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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传》于去冬出版，正值此时，我忽然先后接到石家庄河北省社科院文艺室主任王畅先生和涿州市政协副主席王大丰先生的来信，说河北省社科院和涿州市政府正在筹备一个关于郦道元《水经注》和《三国演义》的学术讨论会，拟在1995年元宵节前后举行，因为涿州不仅是郦氏故居，而且也是刘备和张飞的老家。他们不仅热诚地邀请我参加，并且要我推荐几位京津一带的郦学家与会。承涿州市的盛情，派该市桃园饭店公关经理南下杭州，把我们夫妇于元宵节当天接到涿州，观赏了历来著名的这个“天下第一州”的元宵灯会，于次日举行学术讨论会。与会的郦学家有杨向奎、王守春、辛德勇、刘福元等先生，讨论非常热烈。我在会上向郦道元的故乡赠送了刚刚出版的《郦道元评传》和我的其他郦学著作，由市委书记杨新世先生代表接受，以表示我对郦氏故乡的一点心意。会议详情和我在会上的发言，已由《光明日报》记者肖海鹰先生于今年2月22日该报作了报道，这里不再赘述。
这次涿州之行给予我的最大满足是让我亲眼目睹了一千五百年前郦道元在《水经·巨马水注》中所记述的他的故乡。1995年2月16日下午，我们夫妇到达了这个坐落在涿州市南约五公里现名郦道元村的地方，这是一片典型的海河平原地理景观，村落稀疏，沙土绵漫，景色荒凉，殊非《巨马水注》描述的景象。郦亭沟已经干涸，但沟壑尚在，督亢沟则已无迹可寻。不知在洪水季节，它们与今巨马河的沟通情况如何？涿州市决定在此建造郦道元纪念馆，基石已奠，动工在即，令人不胜欣慰。我们夫妇站在基石边上摄影留念，四顾苍茫，溯昔抚今，为之神往。
最后对《郦道元评传》赘述几句。从涿州回杭后，不久又住进了医院。并不是什么大病，只因连续两年没有参加体格检查，加上耳聋和牙病，因估计有近一个月时间活动较少，所以被劝说住入了医院。却不料《光明日报》记者叶辉先生竟为此书寻踪到医院专访，并于3月29日该报以《著名郦学家陈桥驿提出“地理大交流”的新学说》为题，报道了：“《郦道元评传》中提出‘地理大交流’这一新学说后，已在国内外地理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这个报道当然使我受到鼓舞，但更为重要的是报道中提到了日本著名地理学家米仓二郎教授的话，他说郦道元是“中世纪时代最伟大的地理学家”。我们的确为此感到自豪。
《水经注研究四集》，杭州出版社2003年版
“人与自然旅行家系列”《郦道元》后记
在阐述了郦道元与自然的各种关系以后，使我又想起了本书中曾经引及的美国学者亨利·G·施瓦茨的《中国人的自然之爱》①。他所列举的几个中国古人，的确都是热爱自然的。施瓦茨笔下的热爱自然的中国古人，首先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描述了司马迁路程遥远、地域广泛的旅行，并且引述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名言。施瓦茨说：“行万里路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直接的知识，更是为了使人认识自然，使人的胸襟变得更为宽广深邃。”此后，他又举了不少热爱自然的古人，包括几位高僧。例如慧远(334—416)和他的一些同伴，曾经攀登危险的庐山石门，在那欣赏优美的自然。而慧远的师傅、高僧道安(314—385)，也常爱独自耽山上。另一位四世纪前期的高僧于法兰，是一位对自然的高度热爱者，他在长安的时候，就隐居在崇山之间，当他听到了浙东的秀丽山水以后，就步行而往，居住在石城山②。
施瓦茨在其著作中还引及不少中国人热爱自然的诗文。除了谢灵运在始宁，柳宗元在永州，显然是指《山居记》和《永州八记》外，其著作用英文表述的古人诗句也很多。例如他举了一首“三千年前无名中国诗人”的诗篇，其实就是《诗经·小雅·采薇》：
①此文收入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李祁所编的英文本《徐霞客游记》卷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②今名南明山，在浙江省新昌县城郊，山麓有南朝雕凿的巨大石佛，建有大佛寺。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我在《评介英文本〈徐霞客游记〉》①一文中评论此诗说：
内容实在很简单，从事物来说，只有杨柳、雪花；从时间来说，不过春去冬来。但对于自然景观及其变化，四句诗所表达的感情，确是十分深厚和纯朴的，这就是中国人的自然之爱。
此外他还引及了其他一些诗篇，例如李白诗：“一生好入名山游”②；韩愈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他引韩愈的诗是为了说明，正是因为韩愈是一位远离京都的贬谪者，使他有机会接触自然，尽情地欣赏自然之美。施瓦茨所引的这两句韩诗，出自《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③。这首诗中有两句施瓦茨没有引及的描写自然的名句：“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云横秦岭”、“雪拥蓝关”，这是何等气魄的自然景观！只有贬谪者才能看到如此伟大的场景，而在长安唯有坐井观天。
