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表所列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相对安定的时期外，《年表》所显示的，在公元六世纪初期以前，国内没有较大的军事行动或战争超过十年的，前后也有十次，这十次的出现年代和持续时间如下表所列：
①《汉书·宣帝纪》。
②《通鉴》卷二六，汉纪一八。
③《汉书·元帝纪》。
上表与前面一表相比，不见兵戎的持续年数当然要短促得多，而且同样也举得出这些年代中郦注失记的少数军事行动和战争情况。不过从大体来说，此表也仍能反映在战乱频仍的古代历史上的某些相对安宁的时期。
以上说明的是从《水经注军事年表》中所反映的我国历史上在公元六世纪初期以前的相对安谧的时代。当然，在《年表》中同时也可以看到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战争特别频繁的年代。按《年表》的记载进行统计，在这段历史时期中，连年战争不断，持续在五年以上的达六次之多，其中战争时间持续最长的竟达十五年之久，情况如下表所列：
上表所列的各次连年持续的战争中，春秋占了两次，都是诸侯争霸，列国混战，战争的规模和波及地区一般不大。其余四次：秦二世元年到汉高祖五年，战乱由陈胜揭竿而起开始，直到项羽败亡，战争的规模和波及地区都很大，破坏和死亡不可估计，长安地区“火延九十日不能灭”(卷十七《渭水》)。王莽地皇三年到汉光武帝建武五年，从赤眉军起事、王莽败亡，直到光武帝刘秀基本控制局面，战火连年，饿殍遍地，出现了“关东人相食”①，“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饥死者什七八”②的悲惨景象。从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到十二年，主要是光武帝征讨陇西隗嚣和巴蜀公孙述的战争。从汉灵帝中平四年到汉献帝建安六年，开始是黄巾军群起，接着是群雄混战，直到曹操、袁绍的官渡之战和袁绍败亡。十五年中，战祸弥漫，生灵涂炭，确实是我国历史上战争持续甚久的时期。
对于《水经注军事年表》的讨论分析，除了如上所述的几个方面以外，还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虽然《年表》记录的并不完全都是战争，如上所述，其中也包括一些威慑性的军事行动，还包括一些兴师动众，声势浩大，战线漫长，时旷日久，而其实交锋不多的小型战争。但其中无疑包括许多大战，而杀伤盈万的恶战也不在少数，例如魏襄王十二年(前307)，“秦武王以甘茂为左丞相……茂请约魏以攻韩，斩首六万”(卷十五《洛水》)；楚襄王元年(前298)，“秦出武关，斩众五万”(卷二十《丹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东皆臭”(卷二十八《沔水》)；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前274)，“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斩首十五万”(卷二十二《洧水》)；秦昭襄王四十七年(前260)，“秦使左庶长王龁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使廉颇为将，后遣马服君之子赵括代之，秦密使武安君白起攻之，括四十万众降起，起坑之于此”(卷九《沁水》)；赵王迁元年(前235)，“秦破赵将卮辄于武隧，斩首十万”(卷十《浊漳水》)；王莽初始元年(8)，“东郡太守翟义兴兵讨莽，莽遣奋威将军击之于圉北，义师大败，积尸数万，血流溢道”(卷二十二《渠》)；淮阳王更始元年(23)，“光武与王导，王邑战于昆阳……会大雨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争赴，溺死者以万数③，水为不流”(卷三十一《滍水》)；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岑彭与臧宫，自江州从涪水上，公孙述令延岑盛兵于沈水，宫左步右骑，夹船而进，势动山谷，大破岑军，斩首溺水者万余人，水为浊流”(卷三十二《梓潼水》)；汉献帝初平二年(191)，“黄巾三十万人入渤海，公孙瓒破之于东光界，追奔是水，斩首三万，血流丹水”(卷九《淇水》)。从上述这类造成大量杀伤和流血的战争中，谁都会对战争的残酷性深恶痛绝。从《年表》记载的六世纪初期以前一千三百多年间的五百余次军事行动和战争中，其所造成的流血和破坏，实在难以估计。而《年表》不及记载的，从六世纪初期以后直到今天，战争的次数更多，规模更大，其所造成的流血和破坏，当然更难估计。在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在战争中付出的代价，无疑是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在这方面，历史的教训对我们来说，既是沉痛的，又是严肃的。而《年表》把这种历史教训集中起来并系统化，使我们一目了然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可贵。作为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成员，从如此漫长的历史和沉重的代价中认识战争与和平的意义，因此，我们在这方面的感受和判断，或许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人民所不可达到的。
