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 29 回
卷三十五《江水》经“又东北至江夏沙羡县西北，沔水从北来注之”注云：
通金女、大文、桃班三治，吴旧屯所，在荆州界。
对于金女、大文、桃班这三治，历来成为疑难地名，长期不得解决。《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卷首序云：“金女、大文、桃班、阳口、历口之类，皆不见于诸志……亦不能无疑也。”注疏本把“治”字改成“冶”字。杨疏云：
《隋志》：江夏县有铁。《寰宇记》：冶唐山在江夏县南二十六里，《旧记》云：宋时依山置冶，故名。疑即注所指之冶。又同卷经“鄂县北”注云：
江津南入，历樊口上下三百里，通新兴、马头二治。这个“治”字，注疏本也改作“冶”字。熊疏云：
《晋志》：武昌县有新兴、马头铁官。《唐志》：武昌有铁。《御览》八百三十三引《武昌记》：北济湖当是新兴冶塘湖，元嘉发水
①萧穆：《记孙渊如先生水经注手校本》，《敬孚类稿》卷八。
②合校本例略：“一校孙本，孙星衍伯渊所手校，桐城萧穆敬孚闻余校刊《水经》，持之相饷。”
③刘履芬本今尚存北京图书馆，系以同治二年余氏明辨斋重刊乾隆八年黄晟槐荫草堂刊本为底本，有刘履芬跋，并临孙星衍校注。
冶。……《一统志》：新兴冶在大冶县南。
如上所述，杨、熊认为“治”字是“冶”之误，确是持之有据的。以上的校勘是在疏证的结论上进行的。有时候，校勘虽无所得，但疏证仍甚严密。也举一例。
卷三《河水》经“又南过赤城东，又南过定襄桐过县西”注云：
河水又南，太罗水注之，水源上承树颓河，南流西转，迳武州县故城南，《十三州志》曰：武州县在善无城西南百五十里。
这里的“武州县”，大典本、注笺本、项本等均作“武县”。熊疏云：
朱武字上有脱文，赵作武州。会贞按，《地形志》无武县，全、赵、戴因改为武州县。考《
水注》，武州川北流迳武州县故城西。武州川今为大同县西之十里河，西去树颓水数百里，东流入尚在武州之西，树颓水西流入河安得西迳武州之南，则此非武州县审矣。……据《十三州志》，此县在善无县西南百五十里，则在汉定襄郡地。定襄所属有武进、武要、武皋等县，皆不在树颓水滨，又有武城、都武二县，今失其地，此县必居其一，然莫能定，未敢以意增字。
如上疏，熊氏虽然最后无法考定这个县名应该是武城县抑是都武县，但应该承认其疏证是很严密的。可惜在全书近一百十五万字的疏证之中，像上述那样的例子还不是很多，大量的文字都是一般考证和解释性的。此外，对郦注的许多缺佚，注疏本的工作也并不令人满意。所以尽管《水经注疏》的某些成就的确称得上是前所未有，但其总貌距殿本仍然并不很远。因此贺昌群在卷首说明中所提到的：“长江后浪催前浪，对这部书的增补改订，当待后之来者。”这话是很实在的。
在大致评介了《水经注》历来的重要版本以后，总的印象是，自从明代后期的《水经注笺》以来，在校勘和注释不断取得成就的过程中，郦注版本也随着有所发展。特别是到了十八世纪后期，出现了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这样的治郦名家，而1774年的殿本，就是代表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的版本。殿本问世至今又超过了二百年，时至今日，此书已经不再是清刘继庄所慨叹的“无人能读”了①。这些年来，历史地理学和考古学等学科，已经普遍地利用了《水经注》的丰富材料。今天，人们对于这部著作的研究，已经不仅是欣赏文字，而是通过历史地理学的分析，吸取它的科学内容了。正因为如此，过去的版本就显得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为此，出版一种能够代表今天水平的郦注新版本，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有待于历史地理学界和有关学科的同志们来共同完成。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三辑
收入于《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附记
本文在《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三辑发表前夕，笔者于是年8月下旬去秦皇岛参加中国地理学会，会后承天津人民出版社之邀在津小住数日，因蒙天津市人民图书馆黄钰生馆长慨允阅读该馆珍藏小山堂抄本、全榭山五校《水经注》，骤见之下，如获瑰宝，精神为之一爽。展读竟日，殊觉爱不释手。书系四明卢氏抱经堂旧藏，分装八册，卷首从《读书敏求记》抄入郦序，益证《四库提要》“诸本皆佚”之语为虚妄。卷首又罗列参校诸本共二十五种，末云：“戊午夏杪篁庵病翁五校毕漫志于首”。戊午当是乾隆三年(1738)。因书系小山堂所抄，故版框上下甚至行间题下，夹入赵一清批注甚多，字迹有草率不可辨者，但要旨大体与注释本合。全氏书虽复经七校而付刊，但此本实合全、赵二家心力，其价值远在坊刻七校本之上。驿治郦有年，既恨读此书之晚，又喜终获一睹此书也。《版本》既已发表，此书不及载入，用特附记数言如上。