在施瓦茨的文章中所引及的热爱自然的中国古人中，除了司马迁以外，其余多数人，他们对自然的热爱，主要表现在对自然的忘情欣赏。例如他引及的陶潜，曾经写下过“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④的忘情文章。至于李白，他不仅“一生好入名山游”，而且对于他周围的自然，他实在感到得意忘形：“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所以他赞赏：“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⑤施瓦茨的话不错，这些人不仅从自然获得了直接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对自然的欣赏，使他们的胸襟变得更为宽广深邃。
司马迁当然是一位非常热爱自然的中国古人，他对于祖国自然的热爱，并且超越前述古人的境界。这就是，他不仅欣赏自然，而且不懈地研究自然，努力探索自然的奥秘。我在书内已经论述，他在参加了一次黄河决口的抢险以后，根据现场观察和研究，终于总结出一句名言：“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对于作为自然地理实体的河流，是他第一个揭示出“利”和“害”的辩证关系。此外，对于当时流行的论述祖国山川自然的文献，他也能做出严格的区别：“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①《徐霞客研究》第三辑，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
②《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全唐诗》三函四册。
③《全唐诗》五函十册。
④陶渊明：《归去来辞》。
⑤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
和司马迁一样，郦道元也是一位既忘情地热爱自然又不倦地研究自然、探索自然奥秘的学者。他一方面继承司马迁“甚哉！水之为利害也”的名言；另一方面把前代的水利和水害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记叙，从而写下了比司马迁更为深刻的总结：“水德含和，变通在我”。
当然，人类认识自然是有一个过程的。司马迁和郦道元，他们对于自然的研究成果，属于那个时代的业绩，不能按我们今天的认识加以低估。譬如，司马迁认为记叙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他所指的即是《禹贡》一篇。郦道元虽然在诸如长江江源等方面实际上修正了《禹贡》，但总的说来，他仍然是尊重《禹贡》的。《禹贡》是什么？是一篇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顾颉刚说：“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①傅斯年说：“盖禹是一种神道，即中国之Osiris②，禹鲧之说，本中国之创世传说(Genesis)。”③著名的美籍俄罗斯汉学家卜弼德也说：“中国上古的洪水故事，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不过是个神话。”④卜弼德所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大家”指的是我们现代人。从司马迁到郦道元，他们虽然对自然进行研究和探索，但是绝不能达到我们现代的认识水平。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从郦道元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四个世纪，再过十四个世纪，那个时代的人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和郦道元，我们的进步或许微乎其微。书内曾以黄河做过例子。这条河流从我们的祖辈修治到今天，但含沙量和输沙量依然如故，中下游河床淤高也依然如故，我们当然感谢梁恩佐和肖昕两位先生，他们身在海外，也为这条河流殚精竭虑，但是他们提出的治理方法，竟是针锋相对。所有的这些都足以说明，直到今天，我们对这条河流的认识还很幼稚。
①《古史辨》，北平朴社民国十五年(1926)版。
②古埃及的主要神明。
③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
④Peter A.Boodbery，Proletical Rewarks on the Evolution of A rchaic Chinesee，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Boodbe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and Losangeles，1979.