①《通鉴》卷三八，汉纪三十，王莽地皇三年。
②《通鉴》卷三八，汉纪三十，王莽地皇三年。
③卷三十一《淯水》经“又南过新野县西”注引谢沈《后汉书》作“溺死黄淳水者二万人”。
第二，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罗列在《年表》上的这许多次军事行动和战争，有的可以明显地看出侵略的一方和被侵略的一方，即通常所谓的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战争，有的如秦始皇平南越，汉武帝逐匈奴以及诸如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等等，很难简单地用这种标准来判断参战双方的性质。抛开这种大道理不论，从《年表》来观察历史上的战争，有一点却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战争是一种既成事实，对于历史上的战争，特别是公元六世纪初期以前的这种古代的战争，我们有必要对它的后果从另一种角度作一点客观的分析。我们当然也谴责战争的残酷性，为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而感到心情沉重，同样可以对这类战争进行逐次的研究，判断交战双方的谁是谁非。但是对于这种历史上的既成事实，我们也必须承认它的另一面，对于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在版图的扩大，生产的发展，交通的促进，技术的提高，文化的交流，民族的融合等各方面，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对于我们的北方版图，秦汉以来，一直得到扩展和巩固。“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也”(卷三《河水》)；“秦使蒙恬将十万人，北击胡，取高阙，据阳山北假中是也”(卷三《河水》)；“阴山东西千余里，单于之苑囿也，自孝武出师，攘之于漠北”(卷三《河水》)。从《年表》的上述记载中，北方版图的扩展是十分清楚的。至于西北版图，《年表》中同样有明确的记载：“校尉张骞，随大将军卫青西征，为军前导相望，水草得以不乏”(卷三十一《淯水》)；“汉武帝元狩三年，骠骑霍去病出陇西，至皋兰”(卷二《河水》)；“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贰师将军，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各千”(卷二《河水》)；“汉武帝闻大宛有天马，遣李广利伐之”(卷二《河水》)。对于我们民族和国家的西南版图和南方版图，《年表》的记载也十分明白。“汉武帝建元六年，以唐蒙为中郎将，出巴符关”(卷三十三《江水》)；“司马相如定西南夷，桥孙水是也”(卷三十六《若水》)；“武帝元鼎元年，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征南越，出桂阳，下湟水”(卷三十九《
水》)；“汉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启七郡”(卷三十七《叶榆河》)；“至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等攻南越……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也”(卷三十七《泿水》)；“诸葛亮表言：五月渡泸，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故也”(卷三十六《若水》)；“叶榆水自泽，又东北径滇池县南……诸葛亮之平南中也，战于是水之南”(卷三十七《叶榆河》)。
版图的扩充和生产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从《水经注》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随着军事行动和战争的暂时结束，接着往往就是生产的发展。例如前面引及的率领酒泉、敦煌和鄯善、焉耆、龟兹三国兵众的索劢，他就通过军事行动，在楼兰屯田，兴修水利。卷二《河水》经“其一源出于阗国南山，北流与葱岭所出河合，又东注蒲昌海”注中，描述了索劢在西域发展生产的事迹：