1979年10月
①刘继庄：《广阳杂记》卷四。
《水经注》版本余论
我在《论水经注的版本》一文中，已经把历来《水经注》的重要版本作了一个概括的介绍。当然，一部历史上的名著，经过一千多年来的传抄和刊印，版本必然是很多的，我所介绍的，也只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些而已。
古书多版本是一种普遍现象，版本多有版本多的好处，使读者和做研究工作的人，可以对照各种不同的版本，舍其短而取其长，使研究工作不致因某一版本的错误而误入歧途。但版本多也有版本多的坏处，因为版本一多，一定会受到一些投机取巧和沽名钓誉之徒的干扰，鱼目混珠，以假乱真，使读者受骗上当。前已指出的真州版和黄晟刊本均是其例。康熙五十四年的群玉堂项
刊本，实际上也和这一类相近。我在《论水经注的版本》一文中，对此本以“内容多循朱笺，无甚建树”一语评介，看来是相当宽容的。后来我在五校抄本看到全祖望对此本的批评是：“近有项，取其本(驿案，指注笺本)略加变节，以为己有。”就比我的说法严厉得多了。对于这类版本的揭露和批评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们欺骗读者和做研究工作的人，使人们白白浪费许多精力。此外，以粗制滥造的赝品贻害后学，或者是占别人的成果为己有，在道德上也是绝不能允许的，古今都是一样。
《水经注》历来到底有过多少刊本和抄本，在版本已经大量亡佚的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十八世纪后期，全、赵、戴三家几乎同时兴起，这是我国郦注研究的极盛时代，三家都掌握了不少版本，因此，那个时代，也可能是郦注版本最齐备的时代。现在要知道郦注的刊本和抄本，从这三家的撰述中去找寻线索，可能还是最好的办法。
戴震在四库馆主持殿本的纂订，他可能是三家中掌握版本最多的人，可惜他没有在殿本卷首加上一张他所参校的各本的目录，更不幸的是，他把他在其他各本中所得的成果，都归功于只有他一家独占的大典本之中。为了预防大典本有朝一日为外人所见时不致暴露他的这种不正之风，甚至对大典本进行了刮补涂改，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实在令人叹息。
赵一清和全祖望都把他们持以参校的各种版本列于卷首，注释本卷首开列的各种版本达二十九种，五校抄本卷首开列的各种版本也达二十五种，好像现在我们在著作之后开列参考资料目录一样。这当然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不仅是让读者和研究工作者可以根据书目追索资料，继续进行研究，而且这种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的作法，也是作为一个学者所应该具备的光明磊落的态度。当然，全、赵在这方面所作的，也并非没有缺点，因为这两本卷首所列书目，与卷内的校勘成果没有紧密联系，如同以后王先谦在合校本所作的那样，片言只字的差异，都指明来自何本，毫不含糊。特别是两本所列的各种版本之中，有不少并非实有其书。全氏五校抄本在所列顾亭林炎武本、顾宛谿祖禹本、黄子鸿仪本、胡东樵渭本、阎潜丘若琚本、刘继庄献亭本各本后云：“以上六本皆未得见，但旁见于其所著之书甚多。”这些人在他们各自的著作中引用过《水经注》，怎么就能断言他们每人都有自己校勘的《水经注》版本呢？《四库提要》在著录赵氏注释本下云：
卷首列所据以校正者凡四十本①，虽其中不免影附夸多，如所称黄宗羲本，原无成书，顾炎武本、顾祖禹本、阎若璩本，皆所著书引用考辨，实无刻本，又黄仪本，称其书今归新城王氏池北书库，考王士祯殁后，池北书库所藏皆已散佚，见赵执信《因园集》，是其子孙断无收书之事，若士祯存时所收，则书归王氏在康熙辛卯以前，一清年齿亦断不及见也。
《提要》的尊戴抑赵，毋须赘言，但在这个问题上的批评，却不得不承认它是正确的。实际上，全、赵所列的版本之中，并无其书的恐怕还不止五校抄本自云的六本和《提要》指出的黄宗羲本，其他如全、赵均开列的周方叔婴本，赵列的沈氏本等等，是否确有其书，也都大有疑问。
①今注释本卷首所列仅二十九种，《提要》所据是当年浙江巡抚采进的抄本。
我早年对版本的问题曾有一种想法，以为注释本开列周婴本、顾炎武本，顾祖禹本、阎若璩本等等，确有《提要》所说的“影附夸多”之嫌，若能改成顾炎武所见本、阎若璩所见本等等，那就差强人意了。我在《论水经注的佚文》一文中，曾断言顾祖禹和阎若璩都见过一种郦注版本，在那个版本中有有关晋祠泉水的记载。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实在是不够慎重的。