记得几年以前，我的一位学生吕洪年教授，以多年辛勤写成一本力作《万物之灵——中国崇拜文化考源》①索序于我。我在序言中，也涉及了人类研究自然、探索自然奥秘的问题，我说：
到了近现代，人类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绝顶聪明的人物，他们既是伟大的科学家，却又是虔诚的宗教徒。牛顿提出“第一推动力”已经整整两个世纪，在这两个世纪之中，科学发展可谓一日千里。现在，究微的工具已经发展到电子显微镜，察远的工具已经发展到射电望远镜。但令人惊骇而无法解释的是，从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的微小原子，和从射电望远镜中看到的庞大天体，其结构和形式出奇地酷似。也就是说，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竟是同一模式。有关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所以我在前面提出了前期人类比以后的人类相对愚昧的说法。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这种相对愚昧必将继续地和长期地存在下去。几千年以后的人类必将说三道四地指出我们这一代人类的愚昧，但是他们对于大自然和其他许多方面，同样会有种种不可认识、无法解释的问题。
我的话或许扯得太远，但我的本意是为了说明，人类研究自然没有止境，自然的奥秘也永远探索不尽。一部《水经注》，从我们现在的科学水平来看，它对自然的研究及其所揭示的自然奥秘能有多少，但值得我们头脑清醒的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我们现在对自然的认识水平，比《水经注》的时代也高不了多少。所以我们必须对于这个身处其境的自然，进行不懈的研究和探索，而郦道元所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正是如此。
“人与自然旅行家系列”《郦道元》，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①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水经注· 文献录》序
我在“十年灾难”以前就开始了对《水经注》引书的研究工作，在这个专题上，曾经录制出上千张卡片，在灾难中毁于一旦。灾难以后，又收拾余烬，重新工作，到1983年前已经完成了一个初稿。之所以犹豫不敢定稿，除了因工作较忙外，主要是对若干资料没有把握。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水经注》到底引用了多少文献？明嘉靖原版黄省曾校本《水经注》卷首，列有一张引书目录，总数不过一百六十四种(不久以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国维校明刊本卷首所列为一百六十九种)，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马念祖编《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所列《水经注》引书共三百七十五种。196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侯仁之教授主编《中国地理学简史》中指出：“(《水经注》)注文所引用的书籍多至四百三十种。”侯仁之教授所列的引书数字，很可能是从1934年哈佛燕京社出版的郑德坤所编《水经注引得》一书中得来。郑氏在该书序言中说：“(《水经注》)明本载郦氏引用书目只有百余种，余考郦氏引书凡四百三十七种①，因作《水经注引书考》。”郑氏所说的郦注引书数字，与我整理的初稿颇为接近。但他所说的《水经注引书考》一书，却百方搜求，杳无音信，还不知是否已经出版。
1983年秋，我应聘到日本讲学，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京都中文书店的图书目录中，获得了1974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的郑氏《水经注引书考》的信息。但是经过1983年和1985年两度在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地的各大书店的搜求，结果却一无所获。盖印数不多，又是一种冷门书，距出版时间已久，存书早已告罄，所以一切努力，都属徒劳。
①郑氏在序言中作四百三十七种，但正文中各书均有统一编号，计四百三十六种。序言中的“七”字当是“六”字之误。
今年年初，寓居香港的郦学家吴天任教授获悉我正在搜求此书，他慨以其书斋中所仅藏的一册寄赠，使我得获睹郑著全豹，真是不胜感激。此书原是郑氏在三十年代的创作，故卷首有他1936年撰于厦门大学的序言。五十年代初期，郑氏应聘去英国剑桥大学讲学，临行将稿本交吴天任教授，吴氏在取得郑氏同意后，于1974年交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所以卷首又有吴氏序言一篇，评述郦注引书的研究历史和郑氏治郦经过，甚有裨于郦注文献的研究。