横断注滨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凌冒堤。劢厉声曰：王尊建节，河堤不溢，王霸精诚，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
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
在《年表》中，记载汉武帝向西北扩张的军事行动和战争共有四条，但《水经注》同时也记载了武帝很重视在这个地区发展生产的事迹，卷二《河水》上述同条经文下注云：
川水又东南流，迳于轮台之东也。昔汉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于此。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轮台以东地，广饶水草，可溉田五千顷以上，其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收获与中国同。时匈奴弱，不敢近西域，于是徙莎车，相去千余里，即是台也。
历史上的这类军事行动和战争，又常常促进交通建设的发展。《年表》在这方面提供的证据甚多，卷三十《淮水》经“又东过淮阴县北，中渎水出自白马湖，东北注之”注云：
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地理志》所谓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
注文记载的就是春秋末期吴王夫差所修凿的沟通长江和淮河的运河，郦注称为韩江或邗溟沟，以后通称邗沟，至今仍是京杭运河中的一段。这是战争促进水上交通建设的例子。卷四《河水》经“又东过砥柱间”注云：
河水又东，千崤之流注焉，水南导于千崤之山，其水北流，缠络二道，汉建安中，曹公西讨巴汉，恶南路之险，故更开北道，自后行旅，率多从之。
这就是战争促进陆路交通建设的例子。交通建设的发展，其实也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在历史上，战争往往推动技术进步，而很多在战争中出现的进步技术，战争以后常能转为民用，这就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卷十七《渭水》经“又东过陈仓县西”注中，记载诸葛亮攻陈仓城所用的新式武器：“以云梯、冲车，地道逼射”。而陈仓城守将郝昭抵抗诸葛亮的进攻，“以火射连石拒之”。尽管这类武器以后如何转入民用，郦注记载不详，但卷三十三《江水》经“又东过鱼复县南，夷水出焉”注中的“木天公”，显然是一种在战时出现而以后大有裨于民用的例子。注云：
巴东郡治白帝山城，周回二百八十步，北缘马岭，接赤岬山，其间平处，南北相去八十五丈，东西七十丈，又东旁东瀼溪，即以为隍，西南临大江，窥之眩目，惟马岭小差委迆，犹斩山为路，羊肠数四，然后得上。益州刺史鲍陋镇此，为谯道福所围，城里无泉，乃南开水门，凿石为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猿臂，相牵引汲，然后得水。
注文记及的鲍陋和谯道福，正史均无传，但《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十一月载及：“益州刺史鲍陋卒，谯道福陷巴东”。故知长江中的这种“木天公”出现于五世纪之初。注文描述的巴东郡治白帝城，位置虽然濒江，但却建筑在如此高峻之处，要不是城被围困，这种新式的提水技术，即所谓“有似猿臂”的“木天公”，是不可能一旦出现的。战争促成了这种新式的提水技术，此后，沿江各地，当然受惠无穷。
以上所述，是从《年表》中探讨公元六世纪初期以前，随着军事行动和战争而出现的版图扩大，生产发展，交通促进，技术提高的情况。而与此同时发生的，就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卷三十七《叶榆河》经“过交趾
泠县北，分为五水，络交趾郡中，至南界，复合为三水，东入海”注云：
《尚书·大传》曰：尧南抚交趾于《禹贡》荆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礼》：南八蛮，雕题，交趾，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见于传，不通于华夏，在海岛，人民鸟语，秦始皇开越岭，南立苍梧，南海、交趾、象郡，汉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启七郡。于是乃置交趾刺史以督领之，初治广信，所以独不称州，时又建朔方，明已始开北垂，遂辟交趾于南，为子孙基址也。