当然，上述学者都曾在他们的著作里或多或少地引及郦注，但是他们自己都不曾说明，他们校勘过哪一种郦注版本，或者是他们所引的系根据哪一种版本。所以后人提出“阎若璩本”或“阎若璩所见本”，同样都是一种推测，这种推测，实际上并不一定可靠。
我在早年整理《水经注》佚文的时候，曾经通读过《大明舆地名胜志》，此书所引的《水经注》条目甚多，于今本为佚文的就超过五十条，其中唯《名胜志》独引的也超过二十条。因此，我一直相信，曹学佺一定看到过一种郦注版本，这种版本必然是相当完整的本子。不久以前，才知道我的这种看法，与事实并不相符。
《名胜志》虽是明末刊本，时间不算很早，但因篇幅甚大，所以现存卷帙不缺的，实在也已不多。我特地到南京图书馆查阅了该馆所藏的一部首尾完整的版本，并且抄录了曹学佺在崇祯三年为此书所作的自序。序云：
予初得《太平寰宇记》抄本，为宋太平兴国间宜黄乐史所撰上者。又得建溪祝穆所编《方舆胜览》，盖麻沙书坊板也。新安汪仲嘉过而谓予曰：是可概括而成书也。予颔之，尚未得其肯綮。既入蜀，作《蜀中广记》，当弋材于二书，又得杨用修家所抄秘阁东阳王象之《舆地纪胜》，象之兄为蜀漕，故于蜀事尤详。然予在金陵时，泛观四库诸书，凡可为各省山川名胜资者，悉标识其端，积有七簏，用二十夫之力舁以相随。未几出峡还闽，简点旧篇，多所残缺。……又过一载，江西方伯李友卿寄宗侯鬱仪《水经注笺》，予亟取而读之，其所有者正不必有，其所无者正不必无，予又愤懑而不之快……
从这段序言中可以看到，除了晚得的注笺本以外，曹氏实在没有什么其他珍藏的本子，则我长期来认为的“曹学佺所见本”，笺注本而已。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曹氏书中的大量郦佚，又是从何处得到的呢？曹氏自序中其实已经说出了此中端倪。曹氏藏书虽然“积有七簏”，但他特别指名的却只有三种，即抄本《太平寰宇记》、麻沙本《方舆胜览》和抄本《舆地纪胜》。曹氏引及的大量《水经注》佚文，大概就是从这些书上转引的。
在我所收辑的郦注佚文中，得自《方舆胜览》的只有一条，我所据的是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一部精抄本，篇幅大概不会比曹氏的麻沙本少，所以三本之中，《胜览》估计不可能为曹氏提供多少郦佚材料。我从今本《舆地纪胜》中辑出的郦佚共有五条，其中也见于《名胜志》的有两条(文字小有出入)，曹氏所得的是杨慎家藏的抄本，内容可能比今本更为完备，则《纪胜》可以为他提供一些郦佚材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曹氏的抄本《寰宇记》，这可能就是他获得郦佚的主要来源。前面已经提及《名胜志》所引郦佚超过五十条，而在这五十条之中，见于今本《寰宇记》的有二十九条(文字小有出入)。我在《论水经注的佚文》一文中指出，目前存在的郦佚之中，《寰宇记》竟四居其一。谁都知道，今本《寰宇记》是个残本，则曹氏的抄本必然是个足本。即使不把他从《纪胜》的所获计算在内，足本《寰宇记》比今本也无非多出郦佚二十余条，这就毫不足怪了。
正因为我多年来曾经相信的“曹学佺所见本”，如上所述，实际上并不存在。则在没有获得确凿的证据以前，不仅“顾炎武本”、“阎若璩本”等不可轻信；“顾炎武所见本”、“阎若璩所见本”等，也不能认为是一定存在的。现在可以这样说，这类版本存在的可能性实在微乎其微。
说到这里，回过头来还得再提一个问题，我们在今天研究郦注版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想，总不外乎弄清郦注版本的发展历史，从而掌握一些好的或较好的版本(特别是现存的)的情况，为今天需要利用郦注的各学科提供方便，也为今后编纂一部更为理想的郦注新版本奠定基础。假使确实如此，那么我认为我在《论水经注的版本》一文中提及的二十几种版本，基本上也已经能够满足这样的需要。因此，再花很大的精力去探索《版本》以外的版本，可能是多余的了。
《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水经注》的珍稀版本
《水经注》一书以版本众多著称，自从北宋元祐前(具体年代不详)和元祐二年(1087)两种刊本问世以后(此两种均已亡佚)，刊本与抄本杂出，历史上曾经流传过的版本，为数甚难估计，即现存的刊本和抄本，总数恐亦不少于五十种。胡适曾于1948年12月在北京大学举办过《水经注》版本展览，当时展出的，就有各种刊本和抄本共九类四十一种。不过在这些版本之中，有的经注混淆，错漏连篇，如明版黄省曾本及吴琯本等均是；有的互相翻刻，名称虽异而其实雷同，如清初流行一时的项本和黄晟本，其实都是明朱谋
《水经注笺》的翻刻本。因此，版本虽然不少，但佳本却并不多，而至今犹存的佳本为数尤稀。兹将我所曾经过目的现存珍稀版本，作一简介如下：
残宋本
