者们的专著和论文，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等等，都会发现其中引及《水经注》的文字。”在这样的情况下，汪士铎《水经注图》的整理出版，当然可以与《水经注》相得益彰。既然郦注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常用参考书，则经过我整理解说的汪图，也将和郦注一样，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所以此图的出版，值得引起学术界特别是郦学界的重视。
对于历来郦学家在《水经注》研究中的绘图业绩，我在《民国以来研究〈水经注〉之总成绩》一文中也略有提及：
在《水经注》与地理学的关系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地图。郦道元在卷首序言中说道：“今寻图访赜者，极聆州域之说。”又说：“川渠隐显，书图自负。”说明郦氏在注文撰述时是有地图作为依据的。这就是杨守敬在《水经注图·自序》中所说的：“郦氏据图以为书。”历代学者绘制《水经注图》的甚多，从宋代程大昌的《禹贡山川地理图》起，清黄仪、董祐诚、汪士铎等，都曾尝试《水经注图》的编绘。但这些地图，或存或佚，其绘制方法，都是旧式的示意图，没有计量价值。民国以前的所有《水经注图》中，当然以杨守敬、熊会贞绘制的为最佳。不过此图以胡林翼于同治二年(1863)在湖北刊印的《大清一统舆图》为底，有经线而无纬线，仍以老法把图面分成方块，每方五十里至八十里，计量的准确性不大，按今天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
民国以后继续绘制《水经注图》的是郑德坤，他的编绘经过，见其1984年所撰的《重编水经注总图·跋》一文中：“图稿完成于1933年夏，当时因篇幅宏巨，制版印刷繁复，又逢日军紧逼平津，余亦应聘回厦门大学执教，该图由哈燕社(按：即哈佛燕京学社)保存。不意抗战军兴，举国动荡，绵延十余载，其后哈燕社撤销解散，图稿已不知下落。幸当时绘图员张颐年君因余将离京，特复制总图一纸以赠，藉为合作纪念。”
郑氏上文所说的这幅《总图》，几经周折，现在已摺附于吴天任《郦学研究史》卷末，名为《郑德坤重编水经注图(总图部分)》。其图系以民国时代的全国地图作底，绘上《水经注》记载的河流，经文与注文记载牴牾的，则经、注所记俱绘，如“经潜水”、“注潜水”、“经淹水”、“注淹水”等，正图以外，并有附图《西域图》、《禹贡图》、《越南图》三幅。郑氏此图由于用具备经纬网格的新式地图作底，在计量价值上当然超过杨、熊旧图，可惜除总图幸存外，其余均已亡佚，这当然是郦学研究中的一种损失。
我抄录上述这一段，主要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水经注图》，从宋代程大昌起直到民国郑德坤，前后一共有六种，这六种郦图的七位作者，拙撰《传略》中均有介绍并及其图，其中除郑图属于现代计量地图，杨、熊图也有一定计量意义外，其余各图包括汪图在内，不论存佚，都是旧式的示意图，由于新式的绘图方法，在康、乾二朝已经引进，所以汪氏自己也知道其图的不足。他在《原武以上今河图一》中作了一条旁注：“凡图，须计里画方，方为致确，然以之为书，则东西可展而南北不能容，若缩本过狭，则注不能尽载，今略举一隅，以见梗概。”他所说的“计里画方，方为致确”，其实也是当时的见解，比他后成的杨、熊《水经注图》就采用这种绘制方法，但如我所说：“按今天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所以对于一种古籍，特别是古地图，我们的态度，首先是以存为贵，至于如何利用，如何研究，这是我们后辈学者的事。上述六种郦图中，黄仪、董祐诚二图早已亡佚，程大昌图幸因《永乐大典》的抄存而基本完整，但现存二十八幅中，完全按《水经注》绘制的仅有三幅。郑德坤图属于新式地图，可惜除了一幅总图①以外，其余全部亡佚。所以郦图至今幸存者，唯汪图及杨、熊图二种。后者在若干方面确胜汪图，但流传之本，远较汪图为多，如我在《传略》杨守敬条下所说：“此图今内地藏本已稀，但中国台湾及日本，均有复制本流行”。所以历代《水经注图》中，汪图实在是濒于亡佚的稀本，此图的整理出版，不仅是为了学术界披览利用，同时也是对古籍的一种抢救。