这段注文十分清楚地描述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在六世纪初期以前的历史时期，是如何地开拓我们的“南垂”和“北垂”的。尽管这种开拓，常常以军事行动和战争为先导，但整个过程无疑包括了发展生产、便利交通、提高技术、交流文化等内容，而最后出现了民族的融合。在《水经注》一书中，注文记及的汉族以外在中国境内及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多至数百。除了著名的如匈奴、鲜卑、氐、小月氏、吐谷浑、夜郎等以外，以羌为名的就有西羌、河曲羌、湟中羌(均卷二《河水》)、青衣羌(卷三十六《青衣水》)等；以戎为名的有犬戎(卷二《河水》)、山戎(卷十三《
水》)、邽戎、丽戎(均卷十九《渭水》)、庐戎(卷二十八《沔水》)、西戎(卷三十六《桓水》)等；以夷为名的有西夷(卷九《清水》)、猃夷(卷十二《圣水》)、莱夷(卷二十六《胶水》)、戎夷(卷二十七《沔水》)、西南夷(卷三十四《江水》)、上夷(卷三十六《桓水》)、木耳夷(卷三十六《温水》)等；以越为名的有南越、骆越(均卷三十六《温水》)、百越(卷三十七《叶榆河》)、于越(卷四十《渐江水》)等；以蛮为名的有南蛮(卷二十《丹水》)、荆蛮(卷二十一《汝水》)、黄邮蛮(卷三十一《淯水》)、五水蛮(卷三十二《蕲水》)、五溪蛮、武溪蛮(均卷三十七《沅水》)、南八蛮(卷三十七《叶榆河》)、巴蛮(卷三十七《夷水》)等。真是不胜枚举。在《水经注》中出现的大量少数民族，经过两晋和南北朝的战乱，最后都次第加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种过程，郦道元本人是亲眼目击的。郦氏家族世代服官的这个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即是通过重用像郦氏家族之类的汉族知识分子，吸收汉族文化，最后成为一个中原大国。就在郦道元的当代，他亲身经历了国君孝文帝“诏禁士民胡服”①和改胡姓“拓跋”为汉姓“元”②的变夷为夏的改革。我在拙著《爱国主义者郦道元与爱国主义著作水经注》一文中曾经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战争和分裂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各民族融和混合的时期。经过这个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如上所述，在《年表》记载的公元六世纪初期以前的五百八十余条军事行动和战争资料中，除了火并、残杀、死亡和毁灭以外，也存在着扩充、建设、融合和发展的一面，当然，我们决不因为后面的这些事实而去美化和歌颂古代的战争，同样，这些事实也绝不可能作为现代战争鼓吹者的理论依据。从人类的前途来说，战争总有一天要全面停止，永久的和平必然会出现。尽管现在说这句话，看来为时还早，但人类社会的这种远景是不容怀疑的。在另一方面，对于历史上的许多战争，因为它是一种历史的既成事实，我们在谴责和诅咒的同时，也应该对它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在这方面，《水经注军事年表》对我们或许是有所启发的。
①《通鉴》卷一三九，齐纪五。
②《通鉴》卷一四○，齐纪六。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四期
《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论《水经注》的版本
《水经注》是在公元六世纪初期完成的，而我国雕版印刷的大规模兴起，则在十世纪初期，相距达四个世纪。目前所知的郦注第一部刊本为北宋成都府学宫刊本，距郦注撰写可能已达五百余年。在这漫长的五百余年中，郦注的流传完全依靠传抄。一部三十余万字的巨著，辗转传抄，经过五百多年，残缺错漏，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时间愈久，错漏也必然愈多。
唐代的《水经注》抄本，由于距撰时尚近，看来比今天的版本要完整得多。像《北堂书钞》、《初学记》等类书所引的，有许多就不见于今本。《唐六典》卷七云：“桑钦《水经》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郦善长注《水经》，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规模确实大大超过今本。北宋初期，郦注抄本承唐代之后，其内容仍然较今本丰富，《寰宇记》、《御览》等所引，有大量为今本所无。甚至到北宋后期，仍然还有一些抄本，如晏殊和宋敏求等所见的本子②，其内容仍可能比今本要多。
目前所知的第一种《水经注》刊本是宋成都府学宫刊本，仅三十卷，比《隋书·经籍志》和两《唐书》经籍、艺文志著录的少了十卷。内容也只有后来通行版本的三分之一。这个刊本究竟刊于北宋何时，不得而知。但北宋之初，刻书甚少，像《史记》和前、后《汉书》等重要书籍，要到淳化五年(994)才得付刊，而朝廷十分重视的书籍如《孟子》之类，直到真宗之世(998—1022)才有刊本。①因此，郦注的付刊，估计不会在真宗以前，而这个刊本的内容寥落，以之与《寰宇记》、《御览》等所引的相比，更足以证明决非宋初的本子。所以这个成都府学宫刊本，估计和目前所知的郦注第二种刊本，即元祐二年(1087)刊本，在时间上相去不会太远。虽然成都府学宫刊本绝非佳本，但郦注的流传从此毕竟有了两条途径，除了历来相承的传抄仍然继续外，开始有了比抄本传播大为有效的刊本。而抄本和刊本的互相校勘，更有助于错漏的修补以提高版本质量。元祐二年刊本就是这样诞生的。据清钱曾所见陆孟凫影宋刻本宋版题跋云②：