这是郦注现存的唯一宋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残存七册，计卷五至八，十六至十九，三十四，三十八至四十，共十二卷，但首尾完整的仅十卷(卷五缺前二十六叶，卷十八仅存前五叶)。书系傅增湘集吴县曹氏及宝应刘氏旧藏而成。书中北宋讳字如匡、玄、殷、贞等均缺笔，但“桓”(钦宗名)、“构”(高宗名)二字却有缺笔，也有不缺笔。可能是北宋藏版到南宋加以修剔印成。故袁抱存在卷末写跋中认为此书是元祐刊本的南宋摹印本，张宗祥和傅增湘在写跋中认为此书是绍兴本，都有一定道理。不过张宗祥写跋中所谓：“大典与此无异同”，认为此书与大典本《水经注》同出一源。经我与大典本核对，两本异处甚多，张氏之说不足据。《水经注》从北宋景祐起缺佚五卷，此书是景祐以后的本子，所以绝非足本。但较之明代坊刻本，优处甚多，仍然很有校勘价值。除北京图书馆所藏原本外，湖北省图书馆藏有过录本一部。
孙潜校本过录本
孙潜(潜夫)校本是清初名本，因为在他的校本之中，除了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外，还过录了明代的两种名本，即柳佥(大中)的正德影宋本和赵琦美(清常)的万历三校本。而此两种明代名本均已亡佚，赖孙潜之功得以流传。所以全祖望在《孙氏水经注再校跋》中说：“柳、赵诸本皆以国初始出，而集其成于潜夫，其功最笃。”胡适在其《记孙潜过录的柳佥水经注抄本与赵琦美三校本水经注并记此本上的袁廷梼校记》(《胡适手稿》第四集下册)等文中，也称道孙潜在这方面的功绩。但孙校原本，民初仅存十六卷，至今已亡佚殆尽。浙江省图书馆藏有过录本一部，系以明吴琯刊本作底，全录孙校本于上，字迹工整，保存了柳、赵、孙三位名家的治郦成果，虽然已非孙校原本，但仍不失为一种价值很高的版本。
何焯校本过录本
何焯(义门)是校勘名家，毕生校书甚多，其校《水经注》于康熙三十三、三十四、五十七各年，共校三次。全祖望在《何氏水经三校本跋》中说：“义门先生《水经》三本，予皆见之。其初校本于甲戌，未见所学，犹不免竟陵气也(驿案，指明竟陵人钟惺、谭元春，只在郦注词章上下工夫)；再校本以丙子，及见顾亭林所校，则进矣；三校本以戊戌，更进矣。”何焯校本是清初的名本之一，对郦注甚多发明。但何氏原本，现藏中国台湾省“中央图书馆”，为大陆学者所不易见。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嘉业堂旧藏何焯校本过录本一部，其书以乾隆黄晟刊本作底，书写工整，过录认真。何焯校本的过录本虽然流行较广，但此本无疑是其中佳本。
佚名临赵琦美、孙潜、何焯等校本
此书是南京图书馆所藏的八千卷楼旧藏，其书不知何人临写，但卷中有全祖望门人董秉纯藏书章，渊源于此可见。此书临写者显然是花了很大工夫的，因为卷中临写的著名郦学家校语，除了明赵琦美、孙汝澄(无挠)外，还有清孙潜、何焯、杭世骏(董甫)等人，熔明、清治郦名流于一炉，读此一编，可以观摩各家治郦之心得，收事半功倍之效。其书临写认真，字迹清晰，虽然过录的郦学家人数和校语均较多，但其书写，眉目清楚，各家分列，绝不相混，所以也是一种珍贵的版本。
王礼培校本
武汉大学图书馆藏有宣统三年湘乡王礼培批校本一部。其书以万历四十三年朱谋自刊《水经注笺》作底，用五色圈点批校，过录治郦名家的校语。其中绿笔依朱子臣，蓝笔依陈明卿，紫笔依钟惺、谭元春，墨笔依何义门，朱笔是王礼培自校。以上各家中，除了何焯一家外，其余各家，多是郦学家中的词章学派人物，所以此书可谓集郦学词章学派的大成。美中不足的是依钟、谭的紫笔已经褪色，无法辨认，不过这方面的缺陷，现在尚可从崇祯严忍公刊本(北京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均有藏)得到补足。王礼培校本不仅其五色批校弥足珍贵，其底本即万历四十三年的朱谋自刊本《水经注笺》，至今也是难得的版本了。
孙沣鼎批校殿本
上海图书馆藏有前上海合众图书馆旧藏孙沣鼎批校的武英殿聚珍本一部。殿本是郦注版本中最通行之本，本来无足稀罕，但此一本却不同，由于孙氏的批校，涉及郦学史上赵戴相袭的一件大事，所以极其珍贵。孙沣鼎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在此书写跋中云：“今年夏，门人范封以武英殿聚珍版本来质，其校自休宁戴太史震。……沣案，太史所校与宋本、朱氏本互有异同，而文字差显易。吾友朱上舍文藻自四库总裁王少宰所归，为予言，此书参照同里赵□□(驿案，当是东潜或诚夫二字)一清校本，然藏太史无一言及之。”对于赵戴《水经注》案，一般均认为始于赵书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刊行以后，因戴震门人段玉裁见赵书与藏书“十同九九”，疑赵书袭戴，致函赵书的整理者梁玉绳责问(函存段氏《经韵楼集》卷七)，于是争端遂起。而据孙沣鼎的写跋，可知早在四库馆内，已有戴书袭赵的物议。因为赵书虽然刊在后，但成书早于戴书，四库馆内存有浙江巡抚呈进的赵书抄本，四库馆臣早在馆内见到此书。孙氏写跋中的朱文藻是赵的同乡杭州人，曾因大学士王杰(即孙跋中的王少韦)引见，入京参与四库编校工作，奉敕在南书房考校，其所传馆内故事，必不致有讹。所以孙氏批校的殿本，不同于一般，在郦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全祖望五校抄本