在历来一切有关郦注引书的研究成果中，郑氏的著作无疑是十分杰出的。尽管我获睹郑著已在拙编基本定稿以后，但郑著仍然为我提供了重要的数据。首先是我在郑注中得到了鼓励和信心，其次，我在他的考录中，也获得了若干补充拙编的资料。郑著所列《水经注》引书共四百三十六种，其中有六种仅有撰人姓名而无书名，故实为四百三十种，拙编所列《水经注》引书共四百七十七种，较郑著多出四十余种。在郑著中，若干碑铭也包括在内，而拙编则不包括一切碑铭。郦注所引碑铭等共三百五十七种，我已另编《水经注金石录》一种收列①。因此，拙编《文献录》所列郦引文献的实际数字，较郑注有较大的增加。当然，我的工作是在前辈学者包括郑氏在内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些许成就，实无足道。但对于拙编或许有裨于郦学研究这一方面，确实增加了我的信心。另外，郑著中有不少他精心考证的成果，为拙编提供了补充和提高的依据。例如卷二十二《渠》所引后汉冯敬通《显志赋》，由于隋唐诸志未曾著录冯的诗文集，而《显志赋》自来鲜见他书引及，清严可均《全后汉文》亦未辑存。我以为此赋当然亡佚无疑。但郑氏考证，明张运泰、余元熹辑评《汉魏名文乘》中有《冯敬通集》，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明刊本。据此，则此赋很可能就在燕大所藏的这部明刊《冯敬通集》之中，我据此修改拙编，引郑著作了补充。又如卷四十《渐江水》所引《刘道民诗》。刘道民是刘宋武帝小字，历来治郦学者如何焯、杨守敬等，均在他们的校本之中肯定是宋武帝所作。但郑著却据《七录》和《隋书·经籍志》著录《刘遗民集》，认为“道”字是“遗”字之误，此诗应是晋刘遗民所作。尽管郑氏的考证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是作为一种继续考证的线索，这种说法是值得录入的。为此，我在拙编中也就补入了郑氏的考证。
①撰有《水经注·金石录序》一篇，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四期。
现在来看看《水经注》引用文献的情况。总的说来，可以用一句人们习常使用的成语来说明，那就是丰富多彩。郦注引用的文献，不仅数目庞大，而且内容多样。在以往列举《水经注》引书的著述中，明人的郦注版本如黄省曾本和王国维校明本，都不过是排列书名，不作分类。马念祖所编则以笔画排列，也不分类。郑德坤《水经注引书考》，采用经史子集的传统分类方法，另外再在每一种书名上加上统一的编号。这个分类方法，当然要比以往的机械排列好得多。我在五十年代开始研究郦引文献之初，就初拟了一种分类方法。因为郦注是一部历史上的地理名著，因此，在其引书的分类中，必须突出其所引的地理书。为此，我一开始就打破旧《四库》分类的传统，把郦引全部文献，分成地理、历史、人物、图籍、论说、杂文、诗赋等十八类，这样，在旧《四库》分类中，属于经书的《禹贡》、《职方》，属于史书的《汉书·地理志》、《山海经》、《越绝书》等，就都按地理科学的标准，列入了地理类。于是，在全部郦引文献四百七十七种之中，地理类得一百零九种。
郦注在文献引用上如此广泛地搜罗地理书，这是《水经注·文献录》的最重要的特色。郑德坤教授的《水经注引书考》，虽然按照《四库》分类排列，但对于这个特色，他是清楚地看到的。他在序言中指出：“《水经注》征引地理书之富，隋唐以前无能出其右者，其作品在地理上之价值，可想而知。后儒或以其兼引小说故事，讲究词藻，而目为奇僻，其未详考所引用图书有以致之也。”
《水经注》引用的地理文献，首先是范围广泛，方面众多，既有全国地理如《山海经》、《禹贡》、《职方》、《汉书·地理志》、《十三州记》等等，也有区域地理如《齐记》、《赵记》、《湘州记》、《广州记》等等，既有《水经》、《江水记》、《汉水记》等河川地理，也有《昆仑说》、《罗浮山记》、《庐山记》等山岳地理，并且还有如《法显传》、《外国事》、《林邑记》等域外地理，真是包罗四方，应有尽有。
第二，《水经注》引用的地理文献之中，包括了大量的地方志。郦道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把“方志”这个名称用来称谓一种特殊体裁的地方文献的人。后来我国有不少研究地方志的学者，他们在“方志”这个名称上，言必称《周礼》，认为“方志”起源于《周礼·春官》，即所谓“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且不必议论《周礼》所描述的这种政治制度，只不过是汉儒的一种设想，在我国历史上实在并未出现过。即使确有其事，则在邈远的周朝，这种由外史所掌的四方之志，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东西，谁也无法想象。但《水经注》却不然，卷二十二《渠》经“又屈南至扶沟县北”注：“因其方志所叙，就记缠络焉。”这是我国古籍中第一次提出实有所指的“方志”。在《水经注》所引的地方文献中，不仅包括了后世学者议论的我国的最早方志《越绝书》和《华阳国志》①，而且更广泛地搜罗了被后世称为六朝方志的大量地方文献如《洛阳记》、《陈留志》、《宜都记》、《襄阳记》、《钱唐记》、《会稽记》等等，不胜枚举。清陈运溶在《荆州记序》(《麓山精舍丛书》)中说：“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实际情况正是如此。