前面已经提及，过去若干郦学家对此图的议论，尚有值得斟酌之处。其中郑德坤在其《〈水经注〉版本考》②所说“原为《汉志》而作”的话，实抄自此图胡林翼序③，胡氏官场忙人，仅见图幅旁注多列《班志》郡县，并不细察图中河川，因而讹出此语，郑氏则属于以讹传讹。此图旁注引《汉书·地理志》确实甚多，例如《古大河清河入海图七》：“《班志》：随县，故虢国，有焦城，故焦国。北虢在大阳，东虢在荥阳，西虢在雍州”。同图：“《班志》：大阳，吴山在西，上有吴城。应劭曰：大河之阳。”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有的图上，因为涉及郡县较多，因而大段引及《班志》，如《巨洋淄汶潍胶图二》引《班志》及于七郡国、十四县，达二百八十余字，《汶泗沂洙沭五水图一》引《班志》及于三郡国、十六县，达三百余字。汪氏常在图幅空处见缝插针地引及《班志》(也有少数引《资治通鉴》和《元和郡县图志》等)。骤读令人费解，但若以图中河川与所引《班志》相核对，就可顿时了解，旁注所引，主要是为图内的注记符号定位。因为图中的河川湖泽，大多是《水经》时代的状况，从《水经》到《水经注》的不到三百年之中，有些河川就已有变迁。河流与行政区划代有变异，而《汉书·地理志》郡县却千古不移，汪氏以《班志》作旁注，从图集内《汉东莱胶东二郡国图》和《两汉郡国图》中，可以揣摩其用意。读者按当(清)代的府县位置对照《班志》，从而辨清郦注河川的地理位置。用一句现代的话说，即是为了让他绘编的地图能够“古为今用”。
①陈桥驿：《水经注全译》下册底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②附录于《〈水经注〉引书考》卷末，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
③《〈水经注图〉及附录共二卷·解说》。
不过，汪氏旁注引《汉书·地理志》，在文字上并不十分严格。例如《汉志》所列每一郡(国)，除了起首书明此郡(国)的户口数与县数以外，以后就直书如东平陵、邹平、台、梁邹(均济南郡属县)等等，不加“县”字。但汪图旁注所引，有时不加“县”字，如贝丘、平原、高唐等等，有时则加“县”字，如
泽县、弘农县、北屈县等等。特别是单字县，如灵、鬲、邺、廉等等，旁注均加“县”字。从整理和校勘古籍的要求来说，旁注所引，或许可称其不够严格。但我认为对此不宜求全责备，尽管旁注抄录《汉志》确实存在一定的随意性，而其宗旨重在图的实用，以《汉志》郡县为郦注河川定位，这是一种经过他深思熟虑而确实有效的方法。所以我在《解说》中，都注明旁注所引《汉志》郡(国)县在当今的省(区)、县(市)位置所在，这其实就是秉承他的旁注原意。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水经注》是一种版本甚多的古籍。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时(1948年12月)，曾以校长和郦学家的身份，举行过一次《水经注》版本展览，展出的版本达四十一种之多。而我的《水经注校释》，参校版本达三十三种，其中有好几种是在胡适展览中所未见的。我已经出版的《水经注》校本共有四种，除了与段熙仲先生合作的《水经注疏》①外，其余三种都是武英殿聚珍本(简称殿本)。因为我在拙作《论〈水经注〉的版本》②一文中曾经指出：“殿本的丰硕成果，别本就无法与之颉颃……殿本以后的不少版本，从疏证上当然比殿本更为详尽，但在校勘的成就方面，基本上都还是殿本的水平。”汪氏作此图，从其湿余水作
余水，沮水作
水以及补今本所缺各水如《滹沱水》、《泾水》、《(北)洛水》、《滁水》等篇来看，赵一清《水经注释》或许是他参照较多的本子。但从其济水作泲水，在《东汉大河漯沁入海图五》注记中有“坝水”，而旁注“疑当作
”等来看，说明他还参照了现在已经不见的别本。在我的《解说》中，地名均从殿本，凡殿本与汪图地名有差异之处，多在地名下括注“汪图作某”；但有时也从汪图，而括注“殿本作某”。这样做，除了殿本在校勘上的优越性以外，主要还是因为眼下通行的本子，大多数都是殿本，所以仍然是为了读者阅读和利用此图的方便。
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②《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三辑，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由于从事历史地理工作多年，还为研究生开设了“历史地图学”课程，我对历史地图一直很有感情。对于郦图，我曾撰写过《编绘出版〈水经注图〉刍议》①的文章，当然更所关注。如今以垂老之年整理这样一部濒于亡佚的《水经注图》，实在不胜欣慰。
在工作过程中，虽然通过相当仔细地《图》、《注》对照，对此图逐幅(或合幅)作了《解说》，但是由于《水经注》是一部大书，而此图中的不少图幅，是综合若干卷篇的《注》文绘成，我的《解说》有顾此失彼或其他疏漏不当之处，还请学术界批评指正。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