①本文承谭其骧教授抱病审阅指正，谨致谢忱。
②根据晏殊《晏元献公类要》(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及宋敏求《长安志》所引郦注。
《水经》旧有三十卷，刊于成都府学宫，元祐二年春，运判孙公始得善本于何圣从家③，以旧编校之，才三分之一耳，乃与运使晏公委官校正，募工镂板，完缺补漏，比旧本凡益十有三，共成四十卷，其篇帙小大，次序先后，咸以何本为正。
元祐刊本是郦注版本史上的一个重要起点，因为它和目前流行的版本已经大同小异。其体例规模除了从目前尚存的明吴琯刊本中可以窥及外④，今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宋刊残本，有人认为就是这个刊本的继承⑤。明代以后，由于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郦注刊本的种类有了增加。至今尚存的明版有嘉靖十三年(1534)的黄省曾刊本，万历十三年(1585)的吴琯刊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朱谋
《水经注笺》，崇祯二年(1629)钟惺、谭元春的评点本。四本之中，除朱笺留待以下再论外，黄、吴二本均从宋本而来，虽然稍有疏证，但发明不多。钟、谭本实即朱笺，无非二人在版框上端刊上许多评语，其中谭评尚涉及考证，钟评则全是文字欣赏，没有多大意义。
除了刊本以外，传抄本在明代也仍然流行。最著名的当然是《永乐大典》本，但其他抄本必然很多。由于传抄比雕版远为容易，因此易于获致，但也易于散失，所以至今完整保存的明抄本，为数实已很少。柳大中的影宋抄本，是正德年代的旧抄；赵琦美的三校本，是万历年代的名本。可惜这些著名的抄本都已不存，至今只能从别家传抄中窥其一斑。北京图书馆藏有明抄本二部：一部是稽瑞楼旧藏，系从宋元祐刊本抄出，有清何焯、顾广圻等校跋；另一部是海盐朱希祖旧藏，也是从宋本抄出，有王国维、章炳麟等校跋。这些都是明抄本的例子。
①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页。
②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二。
③即何郯，见《宋史》卷三二二，列传八一。
④宋刊残本《水经注》(北京图书馆藏)卷末张宗祥写跋：“吴琯刻出自元祐。”
⑤宋刊残本《水经注》卷末袁抱存写跋：“卷中如桓、构诸字，皆有剔痕，决非刻时缺避，盖南宋时所摹印也。……钱遵王所见即此抄本，且以后人无翻雕者为惜，观此，则此残本即元祐刻本无疑，信人间之鸿宝也。”
在现存的郦注刊本中，主要是清代刊本，例如沈炳巽的《水经注集释订讹》，康熙五十四年的项
刊本，全祖望的七校本，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孔继涵刊印的微波榭本，武英殿聚珍版本，嘉庆三年张匡学的《水经注释地》，同治四年杨希闵的《水经注汇校》，光绪十八年王先谦的合校本等。这中间，沈氏的《集释订讹》(《四库珍本丛书》本)系以黄省曾本作为底本而加以注释，沈氏为此书费时六年①，工力甚巨。项刊本系项氏与顾蔼、赵虹、程鸣等合吴琯本及朱笺校勘而成，但内容多循朱笺，无甚建树。在清代，尽管刊本流传已经较久，但由于印数不多，交通不便，传播还是不易的。上述沈炳巽在撰述之初，竟未获见朱笺②，因而不能利用前人的成果，以致浪费了许多精力。张匡学在撰述《水经注释地》时，所见也仅有吴琯、黄晟二本，他的撰述就以黄晟刊本为底本③，而这个黄晟刊本正如以下将要论及的，是个剽窃他人的赝本。杨希闵的汇校本系由殿本和其他五种刊本汇校而成，但主要遵循殿本。当然，和项本、张本等相比，它还是差强人意的。
刊本一经出现，其本身就是一种商品，于是，沽名牟利之徒剽窃翻刻，占他人成果为己有的事就随之出现。赵一清《水经注释附录》卷下说：“近年真州重又镂板，颇称工致，然窃朱笺为己有，中多删节，尤乖旨趣，俗学疑焉。”这种冒牌的真州版我未曾见过，我所接触过的国内外馆藏目录中也未见著录，说明流传不广。流传甚广的赝本是乾隆十八年(1753)新安黄晟的槐荫草堂刊本。我曾经核对过这个自称为“爰取旧本重为校刊”的版本，除了卷首的一篇二百七十五字的所谓跋以外，实际上就是康熙群玉堂项刊本的翻刻本。尽管这个刊本在刊印技术上和赵一清所见的真州版同样称得上“颇称工致”，甚至骗过了一些治郦学者①，但欺世盗名，不足为训，这是郦注版本中的糟粕。
①卷首沈氏自撰凡例云：“其书经始于雍正三年，脱稿于雍正九年。”《四库提要》卷六九则云：“然炳巽作此书，凡历九年而成。”与凡例不同，兹从凡例。
②《四库提要》卷六九。
③《水经注释地》凡例：“《水经注》刻本仅见明吴琯、国朝黄氏二家。”