据董小纯《全谢山年谱》，全氏于乾隆十四年始校《水经注》，至十七年而七校毕。但因一校至六校均未见稿本流传，全氏身后一百三十余年，先后经王梓材、董沛整理的七校本才刊行问世。七校本卷首，刊有五校本的题辞与序目，由此可知，其五校亦有稿本。由于全氏身后文稿散佚，其书为后人所整理，以致有些学者认为七校本是赝品。清末王先谦主编《合校水经注》，七校本的成果就只字未予收入。胡适贬低七校本，竟认为卷首题辞、序目，均是王梓材所伪造，斥责王是“白日见鬼”(《胡适手稿》第二集上册)，而七校本则“是一个妄人(驿案，指董沛)主编的，一个妄人(驿案，指薛福成)出钱赶刻赶印的一部很不可靠的伪书”(《胡适手稿》第二集下册)。抗战胜利后，发现此全氏五校抄本收藏于天津图书馆之中，胡适才承认七校本的题辞和序目均非伪造，承认王梓材“钞写谢山校语确很严谨”(《胡适手册》第六集下册)。我于一九七九年始在天津图书馆获见此书，书系四明卢氏抱经堂旧藏，全书八册，系小山堂抄本，每页板匡上下，有大量赵一清的校语，故此书实合全赵二家治郦的精华，其价值远在坊刻七校本之上。
水经注疏证
沈钦韩(文起)撰《水经注疏证》，始于嘉庆十一年，成于道光元年，历时达十五年之久，其书未刊，但《清史稿·艺文志》及《汇刻书目》等均有著录，惜民国以来，书稿失传，无人知其内容。一九四七年底，此书稿本突然在西安图书馆发现，成为郦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现原稿本藏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有抄本一部。全书三十五卷，分装八册。段熙仲教授在《沈钦韩水经注疏证稿本概述》(《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三辑)一文中，盛赞沈氏此书：“沈氏以史学名家兼治地理，其态度严谨，真所谓一字不苟。”案沈氏此稿，系以武英殿本作底，卷内除了沈氏所作的许多疏证外，还改正了殿本的不少刊误。所以此书不仅于郦学有功，而且于殿本有功，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稿本。
除了上述珍稀版本外，还有其他一些较有价值的版本，如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何焯、顾广圻校明抄本，王国维校明抄本(不同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水经注校》)，天津图书馆所藏的明练湖书院抄本，上海图书馆所藏的王梓材原藏全谢山水经注重校本，陈劢录本全校水经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藏的杨、熊水经注疏抄本等。上述各本，我也曾经过目，它们在郦学史上，也都有较高的价值。
《郦学新论——水经注研究之三》
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汪辟疆与《水经注》
汪辟疆(1887—1966)，名国垣，号方湖，江西彭泽县人。长期任教于南京大学及其前身中央大学，是近现代的著名学者，生平对《水经注》有精湛研究，是一位著述丰富的郦学家。汪氏何时开始研究郦学，《汪辟疆文集》①卷末他的学生程千帆所撰《后记》中有一段说明：
汪老师在抗日战争以前，虽然也常和学生们谈到《水经注》的可贵，但专门致力于这部书的研究，则开始于抗日战争中住重庆时。一九三九年，李子奎将熊会贞受杨守敬遗嘱，以惊人毅力完成的《水经注疏》带到了重庆，拟请老师设法刊印，这在当时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老师从事于《水经注》的研究，这件事可能是一种契机。
这段文字中述及李子奎(魁)的几句，其实是李的盗名作伪，以下将再论及。但李的这一次与汪氏见面，成为汪继续深入研究郦学的“契机”，大概是确定的，我们可以引汪氏所撰《〈水经注〉的版本和整理工作》一文中的一段相对照：
在抗战初起的时候，我因避乱到重庆乡间居住，偶然把手边戴校《水经注》从头到尾细细读了一遍，就马上感受尚有不少的困难问题。那时很想搜集众本，再来一次校勘工作，但是因为借书困难，而我行箧所携，只有赵一清乾隆五十一年重刊本和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不全稿本，后来又借到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仍然缺乏甚多，这工作只好搁下。