第三，《水经注》不仅重视地理文献，并且也非常重视地图。除了有名可稽的共十三种在拙编中列入图籍类以外，无名可稽而郦氏在著述过程中实际上使用的图籍，为数还有不少。例如卷二十一《汝水》经“汝水出河南梁县勉乡西天息山”注：“会上台下列山川图，以方志参差，遂令寻其源流。”这里，郦氏不仅对照了地图和各种方志，并且最后作了实地考察。又如卷二十四《瓠子河》经“又东过廪丘县为濮水”注：“郑玄曰，历山在河东，今有舜井；皇甫谧或言今济阴历山是也；与雷泽相比，余谓郑玄之言为然。故扬雄《河水赋》曰，登历观而遥望兮，聊浮游于河之岩。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校之图纬，于事为允。”这里，他不仅查阅了郑玄、皇甫谧和扬雄等各家著作，而他自己的结论，却是在核对了地图才得出的。这些都说明了他在地理文献的引用中对于地图的重视程度。
当然，除了地理书和地图以外，《水经注·文献录》从其他许多方面来看，也都不愧为我国的一宗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首先是因为《水经注》所引的许多文献，原书早已亡佚，而在我国古籍中却没有其他任何文献引及，赖郦注的引用，因而保留了这些稀见文献的吉光片羽。例如在地理类中的《中州记》(卷十六《穀水》)、《嵩高记》(卷四十《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刘成国《徐州地理志》(卷八《济水》)、《江东旧事》(卷三十六《温水》)，图籍类中的《督亢地图》(卷十二《巨马水》)，诗赋类中的《通津赋》(卷二十六《淄水》)、傅逮《述游赋》(卷十一《易水》)、《显志赋》(卷二十二《颍水》)、《野鹰来曲》(卷二十八《沔水》)、《上堵吟》(卷二十八《沔水》)，宫室类中的《汉宫记》(卷十六《穀水》)、《傅子宫室》(卷十九《渭水》)，书信类中的《俞益期与韩康伯书》(卷三十六《温水》)、《李固与弟圄书》(卷三十三《江水》)等等，不胜枚举。
①(清)洪亮吉《澄城县志序》：“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华阳国志》。”
另外还有不少历史文献，除了《水经注》以外，也为其他一些古籍所引及，但其他古籍所引的远不如郦注完整。以《林邑记》为例，不少地理书和类书确都引及此书，但都只有寥寥数语，而《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却引述了此书记载林邑国军事要地区粟城和国都典冲城的两段至关重要的文字，前者约一百四十字，后者达四百三十字，把这两个中南半岛的古代城市，描述得十分详细，成为今日学者研究这个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①
再举一例，大约撰于汉代的《汉武帝故事》一书，其中有对我国汉代宫殿建筑的详细记载，我国古籍和若干类书引及甚多，如《史记·孝武本纪·正义》，《史记·封禅书·索隐》，《三辅黄图》，《北堂书钞》卷一四○，《初学记》卷二十四，《艺文类聚》卷六十二、六十五，《续谈助》卷三，《御览》卷一七三、三八○、四九三、七七四等均有引及，可以说是一种古籍中的常引书。但所有这些古籍中所引及的都不过寥寥数语，根据这些引语，还不足以窥及汉代宫殿建筑的规模。而《水经注》卷十九《渭水》经“又东，丰水从南来注之”注中，引用了一段所有上列古籍所未曾引及的内容，注文说：
《汉武帝故事》曰：建章宫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渐台三十丈。……南有壁门三层，高三十余丈，中殿十二间，阶陛咸以玉为之，铸铜凤五丈，饰以黄金，楼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门也。
从这段唯《水经注》独引的文字中，可以窥及汉建章宫的建筑规模和高度技巧，这也就证明了《水经注》引书的甚得要领。这样的例子，在全部郦注中是不胜枚举的。
①参阅拙著《水经注记载的城市地理》，载《水经注研究》第164—171页。
此外，对于《水经注·文献录》的研究，还可以从许多方面丰富我们对古籍的知识。这中间，范晔《后汉书》与司马彪《续汉书》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范晔《后汉书》，原仅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而由谢瞻撰志，范晔获罪被诛后，谢瞻自毁所撰各志，所以此书原来无志。唐代以前，《后汉书》有司马彪、华峤、谢沈、袁山松等多家，并且还有官修的《东观汉纪》，各书并行于世，无分高低，但唐初章怀太子集诸儒注范书，于是范书独尊而各书式微。但范书无志，是其重大缺陷。于是，北宋时，遂将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配入，乃成今本《后汉书》一百二十卷。所以《四库提要》史部正史类云：“自八志合并之后，儒者或不知为司马彪书，故何焯《义门读书记》曰，八志，司马绍统(按绍统，彪字)之作，本汉末诸儒所传，而述于晋初。”所以今所传范晔《后汉书》，其中四分之一实是司马彪的作品。此事，在《四库提要》时代就已经“儒者或不知为司马彪书”，则何况乎今日。但是在研究《水经注》引书时，我们即可发现，卷三十八《湘水》经“又东北过阴山县西，洣水从东南来注之，又北过醴陵县西，漉水从东南来注之”注中，注文引司马彪《续汉志·五行志》：“建安八年，长沙醴陵县有大山，常鸣如牛响声，积数年后，豫章贼攻没县亭，杀掠吏民，因以为候。”而今本《后汉书·五行志》也说，“建安七、八年中，长沙醴陵县有大山，常大鸣如牛呴声，积数年后，豫章贼攻没醴陵县，杀略吏民。”则今本《后汉书·五行志》显然就是郦引《续汉书·五行志》略加改动之文。在《续汉书》早已亡佚的今天，《水经注》所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范书兼并司马书的证据。