值得重视的是，明末清初以来，不少治郦名家的校本和稿本，至今仍有流传，这些都是珍贵的善本，其价值远在刊本之上。浙江图书馆所藏的孙潜校本则是其中之一。此本以吴琯本为底本，除了孙氏自己的精心批校外，他还和柳大中、赵琦美两家的手校本对勘②，把柳、赵的批校也录之于上，使这两种著名校本也得以部分保存。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何焯校本一部，系嘉业堂旧藏，其书以项本为底本，批校中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南京图书馆藏的佚名临赵琦美、孙潜、何义门诸家校本，原是八千卷楼旧藏，卷中有全祖望门人鄞县董秉纯藏书章，足见由来已久，此书亦以项本为底本，批校中除了赵、孙、何三家外，并包括杭堇甫、孙汝澄、沈
芳等人，熔治郦名家于一炉。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万历四十三年朱氏自刊本《水经注笺》，有宣统三年湘乡王礼培的五色朱墨圈点批校，其中绿笔依朱之臣，蓝笔依陈明卿，紫笔依钟惺、谭元春，墨笔依何义门，朱笔是王礼培自批。尽管除了何焯一家外，其余各家的批校多是词章上的工夫，而且依钟、谭的紫笔，已经褪色无法辨认，但在朱笺各本中，此本仍不失为一部善本。北京图书馆藏清沈钦韩稿本《水经注疏证》一部，其书取法殿本和赵一清《水经注释》，在佚文辑录，疑难疏证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以上所述的校本和稿本，在今后编纂郦注新版本时，仍有可以借鉴之处。
清末以后，《水经注》在版本上的重要事件是《永乐大典》本和《水经注疏》的影印，这是郦注版本中很重要的两种，下文当再论及。
在论述了郦注版本发展的大概过程以后，下面就把几种重要的版本略加评介。
首先是宋本。所谓宋本，现在还能见到的就是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七册残本，只存卷五至八，十六至十九，三十四，三十八至四十共十二卷，其中首尾完整的只有十卷(卷五缺前二十六叶，卷十八仅存前五叶)。这部残本刊于宋朝何时，其来历如何，现在还不易论定。袁抱存在卷末写跋中认为这是元祐刊本的南宋摹印本，似乎证据不足。张宗祥于1919年在卷末写跋中断定此书为绍兴刊本，并说：“大典本与此本无异同，此本出自清内阁，当即为大典本所自出。”傅增湘同意张说，他在《宋刊残本水经注书后》中说：“张君阆声谓为绍兴本，庶几近之矣。”①拿残本与大典本相比，相同之处确是不少的，特别是有些明显的错字，有时两本竟也相同②，说明两本确实存在一定关系。但是仔细核对一下，不同之处却也常常有之。例如残本《河水注》“申下邑”，大典本作“甲下邑”，《济水注》“王符山”和“故市县故城”，大典本作“玉符山”和“固市县故城”，《渭水注》“丽山西北有温地”，大典本作“丽山西北有温水”。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则张氏所说“大典本与此无异同”云云，并非事实。特别是书内北宋讳字(如匡、玄、殷、贞等)均缺笔，但桓、构二字却有缺笔(即袁抱存所谓“剔痕”)，也有不缺笔，例如卷十六《穀水》经“又东过河南县北，东南入于洛”注“寻其基构”，卷十九《渭水》经“又东，丰水从南来注之”注“基构沦褫”等“构”字，都不曾避讳，则张、傅二氏断言此书为绍兴刊本，又何以自圆其说。因此，在没有发现其他有力的证据以前，轻易论定此书来历，看来并非适当。
①《水经注释地》凡例：“鄙见黄本，参稽较密，今依照刊刻。”则张氏即受骗者之一。
②卷一《河水》篇末孙潜校云：“丁未十一月十八日，借得叶石君所藏清常道人手校本对勘，其本于万历丙午、己酉、庚戌年校三次，可谓佳本；十二月十一日又用柳大中抄本一勘，本亦藏叶石君所，正德年旧抄也。”按丁未是康熙六年(1667)。
尽管这是一部所剩无几的残本，但在今后郦注新版本的校勘中，仍然不无作用。不妨随手举个例子。今本郦注有一类称“坈”的地名，全注共有八九处③。这个“坈”字，在较早的版本如大典本、黄省曾本等之中往往作“坑”，但晚出的本子如殿本、七校本、注释本、注疏本等却均作“坈”。“坈”是个冷僻字，《河水注》“马常坈”下，朱谋笺云：“《玉篇》有坈字，而勇切，云地名也，按此注里数，则坈是薮泽之名。”明版《水经注删》④卷一“马常坈”下，朱之臣亦注云：“而勇切，薮泽名。”张氏《水经注释地》卷二十六《胶水注》“以北悉盐坈”下，又沈氏稿本《水经注疏证》卷五《河水注》“马常坈”下，都引《玉篇》作注，说法和朱笺相似。但光绪《山东通志》在引郦注“平州坈”后加案云：“坈当作坑，《太平御览》地部四十引《述征记》曰：齐人谓湖曰坑。”①朱笺的说法和《山东通志》的说法，究竟哪一种正确，我们在这个残本中找到了答案。残本卷五《河水注》云：“秦坈儒士，伏生隐焉。”此处这个“坈”字，今本均作“坈”字，说明这个“坈”字在宋代无非是“坑”字的别体。何焯校明抄本卷二《河水注》“投河坠坈而死者八百余人”可以作为旁证。因此，不管《玉篇》对此字别有音训，但宋代的“坈”字即今“坑”字是无疑的。既然有宋本作为依据，证明大典本和黄本都是正确的，则今本中的这八九处称“坈”的地名，都应改作“坑”。