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①《地图》1986年第二期。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郦学研究史》序
在中国，一本书成为一门学问的事，例子不多。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现在已经非常流行，但这门学问的研究历史，不过半个多世纪。称《徐霞客游记》研究为“徐学”，是我在八十年代所首先提出的。虽然各方纷纷响应，但“徐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还有待不断研究和提高，庶几名副其实。若以研究历史之悠久，内容之丰富，牵涉之广泛，成就之卓著而论，则由《水经注》一书而形成之“郦学”，显然是此中翘楚。
《水经注》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初，隋唐时代，开始将其内容进行分类，收入于各种类书及地理书，这当然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研究。唐宋之间，有些文人学士如陆龟蒙、苏轼之流，多因欣赏此书的优美文字而爱不释手。《水经注》由是著称于世。但推敲作品，吟诵词章，毕竟亦非深入研究。金蔡珪作《补正水经》三卷，其书虽已亡佚，但此书元至正刊本欧阳元《序》、苏天舜《跋》均尚在，可以窥及此书之一斑。欧《序》云：“其详于赵、代间水，此固景纯之所难；若江自浔阳以北、吴淞以东，则又能使道元之无遗恨者也。”苏《跋》云：“(至顺三年)七月，归至岳阳，与郡教授于钦止览观山川。钦止言洞庭西北为华容，而县尹杨舟方校《水经》，念其文多讹缺，予因以《补正》示之，今所刻者是也。”由此可知，此书内容，绝非《水经注》词句之简单剪辑，而是对注文之纠谬及补遗。故《补正水经》实为学者深入研究《水经注》之嚆矢，对郦学这门学科的孕育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时至明季，学者研究《水经注》之风气开始兴盛，黄省曾、吴琯等版本相继流行，而朱谋
尤为异军突起，主持编撰《水经注笺》一书，顾炎武誉其为“三百年来一部书”，郦学研究从此进入前所未有之局面。我在拙作《论郦学研究及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一文中指出：“把《水经注》的研究作为一门专门学问，朱谋实开其端。”朱氏研究郦注，深校细勘，旁征博引，进行了大量考证，从而促成了我国郦学研究中第一个学派，即考据学派之诞生。此一学派进入清季以后，在乾隆中出现全祖望、赵一清、戴震诸名流叱咤风云之时代。经此等名流精心琢磨，《水经注》一书神采焕发，光芒四射，刘献廷誉之为“宇宙未有之奇书”，实不为过。而与此同时，自明季钟惺、谭元春创始以来之词章学派，也获得充实与发展。此外，自从明末黄宗羲首重地理以后，清初许多著名地理学家如顾炎武、顾祖禹、胡渭、阎若璩等，均以郦学与舆地之学相辉映，郦学于是步入经世致用之道。而杨守敬、熊会贞师生，殚精竭虑，终于创建郦学研究中之地理学派。郦学自此根底深固，枝叶荣茂，形成一门内容宏富、牵涉广泛之硕大学问，郦学之发展壮大，其历程大概如此。
《水经注》一书，撰述于国家分裂，战祸连绵，人民流离，生灵涂炭之时代。赖郦道元之卓越天才与非凡勤奋，人间才得有此一部不朽名著。而这部名著从其诞生之日始，却又命途多舛，郦氏蒙难于阴盘，洛阳毁灭于兵燹。苍天悯人，竟令书稿幸存于灰烬之中，因而有《隋书·经籍志》之著录。但北宋景祐以还，原书又遭散失，而传抄讹误，复日积月累，鲁鱼亥豕，陈陈相因，以致经注混淆，错漏连篇，不堪卒读。从蔡珪以来，又经过多少郦学家，呕心沥血，刻苦钻研，才得见今日流传之各种佳本。虽然仍非完璧，但与明季以来坊间抄刻诸本相比，已有天壤之别。溯昔抚今，对于历来治郦学者，令人肃然起敬。《水经注》一书，从撰述到流传，固已是人间奇事，而历代郦学家对此书辛苦耕耘，惨淡经营，终至集腋成裘，聚沙为塔，形成如此一门宏大渊博之郦学。《诗·周颂·敬之》云：“学有缉熙于光明。”其言铮铮，足以为古今学人式。如今郦学光华，寰宇普照，益可证此言之不虚也。