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汪氏在此文中提到的他的行箧中的“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不全稿本”，显然就是李子魁1939年携往重庆去见他的所谓“稿本”。此“稿本”，汪氏曾请章士钊设法刊行，但不获成功，所以有一段时期曾置于汪氏处。汪氏于抗战初随中央大学溯长江西行入蜀，后来撰有《西陵竹枝词》九首，收入《峡程诗纪》①篇中，其序言中提及：“三峡之说，至为歧异，今按杨守敬《水经注疏》卷三三‘江水又东迳广溪峡’句下，杨氏疏云：……”此处汪引杨疏二百七十余字，文字与今北京本及台北本颇有不同，足见汪所引者，即是李子魁携渝的所谓“稿本”。汪氏在其《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一文中说：“稿凡数本，其一本，为‘中央研究院’所得；其誊清正本，则仍在李子奎处，今余所及览者，则李君所藏之正本也。”汪氏把李子魁的所谓“稿本”称为“誊清正本”，这就是我在拙作《关于〈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一文中所说的：“有些一心一意做学问的人，常常容易受骗上当，这叫做君子可欺以方。”不过李子魁的“稿本”，却也绝不是李的作品，本文下面将要论及，乃是杨熊早年所撰述。而汪氏治郦除此本以外，还有殿本、注释本、合校本以及《水经注集释订讹》等各本互相参照，所以并不影响汪氏的研究成果。汪氏的治郦成果，曾经公开发表而现在尚可获致的，约有下列各种：
①《汪辟疆文集》第1045—1060页。
①此题目为本书作者所加
在汪氏所撰的《水经注》研究诸文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1971年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杨熊合撰水经注疏》把此文置于卷首，具有代序言的性质，中华书局编辑部在卷首附有《〈杨熊合撰水经注疏〉稿本提要》一篇，篇末云：
辟疆先生长文，泛论明清以来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而归结于杨熊书之精义入神，其于此籍之崎岖历尽，娓娓详尽。倘此文不作，至今无复余人能道，有关掌故，后世懵焉而已。是知辟疆先生固因杨熊书而发为雄文，杨熊书因辟疆先生之文愈显光芒，可谓相得益彰者矣。
这段话一方面概括了汪文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则指出了汪文的重要价值，可谓深得汪文之要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前面已经提及，汪氏曾说：“今余所及鉴者，则李君所藏之正本也”。说明汪氏既未见今北京本的底本，也未见台北本的底本，而所谓李子魁的“正本”，实在并非《水经注疏》的真本。汪氏据这个“正本”撰写他的这篇宏文，则汪氏此文是否具有价值？事实是，汪氏虽然未见杨熊真本，但汪氏此文的价值却不容怀疑。这是因为，李子魁的这个所谓“正本”，其实也是杨熊早期的作品。虽然不能与熊氏最后稿本即台北本的底本相提并论，但大体上仍然粗具《水经注疏》的规模。此事之所以能够调查清楚，倒是全赖胡适的考证功夫。事实是这样，李子魁以这个本子上的两卷，于1947年发表于湖北师范学院的《史地丛刊》之中，为胡适所见，胡作了仔细核对，并且评论说：
民国三十六年到三十七年，李子魁在湖北一个师范学院的学报上发表了所谓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第一卷、第二卷，我曾于前两年见过“中央研究院”寄存商务印书馆的《水经注疏》四十大本，我颇疑心李君发表的材料，不是《水经注疏》的真本。……民国三十七年九月，我在南京，又借了《水经注疏》四十册稿本(原注：此时稿本已在中央图书馆)来看，同时又借了国立编译馆收买的《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稿本(原注：即第四部要删)来对勘。我对勘的结果，证明了李子魁发表的，是他把杨熊两公的四部《水经注疏要删》合并编纂而成的，用王先谦的合校本作底本，其中采用《要删再续补》的最多。①
其实，除了胡适的考证以外，对于这个本子，李子魁自己也有所交待。因为他除了在《史地丛刊》发表了《河水》二卷外，又于1949年出了一个《河水》三卷本，由武昌亚新舆地学社排印，卷首有向宜甫序，其中说到：
余于一九三九年冬季晤李子魁教授于重庆沙坪坝，尝为余道其遗事，并搜集散稿，钩稽群籍，更改体例重加整理，汇订成书。
由此可知，李子魁携往重庆的《水经注疏》，其实就是拼凑各本《水经注疏要删》而成的本子。在那个时代，国内仅有的两种《水经注疏》稿本，一本由“中央研究院”委托商务印书馆保藏(后转到中央图书馆)，另一本则在汉口书商徐行可手中，研究《水经注》的学者，除了极个别的如胡适以外，谁也没有看到过这些本子。当时学者议论《水经注疏》，实际上都据各本《水经注疏要删》。由于《要删》具有《水经注疏》底本的性质，所以所有这类议论，包括汪氏的这篇宏文在内，应该说虽不中亦不远矣。