《水经注》引书，同一文献，常常在不同卷篇中使用别名异称。对于撰者，则往往时而称名，时而称号，时而称职位封爵，变化频繁，使人捉摸不定，对于不经意的读者，这可能是一种困难，常易引致讹误。所以清凌扬藻在其《蠡勺编》卷二十一中，对《水经注》一书有“但嗜奇博，读者眩焉”之叹。不过，当我们对《水经注·文献录》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以后，就会发现，郦氏在文献引用上的这种称奇嗜博的性格，大大有裨于后人对古籍的研究。其实，在隋唐经籍、艺文志的著录中，由于同书异名以及撰者的名、号差别，一书作为二书甚至数书著录的，并不鲜见。我们在《水经注·文献录》的研究中，经过对不同卷篇中书名和撰者名、号等的对比分析，不仅可以弄清郦引文献的实况，同时还可以以此校勘隋唐诸志的著录。例如，卷四《河水》，卷十五《洛水》，卷十九《渭水》，卷二十三《汳水》，卷二十五《泗水》等诸篇中，郦氏常引《西征记》一书，有时称为戴延之《西征记》。但在卷二十四《汶水》，卷二十五《泗水》、《洙水》，卷二十六《淄水》等诸篇中，又常引《从征记》一书，不著撰人。《隋书·经籍志》著录戴延之《西征记》二卷，又戴祚《西征记》一卷。《两唐志》均著录戴祚《西征记》二卷，无戴延之书。至于《从征记》，则隋唐诸志俱不著录。这里，对于《西征记》、《从征记》以及《隋志》著录的戴延之和戴祚两种《西征记》等等之间的关系，实在纠缠不清。而解决这个问题的端倪，却还是从《水经注·文献录》获得的。卷十五《洛水》经“又东过偃师县南”注：“戴延之《西征记》曰，坞在川南，因高为坞，高十余丈，刘武王西征入长安，舟师所保也。”同注又说：“戴延之《从刘武王西征记》曰，有此尸，尸今犹在。”由此可知，郦注中引及《西征记》和《从征记》多达十余次，只有在《洛水注》中，才写出了此书全名，即戴延之《从刘武王西征记》。《西征记》和《从征记》，原来都是此书的略称。明黄省曾校本不曾详究郦引文献，把戴延之《西征记》和不著撰人的《从征记》并列作为二书。显然不得要领。另外，郦注在此书撰人上屡言戴延之而不及其他，而从“延之”一词揣摩，很可能就是戴祚之字，则《隋志》著录的戴祚和戴延之两种《西征记》，很可能就是重复著录。
《水经注》引书，书名从全从略，撰者从名从字，变化多端，拙编《文献录》，在这方面唯注文是从，只是在考录中略加说明而已，对于注文所引不著撰人的文献，只有在撰者毫无争议的情况下，我才为它加上撰者姓氏。总之，一切尊重郦注原文，拙见仅在考录中表示。在每一种文献考录的末尾，用括号注明这种文献在《水经注》中第一次出现的卷篇名称。郦注有不少常引书，在许多卷篇中反复出现，但在考录中不一一赘举。
由于《水经注》引书甚多，而且所引的文献之中，有大量已经亡佚，所以历来受到学者的注意，研究者代有其人，已经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即是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虽然我所考录的《水经注》引书超过明人二倍以上，但绝无可以自鸣得意之处。而且相反，我的研究工作或许还存在不少缺陷，我所考录的郦注引书，更可能发生遗漏和错误，都有求于海内外郦学界的批评和指正。
“十年灾难”以后，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开始重视对古籍的整理工作。许多重要的古籍，正在次第获得重新点校和出版，不少濒于亡佚的古籍，正在得到抢救和整理。这当然是值得我们额手称庆的。在我所考录的《水经注》引书中，有些名著如《山海经》、《法显传》、《越绝书》等，近年来已经重新作了点校和出版。不少亡佚的文献有的正在辑录，有的已经有了辑本，确实使人感到高兴。但是这中间也有不少稀见的文献，目前仍然无人过问，存在亡佚的危险，说明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我所编纂的《水经注·文献录》，假使在这方面能有些许贡献，那就是我几年来为此辛勤工作的最大慰藉。
原载《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三期
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又转载《新华文摘》1987年第一期
《水经注· 金石录》序
在郦道元撰写《水经注》的过程中，他所占有的资料是十分可观的。除了书内有名可稽的各种文献资料四百七十余种外，他还引用了三百五十七种金石资料，为后世在金石学的研究上提供了丰富的源泉。郦道元在他的著述中，非常重视各类碑刻所提供的资料。在不少场合中，他常把他在著述中所无法论断的问题归之于当地没有碑刻可以依据。卷十二《巨马水》经“巨马河出代郡广昌县涞山”注云：
涞水又北迳小黉东，又东迳大黉南，盖霍原隐居教授处也。徐广云：原隐居广阳山，教授数千人，为王浚所害，虽千古世悬，犹表二黉之称。既无碑颂，竟不知谁定居也。
又卷二十六《巨洋水》经“又东北过寿光县西”注云：
(寿光)城之西南，小东有孔子石室，故庙堂也，中有孔子像，弟子问经。既无碑志，未详所立。