吴天任教授，当代郦学名流。其治郦学，博大而精深。昔年所撰如《杨惺吾先生年谱》、《水经注研究史料汇编》等郦学巨构，早已名闻遐迩，为海内外郦学界所传诵。近年来，更广泛搜罗古今中外，特别是五十年代以还大陆学者之郦学研究成果，从事全面深入之分析研究，高瞻远瞩，融会贯通，撰成此《郦学研究史》一书。全书以《水与人类生活》这一根本课题发其端，然后对《水经注》其书及著者郦道元其人作细致全面之阐述与考证。见解新颖，发他人之所未发。此等篇章，不仅是治郦之基本功夫，亦为郦学入门之必修课程。在此基础上，全书转入《郦学研究史》之核心部分。著者以奔腾之思路，开阔之视野，纵论历代郦学研究，举凡自然景观，人文掌故，无不广泛搜罗，兼容并蓄，旁及学术文教，地名解释，歌谣谚语，文学观点等等，资料翔实完备，内容丰富多彩。而说理深透，文字利索，犹其余事。诵读全书各篇，意境崇高，如神鹰之瞥汉；识见宽广，又似骏马之绝尘。《水经注》成书一千余年以来，郦学研究开展数百年以来，郦学史事，网罗无遗，尽在此中矣。全书最后以《水经注研究之新方向》一章作为结论，指出今后郦学研究之三大任务。有此一篇，真是画龙点睛，不异为今后之郦学研究，擎起一盏指路明灯。令人欣慰，令人兴奋。以往之郦学研究，固已成就辉煌，而未来之郦学研究，更将前途无量。
我跻身郦学界数十年于兹，自惭驽钝，殊乏建树，读吴天任教授书，获益良深。今受命作序，倍感媿惶，谨略陈数言，用志郦学发展之梗概云尔。
1990年8月于杭州大学
附记
吴天任教授《郦学研究史》一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年版。
关于《郦道元评传》的《序言》
引言
我于1988年接受南京大学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约稿，到1990年开始撰写完稿，当时，我曾为此稿撰成一篇《序言》，但交稿时考虑了一下，又把这篇《序言》抽下了，此事原因，下面再作交代。
我接受此书的撰写任务，其实是由谭其骧先生敦促而成的。谭先生长我十二年，虽然我无缘在他门下受业，但在道德学问上，我一直把他当做尊敬的老师。他也一直对我关怀备至，视同出于他门下。为此，对于他的嘱咐，我历来都是唯唯受命的。不过这一次却有一点波折。记得他是1988年秋天写信给我的，说匡亚明先生正在组织一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内容涉及许多历史人物，匡先生要谭先生介绍一些作者，所以他已向匡先生推荐我撰写《郦道元评传》。
为郦道元写传记，这是我已经做了多年而且一直继续在做的工作。我于1987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十万字的小册子《郦道元与〈水经注〉》，虽然内容对郦道元其人和《水经注》其书平分秋色，但毕竟涉及了不少郦氏生平和思想。1988年，我又在《地理学报》发表了《郦道元生平考》一文，这或许是高级科学期刊中第一次发表的郦氏传记。同年，我用英文写的《郦道元》一文，在英国出版的，由著名地理学家弗里曼教授(T. W. Freeman)主编的《地理学家传记研究》(Ceographers Biograph‐cal Studies)第十二卷发表，这也是一篇相当长的郦氏传记，而且或许是用外文在外国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郦氏传记。所有这些，在出版或发表以后，我以原书和油印本寄给谭先生求正，这是他都知道的。所以他认为要我写《郦道元评传》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我个人来说，我也并不以发表在《地理学报》和外国刊物上的这些论文为满足，我是有心愿为这位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写一本较大的传记性专著的。这种打算，我也曾经和国内及港台的某些出版社透露过，他们都表示愿意接受此书的出版。谭先生送来的这个消息使我有些愕然的是，我颇不愿意把我的著作纳入一套丛书，而且是大造声势的丛书之中。这套丛书的来头不小，使我很怕，随着这种来头，对作者的约束或许也不会小。因为书名不称“传”而称“评传”。这种“评”，是否有什么框子？受什么“指导”？由于长期来所接受的不少经验，对于这种来头很大的写作任务，我实在惴惴于心。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情况和我所估计的完全不同，下面再作说明。当时我给谭先生写了一封简短的复信，说明：第一，为郦道元作长篇传记是我原有的计划；第二，眼下工作很忙，不打算实行这种计划，所以不能接受《评传》的写作任务。谭先生立刻又来了信，因为平时我们之间可以说无话不谈，我在学术上的许多观点他是知道的。他的信大概也包括两种意见：第一是勉励敦促，写了一些如“为郦氏立传非你莫属”之类的话；第二是让我放心，他说现在形势已经不同往昔，写这类学术专著，可以“畅所欲言”。所以我是在谭先生的嘱咐下接受此书的写作任务的。