①《熊会贞遗言》，《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
在近代郦学家中，汪辟疆的研究侧重于《水经注疏》，他不仅研究此书的本身，而且还为杨熊撰写传记。他对《水经注疏》推崇备至，指出“其书精诣，有突过前人者”的四个方面，即：一、确定朱本为正文，而据赵戴或己见以订正之；二、详著注文之出处，以见郦氏删取群书之迹；三、博采经传雅记，三五互证，以疏郦注之凝滞；四、细按地记图反复校雠，以弼郦亭之违失。这四条中的第一条，他显然从李子魁窜改过的所谓《熊先生补疏〈水经注〉疏遗言》中得到，其余三条则得之于李子魁携渝之本，实即各本《要删》，所以基本上仍是杨熊治郦精神。汪氏在《水经注疏》的版本上受人之欺，其责不在汪氏，而从他对于杨守敬刊于《水经注疏要删·自序》之后的所谓己卯《叙语》一事的判断中，说明他是非分明，处事公正，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
所谓己卯《叙语》，是指光绪己卯(1879)杨守敬自称潘存崇扬杨的一篇《叙语》①，《叙语》大大称赞了杨氏的著作如《历代舆地图》、《〈隋书·地理志〉考证》和《水经注疏》。杨氏把这篇《叙语》收入于《要删》和他自编的《邻苏老人年谱》，而其实，在光绪五年，《叙语》称赞的这些著作，有的没有出来，有的没有完全出来。胡适对这篇《叙语》的评论是②：
潘存在北京做京官，待杨守敬有大恩，杨守敬要报潘的大恩，故要在他的大著作里，留下这位死友的姓名，这大概是捏造这篇《叙语》的一个用意吧。
胡适又说：
这一篇杨守敬的自赞，太过火了，就露出马脚来了。光绪己卯(五年)，他只有四十一岁，他刚刚到武昌做卖书生意，何处有《历代舆地图》！何处有《〈隋书·地理志〉考证》！更何处有《水经注疏》！
①《叙语》全文载拙作《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及其〈水经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四辑。
②《跋杨守敬论〈水经注〉案的手札两封》，《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
胡适的批评没有错，但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出言未免过于尖薄，汪辟疆对于己卯《叙语》意见，其实与胡适相同，他在《水经注疏》一文中，首先考证了潘存(孺初)的行历：
孺初于学靡不通，读书能看透数层，又熟精掌故，工文事，承修疏稿，传诵一时，悉经先生改定，书法尤自喜。
汪氏对潘存作了许多褒赞，因为杨守敬假潘存之名吹嘘自己，其责不在潘存，但既然事涉潘氏，对他就必须有一番公正的评价。至于《叙语》的本身，汪氏说：
据此，则杨氏《水经注疏》一书，在光绪五年以前已有成书矣。然实则刊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按：指《要删》)，其前三年癸卯，杨氏跋潘氏后又云：此文潘先生孺初二十年前题语也，今先生墓木已拱而吾书方成。据此又可断定，光绪初元杨氏实未成书。然而潘氏题词，其为杨氏伪撰，托孺初先生以自重其书无可疑也。
与上述胡适的评语相比，同样的结论，但汪氏却说得平心静气，公正有理，表现了他的学者风度。杨守敬、熊会贞是师生关系，熊会贞事师恭敬诚笃，人所共知。师生合作撰写，熊氏尤逾格自谦，《水经注疏》一书，熊氏倾其二十余年精力，但在《十三页》却说：“文先生三分之二，会贞三分之一。”对于杨熊在这方面的关系，汪辟疆在仔细揣摩注疏文字以后，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论。他在《杨守敬熊会贞传》中指出：“实则郦疏泰半出自熊氏，其自言，疏文杨师三之二，会贞三之一者，盖谦辞也。”对于《水经注疏》以外的其他地理著述，汪氏也指出：“守敬多所研治，未能专力亥步，乃悉以委诸熊氏，故杨氏舆地诸书，几尽出会贞之手，书成缮写，守敬仅加序跋而已。”对于杨熊师生在著书立说中的这种故事，历来学者不是没有所见，但由于杨氏盛名，而且事涉关系密切的师生之间，所以迄未有人论及于此，汪辟疆实是在这方面进行议论的第一人。《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这是不容含糊的大事。何况在《水经注》一书的历史上，已经有过绵延二百余年的赵戴一案，汪氏在这个问题上的秉笔直书，正是他对后世学者负责的行为。台北中华书局编辑部所说：“倘此文不作，至今无复余人能道，有关掌故，后世懵焉而已。”或许就是指此。