郦道元当然并不是一位金石学家。他之所以如此重视金石资料，可以用以后的金石学家的话来作出解释。宋赵明诚在《金石录叙》中指出：
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牴牾十常三、
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
其实，赵明诚在这段议论中所说的还只是碑刻的一个方面，从《水经注》所列载的有关人物方面的许多碑刻来看，这些人物大部分是正史无传的。因此，它们不仅可以正史牒之谬，而且还可以补史牒之缺。
不过金石资料，特别是碑刻，它们与一般文献资料还有颇大的区别。尽管它们坚硬而不易破损，但在保藏和流传的条件上，却无法和其他文献资料相比。岁月迁延，镌刻在石块上的文字就难免磨灭，甚至整块碑碣也可能被毁。例如，赵明诚《金石录》著录的，建立于后汉光和四年(181)的《汉殽阮君神祠碑》，即《水经注》卷十九《渭水》经“又东过郑县北”注中的《五部神庙石碑》。郦道元毫不含糊地记下了此碑是“郑县令河东裴毕字君先立”。但在郦道元撰《水经注》五百年以后，当欧阳修编《集古录》时，他就把“裴毕”误认作为“裴
”。赵明诚经过仔细地辨认笔画，才断定欧阳修的讹误。①又如卷三十一《滍水注》引及的《汉中常侍长乐太仆吉成侯州苞冢碑》以及碑前的石兽等。该墓建于后汉永寿二年(156)，离郦氏著述已近四百年，所以已经“坟倾墓毁，碑兽沦移”。但“人有掘出一兽，犹全不破，甚高壮，头去地减一丈许，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这显然是郦道元当时所亲见。但在以后五百年的赵明诚撰述《金石录》时，他曾托他的友人，当时服官于该处的董之明查访此冢碑兽，董查访的结果是：“其一‘辟邪’，道元所见也，其一乃‘天禄’，字差大。……‘天禄’近岁为村民所毁，‘辟邪’虽存，然字画已残缺难辨”②。说明碑刻的磨灭损毁，乃是不可避免的事。综观历代金石著录，《水经注》所引及的碑碣石刻，到我国第一部著录碑碣石刻的专著即欧阳修的《集古录》时，已经大部不存。从《集古录》到赵明诚的《金石录》，为时不过七八十年，碑刻沦失，竟又过半。及至六七百年以后的清代金石巨编如王昶《金石萃编》，孙星衍《寰宇访碑录》等等之中，古代碑刻能原物幸存的，实属凤毛麟角。若不是历来学者著录，传抄和拓本的流传，则大量的碑刻记载，都将泯泯然为后世所不传。
①《金石录》卷一七。
②《金石录》卷一五。
《水经注》虽然并非记载金石的专著，但它所引及的碑碣石刻等资料，不仅数量多达三百五十余处，而且在时间上上起秦汉，下至北魏，在地区范围上包罗全国，甚至涉及域外；特别是在内容上的丰富广泛，使这些碑刻的实用价值大大提高。历来学者著录金石资料，在内容上往往着眼于人物、墓志、祠庙等，而尤以名人名事为重。在形式上则又常常追求书法字体和雕琢功夫。但郦道元在这方面却绝无成见，只要在地区上属于他的著述范围，在内容上符合于他著述的需要，则不论是“石作粗拙不匹”①或“文辞鄙拙，殆不可观”②，他都能兼容并蓄，搜罗无遗。因此就大大地丰富了《水经注》的金石资料，为后人利用这些资料带来了许多方便。正因为此，我花了不少时间，为《水经注》编纂一个《金石录》，可能并不是浪费精力。我在编纂中发现，其中的不少碑碣石刻，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并且也具有现实意义。时至今日，其中的不少资料，仍可为我们在许多方面的研究中提供需要。
在这个《金石录》的三百多种著录中，以形式而言，除了三种铜器的铭文以外，绝大部分是碑碣、石刻和摩崖题刻。以内容言，大概可以分成河川水利、山岳、水陆交通、经界、城邑、地名、古迹、经籍、历史、人物、祠庙、陵墓等十二类。说明牵涉是很广泛的。不过我所编纂的这个《金石录》没有按照这样的分类，这是因为其中还有一些碑刻不能编入上列类别，而且这样一编，势必打乱碑刻在全书中出现的次序，造成查阅的困难。赵明诚的《金石录》是按照碑刻的年代排列的，这种方法也不适宜于《水经注·金石录》的编纂，这不仅因为《水经注》有它自己的卷次篇目，不宜颠倒错乱，而且由郦道元所收入的金石资料中，包括许多残碑断碣和不见经传的人物，根本无法查明碑刻建立的时间。为此，这个《金石录》的编纂，当以采用录从其书的方法为宜。按照卷篇次序和同一卷篇内碑刻出现的先后进行排列，这样，在查阅时就可以得到许多方便。
不过，这个《金石录》是供给不同学科和不同的研究目的所使用的，按照卷篇次序排列的编纂方法，虽然具有检阅方便的优点，但是也存在明显的缺点。这就是，不同学科的不同研究者，在这种内容混杂的著录中，不容易了解，到底这个《金石录》对于他所从事的学科和研究的课题，有可能提供哪一方面的资料。为此，在这篇序言里，按内容所分的上列十二类作一点介绍，或许还是很有必要的。
①《水经·阴沟水注》所引《汉故中常侍长乐太仆特进费亭侯曹君之碑》。
②《水经·淮水注》所引《淮源庙碑》。
第一类是河川水利类。在《水经注》所收录的金石资料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在其他金石著录中，这类碑刻往往是得不到重视的。以赵明诚《金石录》为例，从先秦到北魏永熙二年(533)的全部三百七十四种碑碣石刻中，就没有一种是有关河川水利的。在他著录的全部二千种碑刻中，有关这方面的也是寥寥可数。但是作为《水经注》的《金石录》，由于河川水利是作者著述的主旨，所以是广泛搜罗、不遗余力的。这类碑刻中的一部分记录了历史上的洪水水位，这是至今仍然具有价值的水文记录。卷十五《伊水》经“又东北过伊阙中”注中的《伊阙左壁石铭》即是其例。注云：