要为郦道元写一种大型传记，情况与在《地理学报》或《地理学家传记研究》等刊物中的不超过一万字的论文很不相同。为了说清郦道元的时代背景，必然要牵涉到许多不同时代的人、地、事、物，并且对他们进行评价。对于这种评价，过去的确有过一套不得不遵循的规范，如何者可评，何者不可评，何者应这样评，何者应那样评等等之类。但我实在极不愿意这样做，违心之言，是我素所不愿启齿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谈的是政治，我非政治家，发言时照报纸读几句，明知其非，也有可以自我宽恕的理由。但为郦氏写传记是学术，而且是我毕生从事的学术，假使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就我多年来形成的观点畅所欲言，那么我宁愿保持缄默，绝不说一句违心的话。譬如议论郦道元从大时代的背景来说必然要涉及秦始皇，而我从开始读史的年轻时代起，对于这位暴君就绝无好感，而且深恶痛疾。因为他不仅对人民暴虐无道，而且特别仇恨知识分子，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兴文字狱的可憎暴君。
另外，在郦传的写作中，必然要涉及曾经为不少人赞扬过的、被郦道元痛恨的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对于这种由古代人民尸骨堆成的历史文物，我曾经攀登过八达岭和慕田峪等明长城，的确气势雄伟。我在陕西韩城一带考察过战国长城，不过是一条夯土堆叠起来的土垣，夯土剥蚀之处，夯窝密集，说尽了当年夯土者的血汗。而秦长城，这条被杨泉《物理论》描绘为“尸骸相支柱”的土垣，到了郦道元的时代，除了说明秦始皇对汉族北疆的短见与懦弱以外，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一个历史地理学者毕竟与旅游者或者写报告文学和诗词的人心境不同，我实在无法讴歌这种历史文物。
由于郦道元在《魏书》中被列入《酷吏传》，为此，我对这部在清初被定为“正史”的《二十四史》也颇有一番牢骚。我年轻时曾有计划利用业余时间好好读一读这部史书，开始，我是很认真地一篇一篇细读，可惜花了很多年只读完《旧唐书》，引为毕生遗憾。所以总的说来我对“正史”不仅重视，而且尊重。1989年，我曾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次座谈会写过一个《书面发言》(结果没有寄发)，也论及所谓“正史”，我说：
历来正史立传，常常是以官定人，历史上有不少学识渊博、思想出众、著述等身的优秀人物，由于官职低微或未入仕途，泯泯然不见于正史者，所在多有。正史上多少无所作为的帝王将相，史官为他们立传，动辄千言。而其实，到后世史籍浩瀚，他们虽然有长篇传记，却是内容平凡，言语空洞，如今除了偶然为历史学家所触及外，其泯泯然不见于世正与庶民同。
这几句话只是埋怨“正史”为郦道元所写的传记过于简单，其实“以官定人”这种传统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看到眼下有些讣告上所写如“享受正局级待遇”之类的令人作呕的字句，就可以谅解《魏书》和《北史》。在这方面的疏缺实属情有可原。令人气愤的是《魏书》置郦氏于《酷吏传》。诬郦于酷，这当然是《魏书》主编魏收的过错，我为郦氏作传，辨正这一点无疑是我的责任。但“正史”的体例不在我议论的范围之内，而其实我对“正史”设《酷吏》、《佞幸》二传而不设《暴君》、《昏君》二纪，长期来一直不满。我明知这类事用不着我这个史学界以外的人饶舌，但是为了替郦氏作传，又回避不了这个问题，所以不得不顺便说几句，或许也会被认为是多此一举的。
由以上种种原因，所以当谭先生开始向我约稿之时，我颇感我准备要写的此书，不适宜纳入一种来头很大的丛书之中，以免日后使主编、责编甚至谭先生为难。直到谭先生说了“畅所欲言”的话以后，而且由于谭先生和我实际上存在的师生关系，我才接受了此书的写作任务。
在我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尽管谭先生说过这样的话，但作为一套高规格的丛书，从指导思想到文字体例等等，必然有一些作者必须遵循的规范。和我原来准备撰写而单独出版的郦氏传记显然是有差别的。我既然遵谭先生之嘱接受了此书的写作，除了我长期来形成的如上所述的观点不能改变以外，其他方面我不仅愿意照办，而且为了减轻责编在编辑工作上的负担，我是希望有一种范本或者是有一次学习机会的。大概是在1989年秋季，我接到南京方面的书面通知，邀请我去参加一次“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讨论会。这本来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可惜当时我正忙着准备出国，不得不写了上面已经提及的不到三千字的《书面发言》。一开头就说：