对于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一书中的毕生辛勤及其最后的不幸遭际，汪氏所记特详，为一切同类著述所不及，字里行间充满了汪氏对熊会贞学问事业上的钦佩、处世为人的崇敬及其最终结局的同情。他在《杨守敬熊会贞传》中，推崇熊氏《水经注疏》中的耕耘业绩和卓越成就：
故守敬卒后，会贞居菊湾杨氏故庐，又二十二年，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次写定。于是每下一义，妥弭宁极，淖入凑理，钩深致远，实迈其师。方诸挽近，郑堂之补惠《易》，叔晚之补《论语》，或犹过之。
对于熊会贞的最终不幸，虽然曾有刘禺生及向宜甫记及，但不仅所记不详，而且与事实亦有出入。刘禺生记云：“杨氏后人，阴售疏稿，图断会贞生计，会贞郁郁寡欢，因而自裁，与稿俱逝，时民国二十五年五月也。”①而向宜甫所记尤为疏略：“顾昊天不悯，熊氏竟自缢逝世。”②其实，熊氏之死很有一段曲折过程，在今天我们能见的记载中，只有汪氏把这种过程和盘托出，他在《熊会贞遗书》一文中说：
守敬临卒知郦疏为必传之作，遗命分年谷八十石佐熊氏膏火，仍嘱其子馆熊于家，一如杨氏生前。故杨卒而熊仍居菊湾杨宅，历二十二年不少懈。其专力于此疏，有如此者。会贞卒之前一年，召杨氏子孙及守敬旧交宴之，手奉郦疏全稿置案上(按：此当是今台北本之底本)，曰：某遵师命补疏，今略已就绪。惟镂板不容缓，师临终资某膏火，丝毫未敢领，今愿以此为刻书之资，区划悉听公等。杨氏子孙颇有违言，会贞亦返枝江，既愤杨氏子孙无刻书意，而流言日滋，且诮其老悖者。会贞大愤，绝食数日不死，终以剃刀自刎，时二十五年三月某日也。
①刘禺生：《述杨氏〈水经注疏〉》，《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武昌亚新舆地学社1949年排印本《水经注疏》序言。
汪氏在上文中所记的唯一错失是熊会贞的去世日期，汪言二十五年三月，实应为五月。按：《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八、九合期(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一日出版)有题为《熊会贞先生逝世》的报道一篇，谓其去世在5月25日，当属可信。吴天任称汪辟疆所以致误之由：“汪传称三月卒，殆换算阴历有误所致。”①因此年5月25日是夏历四月初五。汪在《杨守敬熊会贞传》中亦有此误，大概都是这个原因。
如上所述，汪辟疆在《水经注》研究，特别是在《水经注疏》与一代著名郦学家杨守敬、熊会贞的研究方面，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当然，由于李子魁的干扰，也给汪氏的研究工作造成一些缺陷。这中间主要是前已述及的，由于李子魁的欺骗行为，使汪氏把一部李杂凑而成的杨熊旧作误作《水经注疏》的“誊清正本”。汪氏在向章士钊推荐此稿所作的诗中，竟有“杨熊行辈谁敢卿，李子负书世所惊”的句子，足见他受骗之深。李子魁当年对汪氏的欺骗行为应该说相当高明，他自知假使此稿由他一人单独携渝，则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为此，他在汪氏面前曾声称此稿是由熊会贞的儿子熊小固(心赤)与他共同携渝的。所以汪氏在《总成绩》文后的《附记》中说：“宜都杨守敬、枝江熊会贞《水经注疏》四十卷稿，今由熊先生哲嗣小固及李子魁君运渝。”其实，汪与熊绝未见面，全是李的一面之词。
今年10月，熊小固之子熊茂洽因事来杭州，曾到舍下与我详谈此中经过。熊小固确于1939年9月到过重庆，当时，他因受四川广安中学之聘去该校执教，而熊茂洽则随父去该校初中就读。据他回忆，船抵重庆已薄暮，在渝仅一宿，次晨即换舟溯嘉陵江去广安，绝未有《水经注疏》稿，亦绝未有与汪辟疆见面之事。汪氏在《附记》中说：“李君追随熊崮芝先生最久，私淑邻苏，而又亲佐熊先生钩稽群籍，襄此鸿业。”这段话的来源，当然也是李在汪面前的自我吹嘘。李在其《述整理〈水经注疏〉之经过》②一文中曾说：“顾天不假年，熊先生逝世，易箦之前，曾致余书，谓《水经注疏》初稿已成，惟踳驳之处多，急当修改，年华已暮，深恐不能勒为定本，望即南旋，以续整理之业。”其实，据熊茂洽面告，熊与李原来并不相识，李从北平返回湖北，因找不到工作，以枝江同乡的关系，托熊谋事，熊为他介绍到武昌一私立中学任教。熊去世以后，他又以这种关系，因缘进入杨宅，名为整理《水经注疏》，实际上却做了许多鱼目混珠之事。详情已见拙撰《关于〈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①一文中，这里不再赘述。所以胡适在其《手稿》第五集中册全文刊载汪氏《总成绩》的《附记》之下加批说：“《水经注疏》稿本每卷有李子魁擅添‘枝江后学李子魁补疏’一行，此可见作伪的用意。”又说：“可见此人是存心盗名，有意作伪的。”
❖
🔊 本页支持朗读：点屏幕底部控制条即可听书（Chrome / Edge / Safari 支持）。
若未出现控制条，说明当前浏览器不支持语音朗读。