①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卷三。
②如《汾水注》的“鲁股桥”(今本作“鲁般桥”)，《济水注》的“五文沟”(今本作“五丈沟”)，《渭水注》的“涯渠水”(今本作“渥渠水”或“埿渠水”)和“光毕门”(今本作“光华门”)等等。
③《河水注》：曹阳坈、马常坈、落里坈，《济水注》：深坈，《汳水注》：神坈坞，《淄水注》：皮丘坈，《胶水注》：盐坈，《泿水注》：水坈。以上共八处。又《济水》经“又东北过临济县南”注：“济水又北，迤为渊渚，谓之平州。”此处“平州”，大典本作“平州沉”，微波榭本及注疏本均作“平州坈”。
④北京图书馆藏万历刊本。
再说大典本。《永乐大典》修于明初，其底本出于朝廷内库。明初的朝廷藏书当然是宋、元遗物。因此，《四库提要》卷六十九所云；“盖当时所据，犹属宋椠善本也。”这句话除了“椠”字或应改成“钞”字外，其余是可信的。但张宗祥在宋刊残本卷末的手写跋语中却说：“聚珍出大典，大典出此本。”傅增湘也说：“永乐修书，正据此本钞入。”认为大典本的底本，即是今日尚存的宋刊残本，这些话是值得商榷的，前面宋本中已经谈过了。傅氏还说：“盖各本之误得大典本可以证明，大典之误或待宋刻以纠正也。”②但是从残存的十二卷来看，可以纠正大典本之处是并不多的。因此，断言大典本出自这部残本也和断言此残本刊于绍兴同样缺乏足够的依据。
大典本的贡献之一是郦氏四百七十七字原序的保留，这是各本多已缺佚的。③另外，大典本在内容上也有不少优点。也不妨随手举个例子。卷二十《漾水》经“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注云：
西汉水又西南得峡石水口，水出苑亭西草黑谷，三溪西南至峡石口，合为一渎。
①光绪《山东通志》卷三二，疆域志第三，博兴县。
②均见《藏园群书题记初集》卷三。
③《四库提要》卷六九说此序“诸本皆佚”。这是夸大之词。卢文弨：《水经序补逸》(《群书拾补》卷中)云：“武进臧生镛堂之高祖玉琳先生，尝借得绛云楼宋版书校对，与大典亦有一二字之异。”又《水经注释》亦收此序，云是孙潜夫从柳大中抄本中录得，足见此序非大典本所独有。
这里，注文记载的是西汉水的支流峡石水，此水发源于苑亭以西的草黑谷，上源包括三条溪水，到峡石口合而为一。但是使人怀疑的是，既然上源有三条溪水，在发源后单独流了一段相当长的距离，才在峡石口汇合为一。那就不禁要问，这三条溪水，难道都发源在同一个草黑穀之中吗？在这方面，大典本的记载，看来比殿本等更为可信。大典本云：
西汉水又西南得峡石水口，水出苑亭、白草、黑谷三溪，西南至峡石口，合为一渎。
按大典本，则峡石水由上源的苑亭溪、白草溪和黑谷溪三溪汇合而成，说得清楚明白。虽然实际上只是一字之差，但由于此一字之差，句读也就随之而异，使文义绝不相同，所以关系是很大的。大典本中这样的例子不少，所以这是一种有价值的版本。可惜其原本已经在四库馆为戴震所刮补涂改①，给今天影印的《永乐大典》本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除了大典本以外，明刊其他版本没有什么可取的。他们的底本大多是宋朝流行的坊刻本。杨慎本和归有光本我未曾见，也不知今日是否还有传本；而黄省曾、吴琯诸本实际上都是这一类，经注混淆，错漏歧出，不经过校勘，实在无法卒读。在这样一类版本中，《水经注笺》就显得是鸡群之鹤。应该承认这部被顾炎武誉为“三百年来一部书”②的版本，除了深藏内库为众人所不能见的《永乐大典》本以外，无论在校勘和笺注方面，在明刊各本中都是首屈一指的。虽然后来居上的注释本和殿本等都已远远超过了它的水平，但是必须知道，在注释本和殿本的校勘过程中，朱笺都是重要的依据。《水经注释》卷首所列的参校版本多达二十九种，而赵一清最后说：“以上诸本予悉取之与明南州朱谋中尉笺相参证，录其长而舍其短。”赵一清并且还为此撰写了《水经注笺刊误》一书。所以尽管可以作为朱笺优点的例子，在注释本和殿本中都同样存在，但朱笺给予清代各版本的影响确是十分深远的。
①孟森：《商务影印永乐大典水经已经戴东原刮补涂改弊端隐没不存记》，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1936年11月12日。
②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六下。
在清代著名的郦注版本中，最早完成的是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它的付刊晚于殿本，但成书要比殿本早十二年①。赵氏致力郦学，正如王先谦所说“数十年考订苦心”②，这是众所公认的。此书在经注的区分，疑难的注释，错漏的订正，缺佚的辑录等方面，其成就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四库提要》卷六十九在著录此书时也不得不说：“旁征博引，颇为淹贯，订疑辨讹，是正良多，自官校宋本以外，外间诸刻，固不能不以是为首矣。”