知道“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次讨论会将在南京举行，我实在很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样的会议肯定对我大有帮助。遗憾的是我早就接受了日本广岛大学的邀请，这个时候正要去日本讲学，只好写一点书面的想法在会上交流。希望我从日本回来以后能够看到一份会议的发言记录，让我从中获得教益，以弥补我不能出席会议的损失。
但我于当年年底回国以后，在积压了几个月的大堆书信中，没有看到这次会议的发言记录之类。由于工作一直比较忙，也就不再追查这种资料，而按我自己历来的思想观点和内容设计，于次年动手写作。由于我是长期研究这个课题的，所以写作过程当然比较顺利，做到了按时交稿。在完稿以后，我写了一篇《序言》，除了说明写作经过和简要内容以外，又简单提及了我在若干问题上与许多人不同而又或许为许多人所不容的积愫。记得稿件完成待寄前，我校地理系主任王德瀚教授告诉我他要去南京一行，他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情况当然熟悉，我就决定请他顺便带去。在稿件交给他的前夕，我考虑再三，临时抽下了卷首的《序言》。我是由于两种原因而做出这个决定的：第一，《序言》中说到了我对秦始皇和万里长城之类的观点，考虑到颇有一些人士，尽管并非历史学家甚至并不涉足学术，或许连郦道元其人、《水经注》其书也素所疏阔，但对于秦始皇其人和万里长城其物却很有偏爱。这些人士原来不会去翻读此书，我在《序言》中写出了这类观点，等于告诉他们书中有一些引起他们不愉快的言论。与从事学术的人讨论问题，哪怕是意见截然相反的问题，我是十分愿意的。但是对于那些意气用事的或超乎学术的议论我毫无兴趣，这从我对赵戴《水经注》案纠缠不休所持的一贯反对态度中可以证明。为了不要出现这类节外生枝的事情以免主编特别是责编的为难，所以临时抽去《序言》。第二，当时这套丛书，已有好几本出版并且为我所见到，每本书的卷首都冠以一篇主编匡亚明先生所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这是一篇堂堂正正的总序，序内特别强调了“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既然各书都冠这样的总序，则我的《序言》实在属于多余，所以就毫不可惜地予以抽去。
王德瀚先生回杭就告诉我稿件已经妥为送到。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中，记得丛书副主编吴新雷教授曾来过杭州，到舍下造访一次。不过我始终不曾写过一字一句到南京探询稿件的处理情况，因为尽管有匡先生的总序和谭先生的鼓励，但是我还是做好思想准备。原稿的文字润色，责编当然驾轻就熟，不过如果要修改内容，我无疑会采用收回稿件送到别处出版的办法。我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也并不介意这种事情的发生。因为假使如此，首先是我对谭先生有理由交代；其次是我相信，此书会比纳入这套丛书中出版得更快。
1992年秋季，我因颈椎病住了医院，就在这期间发生了谭先生的变故，我十分悲痛，但是只能派一位助手代表我到上海参加追悼会。这时我才想起，谭先生之前嘱咐我写的这本书交稿已一年多，却尚无下落，心中不免有愧对师长的感触，因而想到或许有写信到南京询问一下的必要。不过因为住院两月，出院以后事情一大堆，这年恰逢我虚度七十之年，回校第一件事是学校领导和地理、城市二系及几个学会为我举行的生日庆贺会，由于来了一些外地客人，不免忙碌了几天，随即又到上海参与复旦大学吴松弟先生的博士论文答辩。复旦的朋友们又为我举行了一次丰盛的生日宴会。说实话，这次的上海之行，尽管朋友们热情相待，但是由于这是多年以来第一次见不到谭先生的上海之行，心中不免怆然，而且又想到他老人家嘱咐之书尚无音讯，决定返杭后写信查询。
事情或许属于巧合，这年12月底我从上海返杭，在不少信件中看到了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来信，信是由一位署名巩本栋的先生所写的，至此我才知巩先生是此书责编。他告诉我，书稿已经审阅通过，并且对书稿表示了赞赏和祝贺。赞赏和祝贺当然是巩先生的客气，其实，由于这年祝寿，我的两位助手合作整理了我的著作目录，进行编印，我才知历年以来出书已有四十种。多此一种，实在无足轻重，不过由于此书是谭先生嘱写，来历不同。所以我特别关心的是巩先生来信中没有提到对内容的商榷问题，这就使我放心。尽管谭先生不能见到此书，但此书不必再作什么周折，可以按照谭先生的嘱咐纳入这套丛书。