伊水又北入伊阙，昔大禹疏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矣。……阙左壁有石铭云：“黄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此已下。”盖记水之涨减也。
卷十六《穀水》经“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注中的《千金堨石人东胁下刻勒》，也是这方面的同类例子。注云：
魏时更修此堰，谓之千金堨，积石为堨而开沟渠五所，谓之五龙渠。渠上立堨，堨之东首立一石人。……石人东胁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荡坏二堨。
从上列刻石中可见，洪水发生的时间和水位高度，都记载得清清楚楚，都是十分可贵的历史水文资料。河川水利类碑刻中的另一部分，记载了主持水利工程的主要人物。在上述《伊水注》中涉及伊阙的记载时，《阙右壁石铭》就是这一类的例子。注云：
(伊阙)右壁又有石铭云：“元康五年，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轨，部督邮辛曜新，县令王琨，部监作掾董猗、李褒，斩岸开石，平通
伊阙。”石文尚存也。
在河川水利类碑刻中，上述这种记录是很多的。例如卷二十四《睢水注》的《沛郡太守郑浑刻石》：“昔郑浑为沛郡太守，于萧、相二县兴陂堰，民赖其利，刻石颂之：‘号曰郑陂’。”卷二十七《沔水注》的《褒水小石门刻石》：“褒水又东南历小石门，门穿山通道，六丈有余，刻石言：‘汉明帝永平中，司隶校尉犍为杨阙之所开’。”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类碑刻在记录工程主持人以外，有时也兼及工程的规模和效益，是重要的水利史资料。
《水经注》所引河川水利类碑刻中最值得珍贵的是全面记录某一水利工程的碑刻，这类碑刻对于水利史和现代水利都能提供重要的研究数据。这中间，卷十四《鲍丘水》经“又南过潞县西”注中的《车箱渠刘靖碑》就是很好的例子。注云：
(高梁)水自堰枝分，东迳梁山南，又东北迳刘靖碑北，其词云：魏使持节都督河北道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沛国刘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观源流，相
水以度形势，嘉武安之通渠，羡秦民之殷富，乃使帐下丁鸿，督军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其遏表示：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别源也，长岸峻固，直截中流，积石笼以为主，遏高一丈，东西长三十丈，南北广七十余步，依北岸立水门，门广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发，则乘遏东下；平流守常，则自门北入。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至景元三年辛酉，诏书以民食转广，陆废不赡，遣遏者樊晨更制水门，限田千顷，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顷，出给郡县，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顷，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含润，四五百里，所灌田万有余顷。高下孔齐，原隰底平，疏之斯溉，决之斯散。导渠口以为涛门，洒彪池以为甘泽，施加于当时，敷被于后世。晋元康四年，君少子骁骑将军平乡侯弘受命，持节监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宁朔将军，遏立，积三十六载，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毁损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余丈，上渠车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勋，亲临山川，指授规略，命司马关内侯逄恽，内外将士二千人，起长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门，门广四丈，立水五尺，兴复载利通塞之宜，准遵旧制，凡用功四万有余焉。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
负而事者，盖数千人，《诗》载经始勿亟，《易》称民忘其劳，斯之谓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国思郑渠之绩，魏人置豹祀之义，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纪勋烈，并记遏制度，永为后式焉。事见其碑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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