《四库提要》当然不会把私家的注释本置于官校的殿本之上，而事实上，当时官校书籍确有其优越条件。殿本之成，无疑是参校了许多版本的，但是按照殿本的校勘成果来看，在其所参校的诸本之中，关键性的有两本，这两本，都是当时四库馆以外的学者所难得见到的。其中一本是内库藏书，即是殿本所公开标榜的《永乐大典》本，的确，大典本为殿本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另一本则为当时浙江巡抚所采进的抄本，即是殿本所讳莫如深的赵氏注释本。注释本的成果，已经全部吸收在殿本之中，这也早已不是秘密了。因此，殿本的丰硕成果，别本就无法与之颉颃。正如《四库提要》卷六十九所说：“凡补其缺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神明焕然，顿还旧观。”殿本以后的不少版本，从疏证上当然比殿本更为详尽，但在校勘的成就方面，基本上都还是殿本的水平。
殿本当然是以戴震为首的作品，但后来有人把它称为戴本，却未必妥当。这不仅因为在殿本之中也保留着四库馆其他成员的某些意见③，特别是因为戴震在进入四库馆以前，已经有了他自己单独校勘的本子。杨希闵《水经注汇校》序云：
顾东原之校上《水经注》也，稽之戴氏年谱，事在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月，先生年五十有二。先于乙酉年，先生四十有三，始检校郦氏书，灼知经注互讹之故，立文定例，考定经文，订正注脱，展转推求，竭八年之功，至壬辰已有定本，奉诏入馆，未及刊行，今所传曲阜孔氏刊本也。
①《水经注释》毕沅序。
②合校本序。
③庞鸿书《读水经注小识》叙略：“闻戴氏之入四库馆，于馆中诸公为后进，戴性又傲不肯下人，诸公颇龉龁之，其所校刊，不尽从也。”
杨氏所说的即今日流传的微波榭本，才是真正的戴本。这个版本和殿本相比，不仅目次大异，其所立篇名亦异：河水只分三篇，江、沔、渭、济均不分篇，汶水之一称大汶水，沮水之一作南沮水，辽水不分大小，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不列入篇目，并在斤员水(殿本作斤江水)篇之中。至于内容差异，也是俯拾可得，仅卷三十九《洣水》经“洣水出茶陵县上乡，西北过其县西”注中，戴本注文多出殿本即达三十二字，两本的差异可见一斑。殿本与戴本如此分歧，而殿本与赵本却又如此近似，这是众所共见的。
清刊本中还必须提及的是全祖望的七校本。全氏可以称得上是治郦世家，其祖上全元立、全天叙、全吾麒等，都校勘过郦注，传有旧校本一种，即双韭山房校本，也就是全氏七校本的底本。全氏在郦注的研究中，除了校勘和疏证上的不少独到之见外，另外还有两项功绩：首先是区分经注上的成就，宋、明版本上的经注混淆现象十分普遍，在区分经注方面，全、赵、戴都有不少贡献，但杨守敬认为全氏实导先路。①其次是全氏提出的郦注原系双行夹写、注中有注的说法。②不管这种说法的来源确实如全氏所云是他的先世旧闻，抑或是全氏自己的推论，都不失为一种创见。赵一清接受了他的说法，在《水经注释》中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细字分别书之，使语不相离而文仍相属。赵氏的尝试，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成功的。所以全氏治郦的造诣以及其七校本的成就，在郦学研究史中无疑有其应有的地位。王先谦竟以林颐山的几句指摘而把七校本排斥于合校本之外③，这样的做法实在有失公正，而且也是合校本的美中不足。
清代的最后一种郦注佳本是王先谦的合校本。王氏究心郦学，生平常随带《水经注》为之考订，最后终于完成了这个合校本。此书系以殿本为准，而和朱、赵各本及孙星衍校本等加以参校，存众说于一编。置此一书，等于齐备了数种版本，使读者收事半功倍之效。其中孙星衍校本是一种稀见的手写校本(以黄晟本作底本)，据萧穆所知，当时仅有刘履芬、薛福成和萧穆各录出一本①，王氏所用之本即得自萧穆②。抄本恐怕早已不见，赖合校本之功，留下了这一种稀见的校本。③
①刘禺生：《述杨氏水经注疏》，《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
②《水经注释》卷首，参校诸本。
③合校本例略：“全氏七校本《水经注》晚出，浙中慈溪林颐山晋霞斥其伪造抉摘，罅漏至数十事，顷岁刊行兹编，一字不敢阑入。”按林，光绪壬辰进士，曾任南菁书院山长，其著作目前尚存的仅有《经述》三卷，并未涉及《水经注》事。
最后谈谈郦注的最近版本，即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此书原是稿本，直到1955年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后才公之于世，此中详情可参阅该书卷首贺昌群所写的说明。这是一个很好的版本，在校勘和注疏方面都有可喜的成就，兹举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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