1993年夏季，巩先生把此书的三校样寄来，要我再校对一次，并且做一个索引。我仔细看了校样，十分感谢作为此书责编的巩本栋先生，他是一位尊重学术、尊重作者而又恪尽职责的学者，他不仅绝未改动涉及我的观点的内容，而且又十分仔细地修改了原稿中的错漏字句，逐条核对了我的引文，甚至连我在匆忙中发生的标点符号的疏忽也不轻易放过。至此我才领悟，匡亚明先生为了主编这套丛书，在实际工作方面确实选用了一批能人，巩本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有了这样的一批能人，丛书的质量肯定是可以保证的。
《郦道元评传》终于在1994年冬出版，当我拿到巩先生寄给我的第二批样书时，我又一次闭目凝神，回忆了嘱咐我撰写此书的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当年临时抽出的《序言》仍在我手边，为了不使我的郦学研究成果散佚，在说明此事缘由以后，现在重新再把这篇《序言》录出以留纪念。
序言
《郦道元评传》终于写成，从我个人的郦学研究来说，又算完成了一项我原来计划要做的工作。我是一个不大讲究计划工作的人，在郦学研究中要做的事，心中也不过有一种次序先后的约略概念，何者先做，何者后做，一般不会自乱次序。但其中有两件事，却显然因为外来的原因而做了时间上的很大变动，把原来计划晚做的事情做了颇大的提前。
这中间第一件事是《水经注疏》的点校工作。这是《水经注》现存版本中的第一部大书，195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此书错误百出。我在七十年代末期就获知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经过熊会贞多次校阅的稿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而于八十年代初就通过日本学术界的朋友获得了这部巨著。于是我就计划在较晚时候，利用台北本把北京本点校一次，但是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
1979年夏季，我在秦皇岛出席中国地理学会，回程中到天津住了几天，阅读天津图书馆所藏的全谢山五校《水经注》抄本。由于从天津到南京有民航班机，我又转到南京，在颐和路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核对《大明舆地名胜志》中的几段《水经注》佚文，却不意在馆中与段熙仲先生相邂逅。他正在馆中以北京本作底从事点校工作，全然不知道台北本的出版。他的工作是受北京中华书局委托的，当时已经进行了三年，由于底本的错误太多，感到一筹莫展。他当时已年届八旬，但精神旺盛，使我不胜钦佩。我们以往虽未曾谋面，但早已互知姓名，所以一见如故，从此就开始通信。
次年，日本关西大学教授藤善真澄先生就把整套台北本邮寄给我，在当时祖国大陆上恐怕还是第一部，我立刻把这消息告诉了段先生，并且在《杭州大学学报》发表了此书书评，列举了它远胜于北京本的许多优异之处。我当时曾向段先生建议，要北京中华书局向台北同行购买一部，以便于他的点校工作。而当段老看了我书评中以《渐江水》一篇为例所作的两本对比中，立刻清楚，他用北京本做这种工作的底本，实在是浪费精力。但事情显然进展得并不顺利，详情我并不清楚，似乎北京中华书局并无向台北购书之意，而且不久又不知发生了什么原因，北京放弃了此书的出版，而把它转移到江苏古籍出版社。这中间，段老曾几次写信要求我与他合作从事这项工作。由于他的耄年笃学，我在复信中确实不忍明确拒绝他的要求，但是由于我手头工作很多，复信中也绝未同意过他的建议。1983年秋，我应日本关西大学研究生院之聘前去讲课数月，返杭不久，在处理积压的书信之中，看到段老有将全部点校书稿送到我处的意思，而在我尚未不及复信表态之前，他已请其一位亲戚用一辆小面包车把全部书稿从南京送到杭州舍下，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接受这项任务的。此后两年之中，我原来的一切计划都陷于停顿。交稿以前，又蒙段老嘱托，写了一篇作为序言的《排印〈水经注疏〉的说明》，是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此书于1989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可惜段老竟早此二年去世，看不到他辛勤耕耘数年的成果，使我不胜遗憾。这件事发生在南京，书也在南京出版。
我在郦学研究中的第二件这类事也发生在南京，而最后的成果也将在南京出版，这真是一种巧合。此书就是我现在交稿的《郦道元评传》。
对于为郦道元撰写传记，这是我早年就决定了的计划。在我的郦学生涯中，我一直为此有所准备。我在1988年的《地理学报》第三期中发表过《郦道元生平考》一文，又在同年出版于英国的《地理学家传记研究》(Geographers Biographical Studies)第十二卷发表了用英文写的《郦道元》一文。我为华中师范大学刘盛佳教授《地理学思想史》一书所写的长篇序言中，也以郦氏生平业绩为中心。不过由于《魏书》为他立传只有三百零九字，而《北史》为他立传也只有六百一十二字，还包括全录《魏书》在内。因此，要为这位著名人物写一部专著性的长篇传记，必须多方搜集资料，从长思考以求融会贯通，然后动笔，才能得心应手。所以我个人的打算是继续做一点郦学研究的基础工作，郦传的写作不宜过早。
1988年，由于谭其骧先生的勉励和敦促，我才知道匡亚明先生正在主编一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而其中的《郦道元评传》要由我执笔。在经过一番协商以后，我终于没有拂逆谭先生的嘱咐，接受了此书的撰写任务。也就是说，在我的郦学研究诸课题中，又一次提前了一项原来安排在日后的工作。当时，我的《水经注研究三集》正在整理，准备交稿。而《读〈水经注〉札记》也正在陆续脱稿(后来在香港《明报月刊》分期发表)。我只好调整计划，集中力量，先完成《三集》，于次年交稿。《札记》则暂时告停，开始把研究力量转到《评传》中来。经过一年多的工作，现在终于完成了这部近二十万字的稿子。使我高兴的是，我的这两次研究计划的改变，都是受我的长一辈学者的嘱咐。段老虽然最后没有看到这部巨构的出版，当他把全部点校资料，从南京车载杭州时，心情的迫切可以理解；当他知道我终于收下了他的书稿时，必然感到宽慰。至于谭先生，我一直把他作为尊敬的老师，我能如期交稿，不负他的嘱咐，或许是能够使他满意的。
《评传》的内容我不拟多说，除了《魏书》和《北史》的十分有限的材料以外，对于郦道元的思想、治学方法以及《水经注》贡献和郦学源流等等，一部分根据我过去陆续发表的论文，另一部分则继续求之于郦注。我在1989年秋季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讨论会所写的《书面发言》中就已经提到：
郦道元虽然在正史上寥寥数言，但却有三十多万字的不朽名著留传后世，他毕生的思想和活动，都可以在这三十多万字中进行探索、分析和提炼，虽然这中间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但是我认为只要下工夫，我的任务或许是可以完成的。
《评传》的确是按我上述书面发言的话撰写的，许多资料都曾经在我已经出版的三集《水经注研究》以及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的各篇《读〈水经注〉札记》、发表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各篇《郦学札记》中引用过。唯一不见于上述文献的，是我对《魏书·酷吏传》的分析和批判，这也是我长期来准备要做的工作。《魏书》把郦道元置于《酷吏传》，这当然是一个史学小人魏收的卑鄙勾当，但是“正史”修撰中的一个极不公正的体例，正为这类小人钻了空子。对于这个问题，较《魏书》晚出一百多年的《北史》其实已经为郦氏平了反，但不经过分析，人们不容易察觉《北史》的平反性质。清赵一清虽然对此仗义执言，但他的话实在没有超过《北史》，所以我不免要多说几句。
此外，对于撰写《郦道元评传》必须涉及的人、地、事、物中，让我一吐积愫的是秦始皇这个暴君和他用“尸骸相支柱”的代价所修造起来的这条夯土建筑物，即所谓“万里长城”。我的观点很可能是某些先生们所很不乐意的，知我罪我，可以公论。
1990年12月
后记
《郦道元评传》第二章《郦道元及其家世》中，我引《水经·巨马水注》中的一段，说明郦氏家乡在今河北省的涿州市，又引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说明郦氏故居郦亭到清代仍然存在。《评传》对此记叙得比较详细，这是因为不仅《魏书》和《北史》对郦氏的籍贯记载都有模糊和错误之处，而近年来，各方对此也有错误的传说，甚至连公开出版的几种辞书中，也发生这类错误。所以我才从历史地理学的观点做了考证。不过地理学重视实地考察，我研究郦学多年，从理论上考证郦氏故居当然不致有讹；但生平从未到过巨马河流域的郦氏故居考察一番，每念及此，实在不胜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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